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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戒客氣

蔣介石日記中常見“戒客氣”的記載。所謂客氣，指的是一種虛驕之氣。《宋書·顏延之傳》稱：“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蜌馓搹垼�曾無愧悔�！币虼�，宋明時代的道學家也將“戒客氣”作為修養(yǎng)要求。

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蔣介石批評自己的虛驕之氣始于1919年。當年2月4日，蔣介石出席許崇智的晚宴，席間，蔣介石“客氣與虛榮心并起，妄談孫先生事”，當日即懊悔無已，在日記中自責，認為自己的言談“不覺自暴其夸鄙，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難得，檢討原因，認為自己“性近暴慢，常以盛氣凌人，而無休休有容之襟度”，所以有才之人不易為己所用[1]。

此后，蔣介石即將“客氣”作為自己修養(yǎng)中的大敵之一，稱之為“兇德”。1919年9月9日日記云：“言多客氣，為人所鄙，良用慚咎。謹其言，慎其行，自強其志，不徇外為人，立身之本也�！蓖�年11月24日日記云：“近日思想漸趨平實，欲改就社會上做一番事業(yè)，奈私利心、野心、客氣終不能消除何！”

蔣介石認為：“客氣”的表現(xiàn)之一是“言語輕肆，舉動浮躁”，針鋒相對地提出：“吾守吾拙，無忤于人”[2]。表現(xiàn)之二是氣質(zhì)漲浮，行為佻達，說話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無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記稱：“人之是非好惡，己之愛憎取舍，默會于心，斯得之矣，何以言為哉！”

1923年7月16日，蔣介石清晨醒來，自省差誤，認為自己“為人所嫌棄者乃在戲語太多，為人所妒忌者，乃在驕氣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輕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后要“謹然自持，謙和接物”。他表示：“寧為人笑我道學，而不愿人目我為狂且也。”

五　戒名利諸欲

道學家既反對縱情聲色，也反對沉溺名利，視之為“膠漆盆”，要人們通過修養(yǎng)，從中滾脫出來。南宋淳熙八年（1181），陸九淵到朱熹的白鹿洞書院講學。陸的講題是《論語》中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二語。他說：“今人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朱熹對他的這段講詞非常欣賞，認為“切中學者深微隱痼之病”。

蔣介石早年修身時，也很注意戒名利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勵：“主靜主敬，求仁學恕，寡欲祛私，含垢明恥”，明確地要求自己“寡欲”。6月24日日記云：“今日餒怯有余，謹慎不足，終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于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蔣介石這里所說的“敬”，指的是敬于所事；“�！�，指的是“�！庇谒�欲。蔣介石要求自己將事業(yè)放在首位，而不岌岌于求名求利。這一層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則日記中表述得更清楚：“事業(yè)可以充滿欲望，欲望足以敗壞各種事業(yè)，不先建立各種事業(yè)，而務謀饜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貪。蔣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別注意戒“貪”，保持廉潔。1921年，蔣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銷較大，欠下一批債務。次年9月，孫中山命他去福建執(zhí)行軍務，蔣乘機寫信給張靜江，要求張轉(zhuǎn)請孫中山為他報銷部分債務。寫信之前，蔣矛盾重重，思想斗爭劇烈，日記云：“今日為企圖經(jīng)濟，躊躇半日。貪與恥，義與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zhàn)勝貪字，此心超然于利義之外，豈不廉潔清高乎！一身之榮辱生死，皆為意中事，安有顧慮余地乎！”1923年7月，蔣日記有云：“戲言未成，貪念又萌，有何德業(yè)可言！”可見，像他努力戒色一樣，對“貪念”，也是力圖遏制的。

蔣介石長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場，習染既久，難免沾上奢侈、揮霍一類毛病。1920年歲末，蔣介石檢點賬目，發(fā)現(xiàn)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之譜，頓覺驚心，嚴厲自責說：“奢侈無度，游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勤、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兩家著名的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逸樂漸生，急宜防慮�！蓖�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于腐化”，曾嚴厲自責：“將何以模范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道學家大都要求人們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類清苦生活。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在這一方面同樣受到道學的影響。

在道學家的修養(yǎng)要求里，寡欲，不只是寡于物質(zhì)生活，也包括求名一類精神生活內(nèi)容。在這一方面，蔣早年對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記云：“好名之念太重，一聞蜚語，即覺自餒，是不能以革命主義為中心，而以浮世毀譽為轉(zhuǎn)轂，豈得謂知本者乎！”

六　其他

誠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范疇，原意為信實無欺或真實無妄，后來被視為道德修養(yǎng)的準則和境界。《禮記·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睂ⅰ罢\”視為天的根本屬性，要求人們努力求誠。在《中庸》有關(guān)思想的基礎上，《大學》進一步將“誠意”作為治國、齊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后，道學家無不尊誠、尚誠。北宋的周敦頤將“誠”說成“圣人之本”，要求人們經(jīng)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后，回歸“誠”的境界。

蔣介石深受道學影響，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誠、尚誠。1922年11月20日日記云：“率屬以誠為主，我誠則詐者亦誠意矣！”這里，“誠”被蔣介石視作一種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記云：“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且弄巧易成拙，啟人不信任之端�！边@里“誠”被蔣介石作為處理人際關(guān)系的準則。1924年5月3日日記云：“機心未絕，足墮信義與人格�！边@里，“誠”才被蔣介石作為一種道德修養(yǎng)準則。

然而，政治斗爭講究手段、計謀與權(quán)術(shù)，即所謂縱橫捭闔，不可能和“誠”的要求契合無間。1926年以后，“誠”字就少見于蔣的日記了。

道學家不僅提出了諸多內(nèi)心修養(yǎng)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體外貌方面也有許多規(guī)范。朱熹寫過一篇《敬齋箴》，要求人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在這方面，蔣介石也是身體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記云：“蒞團部時履不正，為屬下窺見，陡覺慚汗�！苯�年來出現(xiàn)若干影視作品，其中的蔣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這是符合蔣的性格的。

七　結(jié)語

道學形成于宋明時代，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統(tǒng)治思想，也是中國儒學發(fā)展的一個特殊階段。其總體作用在于將傳統(tǒng)的儒學倫理規(guī)范哲學化，以便進一步強化其教化作用，借以整飭人心，調(diào)節(jié)社會矛盾，鞏固既定社會秩序。但是，其中，也包含著若干合理因素。

蔣介石少年頑劣，時代的激流將他推進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學日本，歸國革命，追隨孫中山。這樣，蔣介石早年就具備了兩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兩種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長期共存�？梢钥闯�，在他登上政治舞臺的漫長過程中，道學曾促使他勵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這也使他比較拘守傳統(tǒng)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邁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中國近代日益復雜的社會生活中，辨潮流，識方向，作出正確抉擇。

中世紀的修養(yǎng)方法無法完全適應近、現(xiàn)代的社會生活，這是自然的。  

[1]　《蔣介石日記類抄·學行》，1919年8月26日。

[2]　《蔣介石日記類抄·學行》，1922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