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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下關食堂與小賣鋪

過高粱橋不遠，這條街就該往西拐了，拐過去叫北下關。拐角處有家飯館兒，綠色的木頭門窗，門上方有個木頭牌子，寫著“北下關食堂”。

每天中午這里格外熱鬧，趕馬車的車把式把馬車停在門口兒，讓牲口吃著草料，他們到食堂來碗“洋火燒”（后來才知道，這東西學名叫鹵煮火燒），再打三兩一毛三的白酒。吃飽喝足，暈暈乎乎地接著趕路，那種感覺簡直賽過神仙。

富人有富人的享受，窮人有窮人的樂子。現在的人就算喝一萬塊錢一瓶的洋酒，估計也很難達到車把式們喝“一毛三”時候的快感。

胡同里富裕的人家，趕上飯口，會讓孩子拿個鐵鍋，端上一碗“洋火燒”回來吃。其實到食堂吃更省事，但是人家要的是孩子端著鐵鍋走過胡同的那個過程。鄰里們會投來贊許的目光，嬸子大媽們會議論，“人家誰誰家那日子，過得真不錯�！薄笆茄�，出去倆啦。”她們管孩子上班兒叫“出去”。

記得文革結束后的某一天，父親補發(fā)了點兒工資。母親非常高興，給了我九分錢，讓我去北下關食堂吃一碗餛飩。賣餛飩的是小明子他媽（小明子是我小時候的玩兒伴），她給我盛了滿滿一碗，小心翼翼地替我端到桌子上。那種味精、醬油夾雜著香菜的香味兒，現在想起來還流口水。

后來北京出現了個體戶，我一個小學同學的爺爺會面案上的手藝，推個三輪車，在食堂門口兒賣螺絲轉兒、糖火燒、糖耳朵之類的面點，搶了飯館的生意。氣得小明子他媽站在餛飩鍋旁邊罵，“這老家伙，又來啦！”

北下關食堂往西不遠是個小鋪，賣煙酒點心。過去人喝酒一般喝不起瓶裝的，喝酒的人家都有個酒瓶子，家長讓孩子拿著瓶子到小鋪打酒。

小鋪的譚爺爺慢吞吞地接過酒瓶子，在瓶口兒插上漏斗兒。然后拿掉酒壇子上面裹著紅布的蓋子，用提子打出酒來，小心翼翼地倒進漏斗里。酒倒完了不馬上把提子拿開，一直等到最后一滴酒滴進瓶子里，他才滿意地把提子放回去。

小鋪還賣煙。印象最深的是工農煙，兩毛錢一包，整好一分錢一根兒，所以可以一根兒一根兒地零賣。我們小時候學壞抽煙，拿著一分錢去買煙。譚爺爺問，“給誰買的？”我一臉真誠地回答，“我舅舅來啦�！弊T爺爺一邊從煙盒里取出一根兒煙，一邊念叨，“你媽真摳門兒，來客人就買一根兒煙�！�

我心中暗笑，“這譚爺爺，老糊涂了都！”

冬儲大白菜

小鋪往西兩百米，是北下關菜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快入冬的時候，賣冬儲大白菜的情景。

快入冬的時候，菜站忙活起來了，賣冬儲大白菜。只要有卡車往菜站門口一停，大伙就趕緊往家跑，拿錢去。那時候的人有福同享，邊跑邊喊，“來白菜啦！”屋里的人聽見之后，趕緊翻箱倒柜拿錢。

不一會兒菜站門口兒就排起了大長隊。其實不用排隊過兩天也能買著，但是人們都在那兒排著。這是物質極度匱乏時期落下的病根兒，生怕東西賣沒了。

排隊還不老老實實排，后面的拼命往前擠，前面的玩兒命往后拱，隊伍像條蟒蛇，左右擺動著。有那剛吃完飯的，把屎都快擠出來了，跟后邊的人說，“我上趟廁所，一會兒還排這兒�！�

有人低聲說了一句，“來啦，來啦！”賣菜的推個地秤出來啦。大伙看見他就好像看見了人民大救星，激動地喘著粗氣。有那心臟不好的老太太，還往嘴里塞了一粒速效救心丸。

大伙越著急，賣菜的越不急，他得多享受一下兒萬眾矚目的感覺。他拿起罐頭瓶子喝了口水，又整理了一下兒臟兮兮的藍大褂兒，抻了抻花套袖，猛吸了兩口嘴里的煙屁，用鞋底子給捻滅了。伸著脖子往隊尾看了看，用冷酷而低沉的京片子腔說了一聲，“再擠不賣啦！”

這話很有震懾力，現場馬上肅靜。偶爾有個小孩冒出一句，“姥姥，咱買多少斤呀？”他姥姥趕緊用手把孩子嘴捂住，生怕惹惱了賣菜的，轉身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