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節(jié)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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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伙妄想利用“伍豪事件”擺平周恩來，知情的康生此刻卻裝聾作啞，一聲不吭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中，那些陰謀家、野心家們得出的一條重要“革命”經(jīng)驗是：一個人如在建國后十七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資產(chǎn)階級路線錯誤”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這個人因有“歷史問題”而被定為“特務(wù)”、“叛徒”，那將被徹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正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殺、迫害老干部，實現(xiàn)篡黨奪權(quán)陰謀的一大伎倆。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從1966年9月起，各地成立了一些“揪叛徒”組織，利用這些組織去查找一些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舊報紙，從其中找“叛徒”；他們還批準這些組織以“中央特許”和“中央專案組”的名義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審訊和查閱機密檔案；或把歷史上早有正確結(jié)論的事件重提出來，把水攪渾；或無中生有，隨意栽贓，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陶鑄、劉瀾濤等一大批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就是被他們用這種卑劣手段打成“叛徒”、“特務(wù)”的。
在這場“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來也沒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周恩來。
1967年夏，天津南開大學(xué)的紅衛(wèi)兵組織在查閱1932年的上海舊報紙時，發(fā)現(xiàn)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chǎn)黨啟事》。《啟事》原文稱：“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chǎn)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fā)展紅軍牽制現(xiàn)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jié)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于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dǎo)之中國共產(chǎn)黨。”《啟事》的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當造反派頭子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后，于5月12日將這一《啟事》的抄件送與江青。本來，這是30多年前由國民黨反動派和黨的叛徒顧順章合謀偽造誣蔑我黨和周恩來的事件，在黨的歷史上早已作了澄清。1943年在延安整風(fēng)會上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都做過匯報。但是，江青卻如獲至寶，認為這是打倒周恩來的絕好“材料”。在與“中央文革”一伙密謀一番后，江青采取突然襲擊手段，于5月17日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陰險地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談。”同時，隨信附上紅衛(wèi)兵交來的“材料”。
江青此舉，實際上是逼周恩來作出交代的通牒，是從背后刺向周恩來的一把暗劍。這些，從康生的一些舉動中也可得到印證。當時作為中央特科負責(zé)人之一的康生，對國民黨偽造這個啟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兩個提到所謂“伍豪脫黨啟事”的材料上寫過：“這完全是造謠誣蔑……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志早已到蘇區(qū)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件事”。然而，此時此刻，當江青欲以這一事件置周恩來于死地時，康生卻裝聾作啞，一聲不吭。
對江青的居心叵測，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然而，周恩來知道，對江青一伙，僅僅進行反駁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造成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就是前車之鑒。
試想一下，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這樣一件中央知道并且在黨的兩次代表大會上作過結(jié)論的事，在那人妖顛倒的年代轉(zhuǎn)眼間就被定性為“叛徒集團”。那么，誰又能保證“伍豪等脫黨啟事”不會演繹成第二個“叛徒集團”？也許，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誣陷“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才敢明目張膽地以“伍豪啟事”來誣陷周恩來。更為要緊的是，周恩來想到：如果他在這個時候被打倒，并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是關(guān)系到黨和國家的事。他深知在當時的情況下，自己負有一種別人無法替代的責(zé)任與使命。陶鑄被打倒了，幾位老帥和幾位副總理也因“二月逆流”靠邊站了，唯有他才能爭得毛澤東的支持，和黨內(nèi)的正義力量一起，與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相抗衡。而一旦他被打倒，林、江兩個集團將更加肆無忌憚，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安危將不堪設(shè)想。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周恩來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所以在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來斷然放下手頭各事，親自調(diào)閱了1932年上海各種舊報，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連日因忙于四川和內(nèi)蒙問題，并同內(nèi)蒙軍區(qū)請愿戰(zhàn)士分批談話，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閱上海各報。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轉(zhuǎn)來各件。現(xiàn)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偽造啟事，它是先在《新聞報》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面就向申報館設(shè)法，結(jié)果，《申報》20日、21日登出偽造的啟事，22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拒絕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偽造啟事的辦法。我在記憶中，有通過申報館設(shè)法否認的處置，但結(jié)果不明。16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兇犯周恩來、趙容（即康生）之前，現(xiàn)在證明我記錯了。查遍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fā)相繼叛變后的上海各報，并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wèi)兵也未發(fā)現(xiàn)另一啟事，可見在我的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shè)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發(fā)生的，所以，我只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現(xiàn)在，把四中全會后與此有關(guān)的編為大事記送閱，同時，送上報道最詳?shù)纳虾！稌r報》1931年11月12日合訂本一冊，《申報》1932年1月2日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傳閱送上各件后，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周恩來
5月19日夜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顯然，毛澤東沒有搭理江青的企圖。1967年底，北京有一學(xué)生給毛澤東寫信，重提“伍豪等脫黨啟事”，毛澤東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周恩來先后將載有偽造啟事的報紙和他給毛澤東的信及毛澤東對此事的批示拍照存檔。1968年1月，他又給江青寫了一封信，告知她將有關(guān)材料存檔的事，并說：“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運的，均知其仿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風(fēng)，下半年開的中央會上已原原本本談過。今年有暇，我當在小碰頭會上再談此事，并予錄音，記入中央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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