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jié)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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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加強君權(quán)與中央集權(quán),御史臺的職能也強化了,集監(jiān)察、彈劾、審判于一體。御史們對宰相、宦官、軍事機構(gòu)和皇親貴戚都有監(jiān)察權(quán),還能參議朝政,薦舉官員。最重要的是,言官無罪的傳統(tǒng)發(fā)揚光大,明明御史在瞎彈劾,你還怪不得他,只能自認晦氣。
御史們的原則呢,通常是“有殺錯勿放過”,管你三七二十一,風(fēng)吹草動就撲上來,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預(yù)謀叛逆,都要奏你幾本再說,等你好容易洗凈這一身騷,早已在御史臺的大獄里,脫下好幾層皮了。
討足皇帝歡心自會有前程,比如宋代宰執(zhí),就有從御史中丞升上去的。御史們都憋著勁,想辦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顯貴政要、皇親國戚,以為政治資本。舒亶攻擊張商英,有可能就是這個動機。不過以當(dāng)時形勢看,他這個時機又選得很不好,代價大而收益小,所以,我也有點懷疑,他說不定,就是被身為言官的強烈責(zé)任心給刺激得抽風(fēng)了。
百官都討厭御史,但皇帝喜歡。在皇帝眼里,這就是一群永遠跟在百官尤其是兩府宰執(zhí)身后,咆哮警惕著的皇家忠犬—可是,話說回來,這么好用的走狗,誰不想擁有幾只呢?排除異己,打擊政敵,對付皇帝的猜忌……御史臺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須的。這就是舒亶能夠突然之間異軍突起,興風(fēng)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當(dāng)?shù)。要頂(shù)米」陋,接受被人們?dāng)“瘟神”的命運;要當(dāng)好道德標兵,以免被人質(zhì)疑干御史的資格;由
于不敢撈外財,御史通常都很窮;心理壓力也大,盯著別人的時候,別人也正盯著你,只等你露出破綻……
他們氣焰囂張,其實又勢單力薄,唯一的依靠是皇帝的信任,可這信任,并不是永不動搖的。
通常,會從年輕的底層官員中挑出御史人選。年輕才有銳氣,才敢說話;最好是出身平民,家境普通,貧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好逸惡勞,舍不得吃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牽枝帶蔓的關(guān)系太多,很難公正做事。
最重要的,是對朝廷絕對的忠誠,以及公事上的正直無私。而偏執(zhí)、嚴苛、孤僻……這些個性缺點倒無所謂,甚至更有助于做一個合格的御史。
能干好御史這差使,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區(qū)別。拿好榜樣來說,“關(guān)節(jié)不到,有閻羅包老”,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從御史干過來的。
舒亶六親不認,大膽妄為,簡直天生就是當(dāng)御史的料!而幾紙奏折就能打動宋神宗,憑的可不就是那對皇帝的赤膽忠心,對社稷江山的無限熱愛,對奸臣逆黨的痛心疾首嘛!
他的數(shù)據(jù)又這么翔實:“至于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漫罵,而無復(fù)人臣之節(jié)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fā)錢以本業(yè)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yīng)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皇帝再愛東坡的才華,也不禁憤怒了;東坡呢,“這回捉將官里去,差點斷送老頭皮!笔鎭,也就以陷害東坡先生而遺臭萬年了。
且慢,真的完全是陷害嗎?東坡自己也直承不諱:大部分被指摘的詩文,他就是這意思,就是覺得新法有問題。所以,我們也不能責(zé)怪舒亶無中生有啊,他最多是上綱上線。
但上綱上線,不正是中國政治斗爭的傳統(tǒng)?打擊敵手,最有效的辦法是道德上抹黑,儒家體系環(huán)衛(wèi)著的君權(quán)下,最不道德的是什么?是三綱五常的觸逆,是違背君臣大義。只要從這兒下手,不管你多勞苦功高,私德多無瑕,你都再無辯白余地,從此萬劫不復(fù)……
舒亶想消滅東坡及東坡身后的舊黨,他就得這么干,為了目的不擇手段,這絕非正人君子所為。
但是,再回頭來,假設(shè)另一種可能性:如果他是真的,堅信不疑地認為:為了大宋社稷,蘇軾該死呢?
他是新黨,新黨的共同信念是:唯變法才是強國之道,不變法,則國衰亡無日矣。誰反對新法,誰就是故意誤國誤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這種想法在今天看來,當(dāng)然片面偏執(zhí)?稍诋(dāng)時,卻是天經(jīng)地義。舊黨也一樣,他們堅決地認定:新法禍國殃民,新黨都是想要升官發(fā)財不擇手段的奸險小人,不除新黨,國將不國。
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可中國的政治斗爭模式,永遠是東風(fēng)與西風(fēng),成王敗寇,沒有求同存異,異見合作的半點可能。北宋百年間,出了多少豪英,卻沉淪于內(nèi)斗,新黨舊黨,都抱著“漢賊不兩立”的態(tài)度,一面自我標榜忠君愛民,一面從根本上妖魔化對方的動機,互相打擊報復(fù),加上君主專制之下,總是政隨人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輪又一輪越演越烈的政治迫害……
并非是要替舒亶翻案,只是,世界上的事情,也并非簡單的善與惡,人性,也不僅是黑與白。如果對于歷史人物僅限于執(zhí)痛詬與贊美兩端,今天的我們,還會泥足于古人的誤區(qū)。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臺,關(guān)于他的工作成績,《宋史》中有這樣的評價:“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cè)目。”
《宋史》的修撰思想遵循程朱理學(xué),而這兩位理學(xué)先生對王安石變法及新黨是深惡痛絕。修史講究公允,但詞藻上的褒貶偏向卻在所難免。這段評述,拋開感情色彩,至少有一點能夠確信:舒亶,真是已經(jīng)讓百官們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現(xiàn)在這過于熱衷咬人的勁頭,人們懷疑,他是不是有點瘋了……
終于在一次彈劾官員的過程中,舒亶被抓到了小辮子,以微罪,被皇帝順應(yīng)民心地免職了。估計神宗也受不了這個偏執(zhí)狂了。直到十一年后,哲宗繼位,舒亶才重新回到官場,后來以邊功復(fù)受重用,六十二歲病死于軍中。
灰溜溜回家時,他四十二歲,給自己的房子起名“懶堂”,以示心灰意懶。《虞美人》一詞,就是這段時間寫的,詞中可看不出他有多沮喪。
“故人早晚上高臺。贈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當(dāng)御史時咬人的邏輯,這幾句完全可以理解為賊心不死,呼朋引類,企圖卷土重來。當(dāng)然,這也是不無可能的。但我決定,不作如是想。因為,我不想對不起那樣美好的詞境,那樣清澈的句子。冰天雪地里的一枝梅,我們知道那潔白下面可能隱藏著垃圾,但又怎么樣呢?至少,梅花在那里。
這個世界,才不會像詩詞中寫的那樣好?墒,美好干凈的詞句,能夠幫助我們抵擋黑暗與骯臟,保有希望與夢想。舒亶其實文才極好,寫的小詞,筆力清新剛健,思致委婉動人,被評論為“詞亦不減秦、黃”,只是,為名聲所累。
菩薩蠻
畫船捶鼓催君去,高樓把酒留君住。去住若為情,西江潮欲平。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人人都寫離別與相思,有一往情深者,有纏綿悱惻者,有欲說還休者,他卻另辟蹊徑,寫出了這情懷里的左右為難。世事滄桑,催行與留戀,且不論人,連潮水都似乎有情了。然后是景物與人心,懷念與別離,又一重重的矛盾 —誰說他是無情之人?最難得的是,如此深情,下筆卻又明朗,于誠摯中,自有種高遠。
論家也多稱贊此詞,卻少不得帶上對人的鄙夷,有人說:“此等語乃出渠輩之手,豈不可惜。”還有人更干脆,說這個詞啊,思致細密,所以呢,作者也肯定是個格局小的人 —就差直接說是小人之詞了。翻看舒亶留下的詞集,我發(fā)現(xiàn),他是個頗擅自我寬解的人。對于人生的無常,人情的無奈,他有種坦然接受。他說:“且盡紅裙歌一曲,莫辭白酒飲千鐘。人生半在別離中!保ā朵较 ·勸酒》)他說:“人生閑亦好,雙鬢催人老。莫惜醉中歸,醒來思醉時!保ā镀兴_蠻》)他說:“相見爭如初不見。短鬢潘郎,斗覺年華換。 ”(《蝶戀花》)而最能代表此人一生心性的,應(yīng)該是這首詞:
浣溪沙·和仲聞對棋
黑白紛紛小戰(zhàn)爭。幾人心手斗縱橫。誰知勝處本無情。謝傅老來思別墅,杜郎閑去憶鏖兵。何妨談笑下遼城。
又是一篇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小詞,還透著種殺伐氣。戰(zhàn)爭,棋盤上、邊境上、政壇上,他從來直面,沒有文人的畏懼與猶豫,更沒有正義與否的懷疑,他知道戰(zhàn)爭的本質(zhì):無情。
勝敗存亡,戰(zhàn)場容不得半絲軟弱、半點婦人之仁。他愿意繼續(xù)戰(zhàn)斗,不會像謝安那樣,老來思歸,也不像杜牧那樣,閑來懷想。他要做的是實務(wù),是有朝一日為國出征,談笑下遼城—遼國,被占據(jù)的燕云十六州,那屬于北宋君臣心底永遠的痛,永遠的夢。
不能將此簡單地看作文人的意淫,長期處理軍中事務(wù)的舒亶,說這種話,也算本色當(dāng)行了。我想,本質(zhì)上,舒亶根本是個武人,他的目標,像武人一樣簡單直接,他的手段,像武人一樣兵不厭詐。雖然我很愛東坡先生,但這樣的舒亶,也并不因此就討厭,我甚至很樂意,在塵埃落定,恩仇盡泯之日 —送給他一枝雪地里初放的梅花。如果有這么一天的話。
北宋的精英們都沒有等到這一天。斯人都遠去了,只留下一首首寫于困境中的詞,優(yōu)美的,頑強的,在歷史塵埃中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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