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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jié) 眾望所歸袁世凱,新兵還得你來練

  洋務運動起步時,知識分子中的清醒人士,比如鄭觀應就提到過中國軍隊模仿西法改革的問題。但是對于中國這種“搬張桌子”都要流血的國度,政府不看到棺材蓋,是不會主動改革的。而且即使改,也很扭怩:堂堂的大中華學習西方?羞死人啦!
  
  甲午戰(zhàn)爭進行中,清政府就知道,不學習別人可能更丟人。原先打不過英國法國,現(xiàn)在居然連小日本都打不過了。于是,總理衙門把李鴻章的軍事顧問、參與黃海海戰(zhàn)的德國陸軍軍官漢納根招了過來,翁同龢與李鴻藻,兩個帝師兼軍機大臣不恥下問:小漢,你說我們大清咋辦?
  
  漢納根提了諸多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全按西法,用西人編練新軍十萬。這回政府動作快了。1894年(光緒二十年)11月,清政府成立了以恭親王奕訢為首,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翁同龢、李鴻藻、榮祿、長麟等人為輔的“督辦軍務處”,負責整頓京畿舊軍和改練新軍。之后,政府又加上淮系著名的洋務官僚胡燏棻會辦。
  
  但是漢納根的建議,清政府只部分接受。因為李鴻章與胡燏棻同意練新軍,但不同意練十萬之多,更不同意讓西人控制。道理很簡單:一是沒恁多;二是這支新軍若讓外國人控制住,那可不是玩的;三是現(xiàn)在的軍隊,都掌握在漢人手里,漢人不是清朝的外人,但是西人則是完全的外人。想當年唐借回紇兵,結果就吃了回紇的虧嘛;而且李鴻章當年的洋槍隊首領華爾,就很不聽指揮,鬧出諸多亂子。政府一聽,那還是咱自己練吧。那誰,胡燏棻,你來練如何?


  
  之所以把練兵權交給胡,一是因為他與漢納根爭論過有關編練新軍的問題,還算有頭腦;二是他乃李鴻章的安徽老鄉(xiāng),一直追隨李鴻章,在淮系以辦洋務著稱,還算開明;三是他上了一份萬言書,談兵事談得頭頭是道,給政府開的新軍規(guī)劃是:北洋五萬,南洋三萬,廣東、湖北二萬,其余各省,每省一萬。
  
  1894年(光緒二十年)冬,胡燏棻的定武軍開練,屯住馬廠。因馬廠營房不夠用,改屯小站——天津東南七十里處的新農鎮(zhèn)。胡先是聘請漢納根做教習,但漢納根認為權力不夠,“事多窒礙”,不干了。胡又改請另一位德國軍官沙爾,根據(jù)德國陸軍操典開始了訓練。
  
  這一切對于袁世凱來說,又是一次機遇。
  
  袁世凱從小喜讀兵書。甲午戰(zhàn)前幫朝鮮編練新軍,就棄淮軍的舊操法不用,改用英德操法。
  
  甲午戰(zhàn)爭期間,他是較早提出用西法編練新軍的?吹角遘姴豢耙粨舻那闋詈螅偷娮约旱陌莅炎有值、北洋系元老、李鴻章紅人、時任津海關道的盛宣懷,說:“公如籌有款,宜速延名教習,募學徒千人,教兵官認真講究西法,另改軍制。為將來計,此軍情決非老軍務所能得手,槍炮全不知用,何能哉;倘為然,弟愿任監(jiān)督,必有以報。”“寇練兵純用西法,能習西式武器,用又內外協(xié)同,賞罰明,號令嚴,事權一,不惜費。我皆反之”。“各軍皆不知槍炮”,放炮時,所配炮彈不足用十分鐘;士兵用槍,只知托平亂打,連準星都不會瞄。雖然如此,當時在天津督辦東征糧臺的胡燏棻建議袁世凱親自練兵時,袁世凱回說:“凱須餉有械精,熟練一枝,能操不潰之權,始敢措手,否則決不敢隨人崩潰。”嗯,看來我們這位河南帥哥還真不是一般人物。隨便練個破軍,到時候在戰(zhàn)場上凈搞長跑運動了,他可不干。另外,他還親自致電欽差大臣、軍事統(tǒng)帥劉坤一,報告軍情,談自己的整軍建議。所以,戰(zhàn)爭期間,袁世凱的知兵名聲,就成為時人共識了。因為當時談兵的人也不少,但大都是文人談兵,談得自己慷慨激昂,談得主事者七竅生煙。現(xiàn)在拿我們河南籍著名清官、俺的蔣村老鄉(xiāng)、時任廣東巡撫馬丕瑤的一個奏折——《廣東巡撫馬丕瑤奏強寇要盟權奸挾制籌策具陳折》來看看:


  
  第一,聽說李鴻章簽了中日和約,嚇我一跳。“茍有人心者,斷不出此”!“人謂倭人恃李鴻章為內援,李鴻章恃倭人為外援,由今觀之,誠不誣也”。
  
  第二,地是不能割的,商是不能通的。否則,“十余年間,將合中外為一家”。所有這些條款,我們大清上下,皆知不可允。“倭人蓋明知其不可,而故意要盟;李鴻章亦明知其不可,而代為挾制”。
  
  第三,“此次電信到粵,粵人無不怒目裂眥,思食李鴻章、倭奴之肉”。
  
  第四,伏愿我皇上大震天威,先拒絕和約,再次李鴻章發(fā)交刑獄治罪。倭人無消息可通,“則彼之氣自奪,而我之氣益奮”。一面詔劉坤一等嚴整軍旅,收復地方;一面通飭沿海,切實守備,以遏寇氛。其各省民團義旅,一律準其助戰(zhàn),必有豪杰之士,應時而出。
  
  第五,天津遼陽與皇都靠近,我皇上至性仁孝,怕嚇著老太后,那么請恭皇太后西巡,避地山右,或駐蹕長安,著各路統(tǒng)兵大員,大張撻伐。
  
  第六,自古戰(zhàn)勢不在于外勢之強弱,而判于一心之敬肆。但使我上下中外,共常存憂勤惕勵之心,自可收掃蕩廓清之效,數(shù)月之后,事局必變,待倭人變計求和。
  
  平心而論,馬丕瑤確實是清官,在我們周邊一帶,馬家的名聲也不錯。但是在外事方面,他確實一無所知。奏折里,把李鴻章列在了倭奴之前。他似乎不知道,每一條款,李鴻章都電請過皇家政府的。馬恨不得剝李鴻章的皮,吃李鴻章的肉。為什么不剝皇帝的皮,吃皇太后的肉呢?
  
  馬丕瑤當時身為廣東巡撫。一代大吏、一代文官、一代清官,沿邊督撫,他都占了,所以他這奏折應該是個典型。至于一般言官,咱就不說了。只說李鴻章坐冷板凳時的牢騷——確切地說,李鴻章和議后做了總理衙門大臣,官銜還是一如既往的在最高處,只不過比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舊銜來,相對而言有些冷。當時他客居賢良寺,本就客少,他更閉門杜客,于是門前冷落車馬稀,老頭就發(fā)上了牢騷:
  
  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故前明即亡于言官。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fā)一篇議論,借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于一事不辦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茍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


  
  天下事為之而后難,行之而后知。從前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盛名鼎鼎;后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責,從前芒角立時收斂,一言不敢妄發(fā)。迨至升任封疆,則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嘗有極力訐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顧臺院現(xiàn)在,后來者依然踵其故步,蓋非此不足以自見。制度如此,實亦無可如何之事也。
  
  老頭說得很好,可惜,只能坐著冷板凳跟自己人說說而已。
  
  雖然老頭對袁世凱奔走于自己的政敵李鴻藻與翁同龢門下很是不爽,但袁世凱畢竟接的是李鴻章的衣缽。那就是,他是做事的,不是耍嘴皮子的。下面我們來看看袁世凱的戰(zhàn)后策。
  
  戰(zhàn)爭一結束,袁世凱就上書一代帝師、軍機大臣李鴻藻。在書中,他自稱小門生,給這個老長輩談了諸多意思:
  
  第一,日本未來還是咱的禍源,所以咱們得臥薪嘗膽。“否則,三數(shù)年后,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
  
  第二,“此次兵務,兵不患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無術,其尤足患者,在于軍制冗雜,事權分歧,紀律廢弛,無論如何激勵亦不能當人節(jié)制之師”。前敵各軍不下十萬人,但是敢與日寇角者,除了宋慶、聶士成等帶領的少數(shù)士兵,其他不是“望風而逃,即聞風先潰”。
  
  第三,為今之計,宜力懲前非。裁冗兵,節(jié)糜費,退庸將,肅軍政。挑名將名帥數(shù)人,給其足夠的事權與薪水。延募西人,分配各營,進行軍制改革。使將帥自身熟悉各種器械用法,及戰(zhàn)陣指揮等。廣設學堂,精選學徒,延西人著名兵家前來授課。數(shù)年后,從學生中選優(yōu)秀者前往外國游歷學習,歸來給予兵權。軍政可望起色。
  
  第四,和局已定。嗣后餉源尤漸支絀。新募諸軍自須依次淘汰。內地說不定會有“伏莽之起”,所以各省防練諸軍尤須先行調回以資彈壓。南方諸軍,尤宜就近?诖d以歸,免致沿途地方遭其騷擾,F(xiàn)在奉天農商荒歉,兵民雜處,宜生是非。“如能早遣一日,即為數(shù)萬生靈之福。”
  
  第五,此次賠款甚巨,我們還得開源節(jié)流,而養(yǎng)兵之費,向來繁巨。須派明練公正、真實知兵大員,負責整頓減汰。“務期養(yǎng)一兵即得一兵之用。”奉直一帶,計有精兵六七萬人,分歸二三名將駐扎防衛(wèi),計可自守。
  
  第六,去秋來,本生母(親娘)右肢受風,加上小門生奔走軍務,她時切系念,病每因之增加。前因軍務繁緊,“未敢以私干請”,現(xiàn)和局已定,擬請北洋賞假歸省,以遂烏私。


  
  事實上,早在戰(zhàn)爭期間,袁世凱不斷地給李鴻藻寫信報告戰(zhàn)事,李鴻藻已經(jīng)看好他了。
  
  可是我們一些學者,喜歡把袁世凱的這種行為稱作“鉆營巴結”。稍微不存偏見的人,讀一下袁世凱這些信札,就會得出與此截然相反的結論。于公于私,袁世凱都是一腔熱忱,愛國憂民,甚至惦念老母的孝子心思,在字里行間都畢露無遺。況且,像李鴻藻這樣的清流派領袖,一代帝師兼文章大家,都讀不出小袁的孬種來,倒是我們現(xiàn)在的學者,比清流還清流?
  
  除此之外,袁世凱還奔走于另一位帝師兼軍機大臣翁同龢門下。翁先是認為他“欠誠實”,后是認為他“不滑,可任也”。……咱就這么說吧,從李鴻藻到翁同龢,從王文韶到榮祿,從張之洞到劉坤一,這些大佬沒有一個不看好他的。他們交相上奏,夸獎袁世凱是個人才。于是,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袁世凱被奏調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諭,交吏部帶領引見。光緒皇帝聽他談得頭頭是道,頗稱許,遂派其到督辦軍務處工作,以備顧問,并命他奏陳挽救時局之策。
  
  這樣一來,袁世凱可就有事干了。他給皇帝寫了一個一萬二千言的《尊奉面諭謹擬條陳事件呈》請督辦軍務處代上。在條陳里提出了練兵十二條、儲材九條、理財九條、交涉四條等建議。除此之外,榮祿還直接授意袁世凱制訂練軍計劃。袁世凱動手擬定了《練兵要則十三條》《新建陸軍營制餉章》和《募訂洋員合同通稿》,上呈督辦軍務處。且請幕僚們譯撰兵書,自稱門生,呈遞榮祿。
  
  功夫不負有心人。12月,由李鴻藻提議、榮祿附議,恭王、慶王聯(lián)同軍機處保舉袁世凱督練新軍,說他“樸實勇敢,曉暢戎機,前駐朝鮮頗有聲望”。有些史家喜歡說閑話,說袁世凱隔掉李鴻章,鉆營巴結,才得的這差事。我覺得這里需要替袁世凱說幾句。
  
  第一,當年吳長慶謝幕之后,吳的一些幕僚,對于袁世凱得了李鴻章的賞識與抬舉頗不以為然,認為他不忠于舊主,F(xiàn)在,李鴻章坐了冷板凳,袁世凱又受了清議派大首領李鴻藻的賞識,還有人不以為然。按他們的認識,袁世凱也跟著謝幕或者冷坐才是正理。這種要求于公于私都有些不近情理。吳長慶老了,終究要謝幕;李鴻章簽訂條約后的遭遇,本就是中國畸形的民族主義情結下的犧牲,憑什么讓袁世凱陪著一同犧牲?袁世凱忠于公、忠于事就行了,何必忠于某一個人呢?事實上,袁世凱不但對得起吳長慶,就是李鴻章和談被刺后,深表關切的是袁世凱,勇敢地奔赴天津前去探望的還是袁世凱。對于自己的舊主,保持舊情就行,何必陪葬呢?
  
  第二,袁世凱那時候,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并不是常識,或者說,帝國大一統(tǒng)江山下,練兵也是給政府練的。而且,帝國傳統(tǒng)一直是以文將兵,重文輕武乃是幾千年的傳統(tǒng)。一般文人誰愿意干呢?當然,也不大會干。相形之下,袁世凱雖然勇于任事,且知兵的名聲并不虛,他在朝鮮就借用英德操法給朝鮮練過新兵,而且從小就喜讀兵書。但是剛開始他也并不想干,很簡單,在天朝那樣的制度與人事環(huán)境下“斷難有為”,所以他一度力辭不干,未得允許。
  
  另外還需要指出的是,胡燏棻自己也認為不如袁世凱:第一,他當時身兼湘軍糧臺,忙得顧不過來;第二,跟德國軍事顧問搞不好關系,麻煩不斷;第三,盛宣懷為支持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慨然出面,以其社會地位和經(jīng)濟能量做擔保,為袁世凱貸款三百萬元充練兵經(jīng)費。這一切,都讓胡燏棻慚愧。在督辦軍務處的調整下,胡燏芬被任命為督辦津蘆鐵路,定武軍交由袁世凱接統(tǒng)。12月8日,光緒為此發(fā)下上諭:“此次所練專仿德國章程,需款浩繁,若無實際,將成虛擲。溫處道袁世凱既經(jīng)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創(chuàng)辦,一切餉章著照擬支發(fā)。該道當思籌餉甚難,變法匪易,其嚴訓練,事事核實,倘仍蹈勇營積習,惟該道是問,懔之慎之。”
  
  上諭發(fā)下后,各方反響熱烈。劉坤一特致賀電,囑托他“振刷精神,力圖報稱,以副中外之望”;拜把子盛宣懷發(fā)來賀電,“為國家賀”;社會名流、文章大家吳汝倫來信:西法練兵,中國轉弱為強之兆,“草野下士,無任翹勤”。
  
  端的是眾望所歸袁世凱?匆馑即笄迥懿荒茚绕穑涂此牧。
  
  上諭下發(fā)的當天,袁世凱就到達小站正式上任了。一顆將星,就這樣在小站上空冉冉升起?上覀兊氖芳叶颊J定,此乃軍閥的肇始。還有人更進一步,把曾國藩稱作“近代中國軍閥的鼻祖”。按他們的邏輯,岳飛更稱得上是古代中國最大的軍閥了。相形之下,袁世凱的軍隊至少沒叫袁家軍,政府給他新起了個名字——新建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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