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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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他對梁氏的頌揚或許有 些過分，但其所說，卻也有很大部分是實話。他很關注梁啟超的學術動向，1916年在美期間，還寫了《駁梁任公<管子>》和《評梁任公< 中國法理學發(fā)達史論>》等文章，認為他的研究“有足取者”，亦有謬誤。這時的胡適已經不是十幾年前的少年，經過七年的留學美國，不僅眼界大開，而 且，接受了歐美最新的文、史、哲的思想學術訓練，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別是1917年初，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fā)表于《新青年》二卷五號上，吹響了 文學革命的第一聲號角，他也儼然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顆新星。這一年的6月，他離開美國，取道溫哥華途徑日本回到上海，時為7月10日，陳獨秀正打算專 程到上海見他。9月，他即應蔡元培的邀請，出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古代哲學史”。于是，胡適與梁啟超會面的機會也就來了。
到北京的第二年，1918年11月，胡適動了要見梁啟超的念頭。此時的他正在研究墨子哲學，這是個很好的理由，因為他知道，梁啟超也在研究墨子，且很有心得。他先請好友徐振飛（新六）致信梁啟超，徐在11月7日給梁啟超的信中說：
任公年丈總長：胡適之先生現(xiàn)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志，其文章學問久為鈞座所知，茲有津門之行，頗擬造譚，敢晉一言，以當紹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872頁）
為表示鄭重其事，胡適在赴津前兩日（11月20日），又專門寫信致梁任公，表明拜訪的意思：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飛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學》頗蒙先生嘉許，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學材料甚多，愿出以見示。適近作《墨辯新詁》，尚未脫稿，極思一 見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時適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書左右，近聞貴恙已愈，又時于《國民公報》中奉讀大著，知先生近來已復理文字舊業(yè)，適后日（十一月二十 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機會趨謁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于墨學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 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zhàn)和議問題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見生客，故乞振飛先生為之紹介，擬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 能許之否？適到津后，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同上，872－873頁）
胡適初次會晤梁啟超的時間，被認為是1918年 11 月23日，地點就在天津梁啟超的私宅。幾乎所有人都言之鑿鑿，丁文江、趙豐田合編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以及胡頌平編撰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采用的 也是這種說法。其根據(jù)就是徐振飛與胡適這兩封《致任公先生書》。2004年9月，余英時作《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一文，其中提到了胡適的 《日程與日記》，在1920年3月21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宗孟（即林長民）飯，初見梁任公，談。
余 英時先生說：“這是胡適當天親筆所記，應該最可信。”（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15頁）巧的是，梁啟超這時恰在北京。梁啟超于1918年12月啟程赴 歐洲考察，于1920年1月22日由馬賽乘法國郵輪歸國，3月5日抵達上海，19日到達北京，24日返回天津。他在25日寫給女兒思順的信中提到“入都” 一事，說是“向當?shù)姥恢苄?rdquo;（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903頁），即謁見大總統(tǒng)徐世昌，匯報旅歐的經歷。朋友自然也是要見的，林長民 （宗孟）更是非見不可。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后來的兒女親家。這次梁啟超赴歐，以私人資格參與巴黎和會，在世界輿論面前為中國申訴其權利， 在國內與他遙相呼應的，就是林長民。當他得知北洋政府與日本政府關于山東問題的密約將影響中國在巴黎和會收回山東主權的消息后，第一個打電報給林長民，才 有了5月2日《晨報》上林長民所作《山東亡矣》一文，并成為“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
時隔半年多，梁啟超回到北京，林長民組 織 個飯局，為老朋友接風洗塵，應該是很自然的事。而胡適被邀請出席這個飯局，也自有一番道理。我們知道，梁啟超赴歐之前，胡適曾致書請求一見，也許當時任公 先生行程緊張，當天有事，未及與胡適見面，那么，現(xiàn)在旅歐歸來，恰好可以彌補先前的遺憾。而胡適當時未能見到梁啟超，也許還有他自己的原因。1918年 11月23日，即他約好與梁啟超見面那天，母親突然病逝，消息傳來，或使得他不得不放棄原來的計劃。
旅歐歸來的梁啟超是很愿意 主 動與胡適來往的。據(jù)胡適《日程與日記》1920年8月27日記載：“梁伯強（梁善濟，字伯強，立憲派元老）家飯，有梁任公、藍志先、蔣百里等。任公談主張 憲法三大綱。……他很想我們加入發(fā)表，我婉辭謝之。”（耿云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4冊，359頁）這是見于記載的數(shù)月之后的又一次飯局，可見 當時梁啟超與胡適多有交往和交流，一起吃飯的機會很多。梁啟超是個很少成見的人，既然他很想在新的時代有所作為，就不能不聯(lián)絡新的同志。但新的同志對他這 個老牌立憲黨人、研究系的首領卻不能不有所警覺。胡適曾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這也許是他拒絕梁啟超的邀請，一起搞什么制憲運動的原因之一。但這些并不 妨礙他們繼續(xù)交往，政治談不到一起還可以談學術。這一年的10月18日，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脫稿之后，給胡適寫了一封信：
公前責以宜為今文學運動之記述，歸即囑稿，通論清代學術，正宜鈔一副本，專乞公評騭。得百里書，知公已見矣。關于此問題資料，公所知當比我尤多，見解亦必 多獨到處，極欲得公一長函為之批評（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讀者增一層興味，若公病體未平復，則不敢請，倘可以從事筆墨，望弗吝教。超對于白 話詩問題，稍有意見，頃正作一文，二三日內可成，亦欲與公上下其議論。對于公之《哲學史綱》，欲批評者甚多，稍閑當鼓勇致公一長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筆不能 自休耳。（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9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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