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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jié) 第四節(jié)

   郁遠達覺得賀子墨與早年相比,還是有了很大的變化。當初賀子墨分配到《西嶺日報》社會部當記者時,他躊躇滿志,一心想當范長江式的新聞記者。七八月酷暑 期間,同事們都坐在空調(diào)辦公室里,上上網(wǎng)聊聊天,最多不過上網(wǎng)查查線索,然后打個電話采訪一下,半個小時就“造”出了一篇新聞。但賀子墨卻不愿做這樣的記 者,他戴著一頂草帽,騎著一部二手自行車,滿大街地尋找新聞。大家都笑話他,但賀子墨卻固執(zhí)地認為:只有用腳去丈量城市,用心去感受世情,用腦去捕捉靈 光,這樣才能抓到好新聞。然而,賀子墨的“三用”新聞理念常常遭到現(xiàn)實“無用”的打擊。他辛辛苦苦跑回來了的新聞,經(jīng)常被編輯刪得只剩下100多字,作為 “邊條新聞”刊出來。有人就暗地里給賀子墨取了個外號,叫“賀邊條”。賀子墨第一次聽別人叫他“賀邊條”時,肺都氣炸了,想都沒想揮拳砸向了對方的腦袋。
  
   被砸的是報社經(jīng)濟部的記者黃一川,這個黃一川是個典型的“新聞二流子”,平常很少寫新聞,整天就絞盡腦汁想方設(shè)法利用記者采訪的特權(quán)去找別人麻煩,然后 整篇“負面新聞”出來,然后將這新聞稿發(fā)給對方單位請他們“審查”稿件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實際上就用是“負面新聞”去要挾人家。被黃一川找了麻煩的單 位,生怕被曝光,就愿拿錢出來了難。但黃一川卻不是省油的燈,每當這時就獅子大開口,開價至少上萬元。有的單位被黃一川索要了難費后,氣不過,就匿名向報 社領(lǐng)導舉報。報社派人去調(diào)查,但關(guān)鍵時刻當事單位又不敢站出來了,最后就不了了之。黃一川卻從中吸取了教訓,此后索要時,他不再明目張膽地要紅包,而要對 方拿錢在報紙上做廣告,他從中拿廣告提成,這樣就更安全了。而且,他這樣做又為報紙增加了廣告收入,即使有人舉報,領(lǐng)導也睜只眼閉只眼。


  
   賀子墨打心里瞧不起黃一川,他不僅從不索要紅包,而且連正常的“誤餐費”也不拿。他也知道,現(xiàn)在新聞界不少人都奉行類似這樣的一些“潛規(guī)則”:到單位采 訪,被采訪單位一般會給記者打紅包。紅包大小視被采訪單位的效益而定,一般200元左右,效益差的單位也有只給發(fā)50元紅包的,效益好的單位打給記者的紅 包相當可觀,千兒八百的很正常。這些紅包,說是給記者的“誤餐費”或“的士費”。其實,就是想給記者一些好處,讓記者將不能發(fā)表的稿件設(shè)法發(fā)出來,將能發(fā) 表的稿件盡量占更大的版面。但是賀子墨每次參加新聞發(fā)布會時,卻從不在“誤餐費”表上簽名,對方塞給他,他也不要,稿件照樣發(fā)揮自己最高水平寫好給刊發(fā)出 來。被采訪單位可喜歡賀子墨了,對他也越發(fā)尊敬,暗地里稱他為“草帽記者”。而且,有的單位開新聞發(fā)布會時甚至不再按“潛規(guī)則”給記者派發(fā)紅包。
  
   這下可惹惱了同行,“紅包記者”們更為惱火。那些“紅包記者”,每天專門互相打聽哪兒有新聞發(fā)布會,然后立即趕去簽個名拿了紅包就走人,接著趕去下一個 新聞發(fā)布會會場拿紅包。這樣下來,一個月光拿紅包就有幾千塊錢。一些社會閑雜人員,打聽到這樣的內(nèi)幕后,竟也冒充記者,趕到新聞發(fā)布會會場領(lǐng)取紅包。而大 多數(shù)單位為了不造成對記者不信任的印象,往往對前來采訪的記者是不查看記者證的,這樣就給騙子們鉆了空子,“紅包記者”和“紅包騙子”因此成了中國新聞界 的一大奇觀。有的“紅包記者”見財路被斷了,就給賀子墨發(fā)話:“兄弟呀,你不拿紅包可以,可我們要這點紅包才能生活呀。”有的記者則揶揄道:“賀大記者不 愧是機關(guān)報記者呀,就是不一樣。”賀子墨知道對方是挖苦,他扔給對方一個鄙夷的眼神昂著頭而去。

  
  賀子墨卻郁悶了許久,他約郁遠達喝酒。郁遠達便開導他:“這個社會,我們既要保持自己的個性,但也不能與整個社會格格不入。你太另類了,別人就將你當怪物看,領(lǐng)導也不會喜歡你。怎么做到既融入了這個社會,又一塵不染呢?一句話,同流,但不合污。”
  
   郁遠達接著勸道:“你不能憑著那種單純的新聞理想行事了。你想想,你們是省委機關(guān)報,就這個名稱可以看出,機關(guān)在前,報在后。因此它實際就是一家機關(guān)單 位,而不是純粹新聞意義上的報社。所以,你就不要理想主義了。不要將它當作報社,而要當它是機關(guān)。既然是機關(guān),那你在里面說話做事都要謹慎點。”
  
   這話賀子墨聽了覺得有些刺耳,盡管他很多時候?qū)ψ约簡挝坏姆N種做法也頗有微詞,但輪到別人說自己單位不是時,心里就有些不爽了。人就是一種很怪的動物, 比如自己的母校,自己可以天天罵時時罵,但聽到外面的人罵母校時,則會跳起來跟對方對罵。又比如自己的母親,生氣時總會跟她斗嘴,但卻是絕對不能容忍別人 指責母親的,那怕自己的妻子和兒子稍微對母親有一點不敬也不行。
  
  但是這次聊天后,賀子墨有一點還是接受了,那就是他覺得自己不 能 再堂吉訶德。此后,別人給“誤餐費”,他也不再拒收。但每次接過紅包,他就匆匆塞進包里紅著臉趕快走開,那樣子仿佛是偷了別人錢似的。賀子墨也不再滿街跑 著找新聞了,他明白了省委機關(guān)報首先要根據(jù)上面的精神和政策跑,上面每出臺一個什么政策,記者們立即對著政策去“套”新聞。
  
  要“套”這樣的新聞很容易,找個相關(guān)的新聞由頭就行了。而新聞由頭也很好找,因為每當一個政策出臺,下面總要開展一些諸如貫徹落實之類的會議或活動,有了會議和活動,就有了新聞由頭。
  
   在賀子墨看來,這樣“套”新聞,實際就是“造”新聞。賀子墨不胡亂地“造”新聞,但學會了“套”新聞。大大小小的報紙大多是這樣的一種“八股新聞”,不 “套”還不行。自從賀子墨學會了“套”新聞,他就成了報社的一條“硬腿”,許多單位都指名要賀子墨去采訪。但由于報社怕記者們打亂戰(zhàn),便將每個記者都劃分 了地盤。每個記者跑不同的戰(zhàn)線,不能踩線,也不能漏新聞。政法線屬于賀子墨跑的,因此他跟趙尚文等政法界的“名領(lǐng)導”混得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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