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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jié) 第四章

  
  四
  
  家是身心俱可休憩的處所,在家可以伸懶腰,可以醉酒,可詩可賦,紅泥火爐,武夷巖茶,一輩子沒有大風浪,頤養(yǎng)天年,不管怎樣,林覺民是一個有著傳統(tǒng)印記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他的身上還凝結著傳統(tǒng)的血:齊家。雖是經(jīng)過“天演論”啟蒙的知識者,但他還是脫不了齊家的念想。意映卿卿活在《與妻書》里,這樣的一個女子曾是怎樣的傳奇而引得奇男子林覺民如此的衷腸?不知林覺民是否和林則徐是本家,但在國家民族的大義面前是需擯棄自己微賤的身軀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林則徐這樣的聯(lián)句一定鼓蕩在林覺民的肺腑。在滿清的末年,大部分知識分子還是對廟堂心存向往和敬畏的,康有為、梁啟超不用說,連中山先生也曾上書李鴻章,但李鴻章沒有理會,而造成“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結局。人們除非萬不得已,是不愿把自己放到政府的對立面的,人們頂多是狂狷一下,像嵇康在柳樹下鍛鐵,或者陶淵明掛冠而去。龔自珍是最后從官場倉皇而去的,使酒罵座是因有志不得出,大路如青天,吾獨不得出。
  幾人真是把自己放到王權的對立面?人,多數(shù)是權力和體制的仆人、傭人,少有的是硬骨頭不合作者,清初有幾個這樣的人物: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而清末還有王國維為大清而殉,也許人說王國維冬烘,但他身上的某種質(zhì)素在現(xiàn)代愈加稀薄。
  應該說林覺民這樣的現(xiàn)代知識者的眼界是開闊了,不再以一家一姓的國家為念,心里是裝著蒼生念著天下的,他們不再以卑躬屈膝以叩頭來叩朝廷的大門,他們是以自己的頭顱來為未來敲開朝廷的大門。
  我常想風水輪流轉,燕趙之地的慷慨悲歌,從晚明就轉移到了所謂文弱的江南,在江南以南的福建,就有著豪俠的回音了。雖然我在林覺民故居看到的《與妻書》是復制品,但字如其人,從字的淡定和一筆不茍里,我看到了林覺民求死的心志:與其茍活,何如快意人生?
  1911年春,林文在日本收到黃興、趙聲自香港寄來的信,得知他們正在香港籌備廣州起義。于是黨人中林覺民和林文同舟赴港,黃興一見林覺民就搖動著林覺民的手說:“天贊我也!天贊我也!意洞來,天贊我也!運籌帷幄,何可一日無君?”
  辛亥年的3月19日,林覺民和林文、陳可鈞、陳更新、馮超驤等一干志士從福建馬尾出發(fā)先入廣州。次日晚,聽說林尹民和鄭烈已經(jīng)從日本到香港,林覺民又邀陳更新同赴香港,為林、鄭兩人做向導。這天晚上宿在濱江樓,等陳更新、鄭烈入睡后,林覺民獨自在燈下給嗣父和妻子寫訣別書,直到天快亮才停筆!斗A父書》曰:“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兒死矣,唯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于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現(xiàn)在,人們已不知道濱江樓具體的所在,不知該說人去樓空,還是說樓人俱亡。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到香港曾四處打問濱江樓,但沒有一個人能告訴他。他就在臨江的一座破敗的老樓前,姑且當做濱江樓,而放下一束白菊花。他說這樓是等待爆破的、快要是廢墟的所在。當時夕陽落在維多利亞灣,半個香港都是紅的了,連白菊花也是紅的,他躬身垂首,誰知才一抬頭,已是滿目眼淚,他一眼里是夕陽,一眼里是菊花,一白一紅,天地驀然很大,好像成了空白,人在歷史的蒼茫里渺小極了。我不知道這眼淚里的成分。是感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這垂死的樓,活像個殘的暮年的英雄。它看到過二十五歲的林覺民么?老樓昭示著滄桑,讓人窺視到百年民族步伐的蹣跚。老樓是歷史的蒼茫發(fā)出的暗示,使你不能不動容,只要歷史還在前行,時間不會回轉,一切都會變老的,老了就老了吧,即使把一片廢墟留給后人憑吊,也是一種繁華過后的坦然啊,但這無數(shù)老樓的一座應該記得一個翩翩的濁世佳公子。在這座樓里的夜暗里,等待同伴睡去,他坐在桌前,要為二十五歲的生命和家庭挽一個結:“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其使吾先死也,毋寧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后經(jīng)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為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又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遠行,必先告妾,妾愿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啟口,且以汝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辛亥年3月的下旬,不知道香港的夜是陰抑還是晴,但月亮是在夜半才會出啊。林覺民是喜歡夜色的,他在疏星殘月的夜間,獨自修書,是寫給將要到來的東方泛白,還是像往常是趁著殘月的微光找一條小路悄然走回他的巷子,但我們讀到這樣的告白,總是心頭一暖。
  決計為了國色去赴死了,林覺民的心也就平靜下來,湊著夜色,也該交割一下、總結一下了。也許愛到極致是絕情,也許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論斷,齊秦的姐姐齊豫《覺——遙寄林覺民》,就是站在陳意映的角度,質(zhì)問林覺民,是誰給你選擇的權利讓你就這樣地離去:
  
  覺
  當我看見你的信
  我竟然相信
  剎那即永恒
  再多的難舍和舍得
  有時候不得不舍
  
  覺
  當我回首我的夢
  我不得不相信
  剎那即永恒
  再難的追尋和遺棄
  有時候不得不棄
  
  愛不在開始
  卻只能停在開始
  把繾綣了一時
  當做被愛了一世
  
  你的不得不舍和遺棄都是守真情的堅持
  我留守著數(shù)不完的夜和載沉載浮的凌遲
  誰給你選擇的權利讓你就這樣的離去
  誰把我無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紙上的
  一個名字
  
  如今
  當我寂寞那么真
  我還是得相信
  剎那能永恒
  再苦的甜蜜和道理
  有時候不得不理
  
  有時候愛是不能忘記的,有時候愛是不能接受的,往往愛連著死,我知道很多人有如此的心態(tài),但一定會斥責絕不會接受。愛是最沒道理的,愛能死生肉骨,愛來時,一個人可以低到塵埃里。愛這種人人都有的天賦,我們即使不讀《與妻書》,不需要經(jīng)歷,我們便能憧憬。不需要身在其中,我們就能在詩詞中體驗情人們那近乎不可理喻的癡狂。生命,原本需要用情來燃燒。唯化作愛的灰燼,唯有把愛烙在我們那幾乎不存在的生命,生命才存在過。是誰說過,等了一輩子,怨了一輩子,恨了一輩子,想了一輩子,但是仍然感謝上蒼,給了我一個可等、可怨、可恨、可想的人。愛是永恒!當所愛是你,愛即永恒!
  是啊,現(xiàn)在網(wǎng)絡上有潮女,就把林覺民當做男人的首選,她們心儀的是《與妻書》里的林覺民,在這萬古不磨的文字里,林覺民是一個情種的形象,潮女們不是把他當做一個先輩來供奉,他一直定格在二十五歲的年紀,最根本的是,潮女們把他作為一種現(xiàn)代社會稀缺的“美”來審視。知冷知熱、知情知義的林覺民有了一種形式美,是把超拔的愛與美轉化為女性皈附的心靈的大愛與美。也許現(xiàn)在的男人不值得愛,那就應該允許潮女的心態(tài)存在,身在現(xiàn)代而柔情懷古。


  天白了,林覺民拿兩封書信委托友人說:“如果你聽到我的死訊,勞把信件轉到我家。”當天便和林尹民、鄭烈重入廣州城。在船上林覺民的艙位和鄭烈相連,他輕聲對鄭說:“此舉如果失敗,死者必然很多,定能感動同胞……嗟呼!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而猶生也,有何遺憾!”
  因為陳意映有身孕,林覺民沒有把到廣州的事情告訴她。辛亥年的3月初,林覺民突然毫無征兆地從日本回到福州,他卻天天在外與朋友縱酒賣醉。那時的女人畢竟是女人,況且是有身孕的女人,她知道林覺民的心寬廣到福州的盆地盛不下,她不知道她的男人曾經(jīng)醞釀過這樣的謀劃:林覺民本來打算讓她運送炸藥到廣州。林覺民在福州西郊的西禪寺秘密煉制了許多炸藥。他將炸藥藏在一具棺材里,想找一個可靠的女子裝扮成寡婦沿途護送。如果不是因為八個月的身孕,陳意映可能也就與林覺民一起奔赴廣州了,那樣的結局是什么?我們不難設想,但生不異居死當同穴一定是陳意映所希求的。在林覺民走后的日子,那待產(chǎn)的陳意映在夜里會走出回廊,在林覺民坐過的地方坐下嗎?她的手觸摸一下那梅樹下的月影,她不知道滿清的梅樹在林覺民看來,不再綻開梅花,而是綻著梅毒。
  廣州起事后,為怕株連,林家星夜從原來的住處遷走,躲在偏僻的福州光祿坊一條禿巷的雙層小屋里。禿巷里僅一兩戶人家,這一幢雙層小屋單門獨戶。陳意映心懸一線,春閨夢一定是噩夢吧。一個夜晚,門縫里塞入一包東西,次日早晨發(fā)現(xiàn)是林覺民的兩封遺書。“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陰間一鬼。”
  再一個月后,陳意映早產(chǎn)。
  又五個月后,武昌首義。
  再一個月,福州起義,閩浙總督吞金自殺,福建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福州的第一面十八星旗由陳意映與劉元棟夫人、馮超驤夫人于起義前夕趕制出來,懸掛在已是民國的天空中了。
  兩年之后,陳意映抑郁而亡,留下一冊書稿和一雙兒女。林覺民是葬在了廣州,陳意映葬在了福州。不知意映卿卿的亡魂是否能蹣跚著走到夫君那喋血的地方,“明月夜,黃花崗”。
  沒有林覺民這些志士的血,我們的民族就無法圖將來。當時那些志士的不計生死,是晚清時代發(fā)散出的最奇異的光,他們是那時代的精英,他們身上的質(zhì)素是肉食者所不備所不配的。民族危如累卵,志士們非挺身而斗不可,他們視割地賠款,視琉球視臺灣島的割走、視白銀的滾滾出境的國恥為不可容忍,他們把國恥看做自己個人的私人的,只有以命相抵,才能平復這胸中的奇恥大辱,于是我們看到了林覺民腰懸炸彈勇闖總督府。愛國色愛女色不是一句空話,這樣的愛之所以有力,就是因為經(jīng)過了這些志士的滾沸的鮮血潑灑澆灌,才像眉間尺鑄劍一樣,經(jīng)過淬火之后的鐵才是鐵,有過血氣蒸騰過的民族才有新生的途徑。
  有人把政府和個人按比例計算,說這些林覺民是以小博大,是不自量力。是啊,他們的舉動無疑是以卵擊石。中國有“以卵擊石”的成語,那成語帶有貶義,是“不自量力”的親族,和這個成語相近的還有“螳臂擋車”,但我們從林覺民這枚溫暖的卵里,感受到有生命的卵的超乎自身力量的勇毅。這樣的卵在歷史的巢穴里不是孵得太多,而是太少,我們的歷史要是多多孵化出這樣的卵,那該多好!給荒涼的歷史溫慰,給前行的人以溫暖。
  我們說,林覺民是一個以蒼生為念的理想主義者,也是為自己所信仰理念的躬行者;他是傳統(tǒng)意義的儒生,也有西方知識分子獨立不遷的自由秉性和理性覺悟。他愿意做一枚卵,卵里是有孵出夢的希望的,即使這卵在石頭上碰碎了,那碎片還在,這碎片無疑是會闊達的,有闊達那希望就在。他太知道國人的麻木了,太需要把這黑屋子里的人搖醒,把那些茍且者營營者、被壓迫被侮辱者一同喚醒。林覺民的心念茲在茲,他要做一枚有溫度的卵。他寫好了這樣的卵的判詞:“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因此,他也對這枚雞蛋抱持著大自信:“此舉如果失敗,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動同胞……嗟乎,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而猶生也,有何遺憾!”
  是啊,這是一群玩命的有點憤青一樣的志士,今天的我們已對革命有著深深的隔膜,看他們的行動就如看一場電子游戲。槍不如人技不如人,人不如體制的人眾,大多的百姓是看客,甚至看客也算不上。那些腦后拖著辮子的人,是站在滿清背后的大多數(shù)。區(qū)區(qū)百人,他們企圖攻占總督衙門。這有點像電視上西方社會里的騷亂,一邊是投擲石塊的集會的群眾,一邊是催淚瓦斯高壓水槍,還有裝甲車防彈背心。這是一群有點書生有點俠客的俠客行的當代傳奇,他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被理論、口號、報紙、雜志和傳單鼓而動之,他們要用報紙去砸碎滿清的國家機器,明知不可,亦決意以血蹈之。什么是血性?此之謂也。
  其實,滿清的那些體制里的人已得到細作的情報,正做好了局,已張網(wǎng)待之,林覺民與黨人志士們攻入督署時,那里已經(jīng)人去樓空。他們把煤油燈打翻,撒氣似的點了一把火,就轉身撲向軍械局。當大家涌到東轅門,一隊清軍橫斜里截過來。“三林”之一的林文,就死在此處?犊瘔训牧治臑樽约虹澘痰挠≌率“進為諸葛退淵明”。成長于軍人世家的馮超驤,“水師兵團圍數(shù)重,身被十余創(chuàng),猶左彈右槍,力戰(zhàn)而死”。體格魁梧、善拳術的劉元棟,“吼怒猛撲,所向摧破,敵驚為軍神,望而卻走,鏖戰(zhàn)方酣適彈中額遽仆,血流滿面,移時而絕”。還有方聲洞,曾經(jīng)習醫(yī)數(shù)載,堅決不愿意留守日本東京同盟會:“義師起,軍醫(yī)必不可缺,則吾于此亦有微長,且吾愿為國捐軀久矣。”他在雙底門槍戰(zhàn)之中擊斃清軍哨官,隨后孤身被圍,“數(shù)槍環(huán)攻而死”。其實這些人大多被歷史遺忘了,歷史像個篩子,過濾掉了許多,如果不是一篇《與妻書》,林覺民現(xiàn)在還是冰冷地躺在黃花崗的石碑上,被風吹雨淋,隨日月而漫漶。

  當時一發(fā)子彈擊中了林覺民的腰部,林立時仆倒在地,隨后又倔強著扶墻而起,舉槍還擊。槍戰(zhàn)持續(xù)了一陣,最終林覺民力竭不支,訇地一下癱倒在墻根,如鬣狗一樣的清軍兵卒一擁而上,把他縛住。
  這多像最后的荊軻,那也是留下遺恨的一幕:“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fā)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chuàng)。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荊軻死掉了,陶淵明說:“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是的,林覺民最后的結局,和荊軻一樣留下了千古的遺憾,人們說俠有三色:“小者怒而色青,怒而拔劍,伏尸殺人,怒發(fā)如狂,其色已變。中者怒而血青,殺人如無物,面不改色,卻色厲而內(nèi)荏。只有大者榮辱不驚,心如古井,波瀾不起,輕易不怒,怒則拔劍,身如長虹,雖殺一人,伏尸千里,動四方,震諸侯,垂青史。”
  應該說林覺民和荊軻一樣,是俠之大者。廣州起事,損失慘重,譚人鳳說:“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無一怯懦士。事雖未成,而其激揚慷慨之義聲、驚天動地之壯舉,固已碎裂官僚之膽,震醒國民之魂。”主帥黃興右手被打斷兩指,足部也受了傷,當他從死亡線上逃出來,遇見3月29日夜從香港帶二百多志士趕來赴難的趙聲時,兩人相抱痛哭,一代雄才的趙聲不到三星期悲憤嘔血而死。


  沒有暴露身份的同盟會員埋葬了志士的遺體,共找到七十二具死難的尸骨。其實犧牲的人遠不止這些,時在廣州新軍任管帶的革命黨人應德明回憶:3月29日起義失敗后,清軍戒備森嚴,下令閉城三日,搜查革命黨人。凡屬沒有辮子的、穿黃軍衣的以及來路不明白的人,一律格殺勿論,制臺衙門前伏尸累累,被殺的人約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謂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據(jù)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難的人無可稽考,約在二倍以上。此外新軍各營中以革命黨人名義被殺的人也沒有人能說出確數(shù),“死于非命,慘不忍言”。“其處死之法是用七寸長釘,對準頭腦,一釘致命,隨即用蒲包一裹,棄尸海中,慘酷形狀,令人酸鼻。”
  黃花崗一役,趙聲氣死,胡漢民心灰意冷,黃興寫下《蝶戀花•哭黃花崗諸烈士》一詞和“七十二健兒,酣戰(zhàn)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一聯(lián),獻給死難的同伴。事隔十年,孫中山先生還痛在心底,認為“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哀惋痛惜之情長久地積存在心靈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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