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節(jié) 有關(guān)辛亥革命的幾個隱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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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相關(guān)的研究很多,但是,迄今為止,有關(guān)辛亥革命仍然存在一些未解的問題,不是為人忽視,就是過去的解釋過于簡單和概念化。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趁此之機,提出問題,也許是一個機會。
首先,人們都承認,辛亥革命是一場低烈度的革命,革命的破壞性不大(這一點,讓好些研究者感到似乎很不過癮)。一個經(jīng)常被人列舉的例子,就是作為江蘇巡撫所在地的蘇州,為了以示革命必須有破壞,革命了的江蘇巡撫程德全,命人用大竹竿挑掉了衙門屋檐的幾片瓦。程德全是接近立憲派的開明官僚,他的革命沒有破壞,可以理解。其實,就是在革命黨人主導的一些地方,比如廣東和福建,破壞和殺戮也不太多。當年革命黨的宣傳,似乎恨不得把滿人殺光,食肉寢皮,可一旦革命了,他們反而縮手縮腳,能不殺就不殺。作為首義之地的武漢,革命軍開始殺了一些滿人,外國領(lǐng)事一抗議,馬上就收手。荊州作為八旗駐防地,多少有些滿漢矛盾,滿人也有被殺的,但外國人一干預(yù),革命軍也就作罷了。只有西安由于當?shù)仄鞝I進行了抵抗,所以革命后殺戮較多,也因此引起了當?shù)赝鈬鴤鹘淌康膹娏曳锤,屢屢通過西方外交官提出抗議,害得當?shù)氐母锩h人十分狼狽。浙江和福建,是當?shù)伛v防八旗首領(lǐng)作了象征性抵抗的地方,但革命軍也沒有濫殺旗人,只是象征性地殺了八旗防營的首領(lǐng)。革命所到,殺戮尚且不多,至于打砸燒搶,就更不多了。只有后來北伐軍云集的南京,由于軍餉不繼,才發(fā)生了兵變的搶劫。而這樣的兵變,在當時也是為革命黨人所痛恨的。
清朝的新政期間,在日本的立憲黨人和革命黨有過幾次辯論。一個要改良,一個要革命。立憲黨人反對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革命會造成破壞,喪了民族的元氣。革命黨人辯說不妨,不破壞就不會創(chuàng)造,破壞是必須付的代價?雌饋砝碇睔鈮,但是,真的到了革命的當口,當日立憲派的顧慮,也變成了革命黨人的顧慮。他們也擔心破壞大了,日后建設(shè)不易。
當然,革命烈度小,不僅跟多數(shù)的革命黨人不想大破壞有關(guān),也跟立憲黨人的大量參與有關(guān)。相對而言,立憲黨人大多為地方實力人物,大士紳大紳商,從他們自身的利益考慮,避免大開大合,減少變革的動蕩,是最佳抉擇。對他們來說,革命是立憲不成之后的一種無奈,也是借此給清政府的一種最后的懲罰,參加革命,多少有點意氣用事的成分,推翻清朝,當然不可避免,但他們不想讓這個懲罰,傷及他們自己,傷及革命后的秩序。他們在革命中最關(guān)心的問題,是維持一個大體不變動的秩序,有秩序,他們的身家性命才能得到保證。
其次,革命中,革命的人們有一個文明追求的取向。這個取向,也是革命造成殺戮和破壞較少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發(fā)動革命的革命黨人看來,革命的本身,雖然意味著暴力,但這暴力,卻是為了把中國變得更文明,或者說為了把落后愚昧的中國,變成文明先進的中國。因此,他們在革命進行過程中,最擔心的是西方說他們不文明,最怕西方說他們是義和團。革命中西方人對革命黨人的抗議,基本都有效,只要人家的抗議說他們不文明,他們馬上就改。革命后出的告示,也刻意跟義和團劃清界限,不僅不排外,而且強調(diào)要保護外國人,保護教堂,對趁機搶劫外國人的行為,一律加以嚴懲。甚至,革命黨人特別在意的剪辮子運動,只要外國人抗議,他們也收斂。盡管,在革命黨人看來,剪辮子之舉,恰是為了向往文明,跟西方接軌。
在革命后的一段時間里,文明成了社會最時髦也最流行的用語。在那個時代,所有跟西方沾邊的東西,都被冠以文明兩個字。西式禮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車叫文明車,話劇叫文明戲,西式結(jié)婚被稱為文明結(jié)婚。這樣的稱謂,不僅僅是個稱謂,而意味著人們的追求,一種基于價值的追求?梢哉f,正是這場革命,促進了人們對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不是革命黨膽子那么小,害怕西方的干預(yù),刻意把洋人的話奉為圣旨。而是在當時,人們就是那樣一個認識水平,認為凡是西方的,就意味著文明。西方的意見,就是值得尊重的意見。作為一場學習西方制度的革命,革命的發(fā)動者,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應(yīng)該成為追求文明的表率。這樣在今天看來很有些偏頗的認識,在許多后發(fā)民族都出現(xiàn)過,不獨中國如此,所謂全盤西化,正是人們在學習西方過程中的一個不大好逾越的階段。正因為如此,當時的革命,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對所謂帝國主義的主張。當年被我們后來的史學家視為帝國主義的國家,都是革命黨人所要學習的對象。革命黨的使命,就是要通過革命,推翻落后野蠻的清政府,建立一個西式的合眾國。為此,他們必須表現(xiàn)得跟“扶清滅洋”盲目排外的義和團不一樣才行。
再次,由于文明的問題,牽扯出第三個問題,即革命為何不發(fā)動群眾?這一點,過去被我們的史學家,認為是一種革命不徹底的表現(xiàn),而這種不徹底,根子跟革命黨不敢反對帝國主義一樣,是資產(chǎn)階級軟弱性的表現(xiàn)。要說參加革命的立憲黨人屬于資產(chǎn)階級,倒還有些道理,畢竟他們很多人都是大紳商。說當時的革命黨人代表資產(chǎn)階級,其實有點冤枉。眾所周知,當時的革命黨人,無非是些國內(nèi)的小知識分子(中下層士人),海外華僑中的中產(chǎn)以下的青年。這些人,在后來的階級分析中,一般是被視為小資產(chǎn)階級的。而小資產(chǎn)階級,在革命中往往狂熱有余,穩(wěn)重不足。他們的革命表現(xiàn),往往會很徹底,而絕不會不徹底。
其實,革命黨從立志革命那天起,就沒打算發(fā)動群眾。從一方面說,他們都有英雄史觀,認為這個世界是分為先知先覺和后知后覺的,存在英雄和群氓的。他們作為先知先覺的英雄,有義務(wù)拯救后知后覺的群氓。他們的流血犧牲,就可用于實現(xiàn)這個目的。為此,他們自信滿滿,也豪氣沖天。另一方面,革命黨人雖然都是些小知識分子,但畢竟跟國內(nèi)的士大夫階層有著血肉聯(lián)系。義和團運動和太平天國過去時間不長,當時的人們,對此還有記憶,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幾乎是剛剛過去,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跟一般士大夫一樣,天然地對底層的動員,底層的狂熱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破壞有著警惕和敵意。加上對所謂文明的追求,他們更加擔心底層動員起來之后的不文明,最后毀掉了他們追求文明的努力。
正因為如此,革命的發(fā)動,跟群眾無關(guān),群眾即使在革命之后,對革命黨也沒有感覺。革命過程中,也沒有大規(guī)模的動員。“不許革命”,成了革命中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凡是農(nóng)民受革命習染,主動革命的地方,無一不招致革命后政權(quán)的鎮(zhèn)壓。立憲黨主政的地方鎮(zhèn)壓,革命黨主政的地方,也鎮(zhèn)壓。在這個意義上,革命黨人跟立憲黨人無意中達成了高度的一致——秩序第一。在革命之后,客觀上,革命黨成了維護立憲派和地方勢力利益的看家狗。
但是,刻意維護秩序的革命黨人,在革命后的名聲依然不佳。由此引出第四個問題,革命中的會黨問題。革命黨在革命發(fā)動過程中,對作為第三社會的會黨,有著很大的期待?陀^地說,在革命黨中,做會黨工作的人,絕對要超過做新軍工作的人。很多革命黨人,在革命里是同志,在會黨里則是大哥和龍頭大爺,存在著強烈的角色混亂傾向。革命成功了,在革命黨看來,是革命黨的勝利,在會黨看來,則是幫會的哥弟坐了天下。
可是,會黨畢竟具有黑社會性質(zhì),帶有反社會的特征。革命后,凡是會黨占上風的地方,秩序都大成問題。他們成群結(jié)隊,在城市里公然包娼包賭,大呼小叫,甚至公然搶劫,讓市民和士紳以及商人都非常反感。革命后的湖南,被視為會黨大爺?shù)亩级浇惯_峰和陳作新,被會黨兄弟搞得焦頭爛額,長沙秩序大亂。革命后的廣東,各地的民軍也大抵有會黨背景,各立門戶,互相殘殺。兩個革命黨的都督,毫無辦法。四川的袍哥,成了革命后的主宰,連政府機關(guān),都得大開公口(幫會的堂口),大小官員,都得自稱袍哥大爺。陜西也是山堂林立,自立政府,開堂審案,出現(xiàn)了相當多的濫殺、搶劫和襲擊教堂的事件。這些會黨的作為,都是在革命和革命黨的名義下出現(xiàn)的,因此很大限度地敗壞了革命黨的聲譽。四川和陜西,在袁世凱對革命黨下手之前,革命黨已經(jīng)丟了政權(quán)。而湖南的新軍叛亂,殺了兩位革命黨的都督,居然也沒有引起民眾的不滿。在二次革命中,只有較早鎮(zhèn)壓了會黨的江西革命黨,還有點抵抗力,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哄而散。整個社會,非常冷靜地看著這些革命的先驅(qū),被袁世凱趕走,流亡海外。無疑,這個結(jié)果,跟革命黨不得人心大有關(guān)系,而革命黨的不得人心,跟會黨的敗壞有直接的關(guān)系。
最后,是革命中西方列強的態(tài)度。內(nèi)地的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已經(jīng)最大限度地整理出了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列強的種種表現(xiàn)的資料。顯然,在革命中,西方列強大體有兩種態(tài)度。一種以英國和日本為代表,作為同盟,英國和日本其實對中國革命的態(tài)度并不完全一致。日本作為對中國有更大野心的近鄰,趨向于干涉,而英國則反乎是。在其他列強的反對下,日本最終沒能干涉,而是跟英國協(xié)調(diào)了關(guān)系,保持了一致。它們的態(tài)度,是盡力保持中國的君主制,最好形成一個君主立憲的格局。而另外一種態(tài)度,以美國和法國為代表,則對中國的共和革命持贊同立場。但不管持何種態(tài)度,總的來說,當時西方對中國的革命,大體上還是樂觀其成,持謹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態(tài)度。這從武昌起義發(fā)生不久,西方在武漢的領(lǐng)事,宣布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出。作為與清政府建有正式邦交關(guān)系的國家,在事態(tài)尚未明朗之際,居然宣布承認反叛者作為交戰(zhàn)的一方,保持中立,耐人尋味。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革命發(fā)生之際,歐洲列強的爭奪已經(jīng)進入白熱化,兩大集團的明爭暗斗,已經(jīng)吸引了歐洲列強的大部分注意力。所以,盡管中國發(fā)生了這么大的事情,列強也沒有派出哪怕一個副部長級別的外交官來過問一下。在那個時代,中國雖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在西方列強眼里,還只是一個弱國,小國而已。
一個歷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這樣的大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視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論工具。單線條的研究,不足以理清這場革命的來龍去脈,也不足以揭示革命背后的邏輯。人們常說,要以史為鑒,要接受歷史教訓。但以史為鑒的前提,就是要有一個真實和清晰的歷史。否則,我們就找不到教訓在哪兒,自然也就無從談吸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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