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者能否成為改革者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大家普遍認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這一點也不錯。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歷史，許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動甚至領(lǐng)導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變成改革者，我們是沒有希望的。
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變成改革者？
觀念引領(lǐng)變革
第一，理念的力量。人的行為并不完全是由所謂的物質(zhì)利益支配的。兩百多年前，大衛(wèi)•休謨講過，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人類本身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觀念所支配的�？v觀歷史，許多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革引起的，我舉幾個例子：
華盛頓沒有當皇帝，當總統(tǒng)也只當兩任，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鄧小平在“文革”之后發(fā)起改革，包括廢除領(lǐng)導終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我們講到法國大革命，其實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是舊制度下的貴族。啟蒙運動是貴族性質(zhì)的，知識階層當中好多人來自貴族，《百科全書》的160位作者中有30位來自老貴族，幾乎所有的啟蒙運動期間的沙龍都是在貴族家庭中進行的，參與者都是來自貴族階層。最初大革命是貴族自身努力的結(jié)果，受到威脅的精英們，在困境中產(chǎn)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們?yōu)榇蟾锩峁┝遂`感。
再看，創(chuàng)造和領(lǐng)導中國共產(chǎn)黨的很多人是舊體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孩子，他們接受了新的理念，這種理念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再看歷史上廢除黑奴運動，好多是由白人發(fā)起的，最早反對黑奴制的是天主教會。1775年，美國費城成立了第一家反黑奴協(xié)會，1781年起英國成為反黑奴的一支重要力量，英國內(nèi)部的飛鷹派就是推動廢除奴隸者的重要力量，1783年英國貴格會向議會請愿廢除了奴隸制，1833年英國政府終止了殖民地的販奴貿(mào)易。
最不安全的人，其實是特權(quán)者本身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間是有博弈的。我們一談到既得利益，大家好像經(jīng)常覺得它們是一個整體，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其實不是這樣。既得利益者分成好多小團體，他們之間的利益沖突可能遠大于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沖突，他們之間的斗爭可能是生與死的問題。我舉幾個例子，首先，現(xiàn)代民主制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教分離，即教會和統(tǒng)治者斗爭的結(jié)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宣布收回國王任命主教的權(quán)力，而這時神圣的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罷除了他教皇的職位。這個斗爭一直到格列高利七世的繼任者最終在1122年與皇帝達成協(xié)議，教皇有任命主教的權(quán)力，而教皇也承認皇帝有世俗統(tǒng)治權(quán)，因而形成了政教分離。
法國大革命是貴族相互斗爭的產(chǎn)物。革命前，法國最重要的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的矛盾，而貴族之間也有很多矛盾，比如親王與宮廷貴族的矛盾、老貴族與新貴族的矛盾、鄉(xiāng)村貴族和城市貴族的矛盾、軍事貴族與司法貴族或叫穿袍貴族的矛盾。即使在革命時期，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之間的矛盾推動了法國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國在19世紀之前的憲政建設，主要是貴族和國王、國王和教會，以及貴族之間斗爭的結(jié)果。我要特別舉一個例子：在19世紀中期之前，西方國家創(chuàng)辦公司都是一種特權(quán)，也就是說你只有得到國王的授權(quán)，或者議會的授權(quán)，才能建立公司，一般人是沒有辦法建立公司的。這時在精英當中就形成了不平衡，最后通過精英斗爭，任何人都有權(quán)注冊公司，英國是在1844年完成，法國在1867年完成，美國在1850年完成。
西方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貴族內(nèi)部實施的，也就是說貴族內(nèi)部有了法治，有了民主，然后才推動了整個社會。他們那時先貴族內(nèi)，后貴族外，為什么貴族要實行法治和民主？因為在專制體制下，既得利益者雖然有特權(quán)，但是他們沒有人權(quán)，他們其實在相互摧殘，普通百姓在專制體制下感到不安全，但真正感覺最不安全的人，是特權(quán)者本身。他們有時候是人上人，突然之間就可能變成階下囚，他們認識到，還是應該用權(quán)力保證每一個人的利益、每一個人的安全，實行法治后，統(tǒng)治者換了，被換下來的統(tǒng)治者，仍然需要安全感；但在舊體制下，即使你能夠平安著陸，著陸之后你仍然沒有行動的自由，這就是既得利益者為什么最終要實行法治，要實行民主的理由。
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辦法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最好的辦法。英國真正的民主化是從1832年通過的第一次議會改革開始，此前英國爆發(fā)了持續(xù)的暴亂和群體性事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盧德運動。歷史學家一致認為，1832年法案的動機，就是為了避免大的社會動蕩，“議會改革”并不能滿足大眾對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后，英國工人階級就發(fā)起了改革議會的憲章運動，提出了男性普選權(quán)，廢除議員薪酬制等建議。這個運動持續(xù)到1848年，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對之后的改革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隨著改革壓力越來越大，到1867年，英國議會終于通過了第二次議會改革，將選民人數(shù)從136萬擴大到248萬，從而使得工人大眾成為城市選區(qū)的主體。這一改革的法案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jié)果，使得政府認識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1884年通過的第三次改革法案，使原來只適用于城市選區(qū)的投票規(guī)則，適用范圍擴大到鄉(xiāng)村選區(qū)，使得選民人數(shù)增加了一倍，有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選權(quán)。“一戰(zhàn)”之后，英國在1918年通過了《人民代表法案》，這個法案將投票權(quán)擴大到年滿21歲的男性和年滿30歲的女性納稅人，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因為十月革命之后英國也擔心發(fā)生革命，最好的辦法就是實行民主化改革。
縱觀歷史，我們看到英國的民主化過程盡管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社會不穩(wěn)定的威脅是英國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驅(qū)動力。也正因如此，英國的民主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每一次的讓步只是滿足威脅者、鬧事人的要求，1832年只要買通了中產(chǎn)階級就可以有和平，選舉權(quán)擴大到中產(chǎn)階級，當新的威脅出現(xiàn)之后，再進一步地讓步。
我講的這三個理由，統(tǒng)治者有可能變成改革者只是一種可能。第一個因素是理念，后兩個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變成改革者，取決于他們是否有足夠的聰明智慧，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領(lǐng)導力，是否能夠做出明智的決策。對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有些非民主國家的政府習慣于用武力鎮(zhèn)壓的方式，或者一開始得過且過敷衍了事，最后實在沒有辦法了才開始改革，但為時已晚。
華盛頓去世前，他要求他的妻子瑪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隸都解放了，但是瑪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隸都解放了。有人問她為什么，她說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當中。華盛頓解放黑奴，是因為理念，華盛頓太太解放黑奴是因為利益，她覺得自己受到威脅，她有危機感。歷史證明，在一個大的歷史變革當中，統(tǒng)治者最好有華盛頓的理念，如果沒有華盛頓的理念也應該有華盛頓太太的危機感，如果既沒有華盛頓的理念，也沒有華盛頓太太的危機感，事情就麻煩了。
本文為經(jīng)濟學家張維迎在2013年2月22日亞布力論壇上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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