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之后，“電懋”老板陸運濤遇空難，左派電影機構遭受政治上的重創(chuàng)。而邵逸夫的清水灣影城在這一年建成，各路人馬齊聚旗下，邵氏公司在香港再無強大的競爭對手，一時風光無限，獨霸香港影壇，無人敢與爭鋒。這時的邵氏，每年要出品幾十部電影。邵逸夫坦率承認，達到這個數(shù)量，需走“抄襲”之路。也就是參考借鑒國外影片或者舊中國三、四十年代影片，甚至原封不動地照搬別人的影片精華和創(chuàng)作思路。對此，邵逸夫從不諱言，他說：“我們哪兒有那么多的故事和小說改編成劇本？哪來的時間和金錢去創(chuàng)作？”抄得像模像樣，可能是一部賣座的片子，最怕抄得不三不四。事實上，當時香港各電影公司拍的許多影片，也多是國外影片或中國傳統(tǒng)影片的翻版，一個“梁祝”，就有十幾個版本。只是許多片商沒有邵逸夫的坦誠。但即便是模仿，也有山窮水盡之時。
邵逸夫每天沉浸在電影里，對電影的市場走向最為敏感。當時，香港影壇仍是邵氏帶動起來的黃梅調天下，但是，物極必反，久盛必衰，這是鐵的定律。邵逸夫意識到，無論是話劇式國語片還是黃梅調國語片，此時都已經(jīng)開始走下坡路了。那么，邵氏公司下一步，應該走什么戲路呢？對于電影市場的把握，沒有人能夠超越邵逸夫。他在反復比較、權衡、研究之后，把目光投向了武打片。其實，武打片在中國的歷史由來已久。
早在電影這一事物進入中國之初，1905年，中國最早的電影制作人任景豐，就請來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拍攝了譚鑫培先生的拿手戲《定軍山》。主要為“請纓”、“舞刀”、“交鋒”等幾個片斷，都為武打動作，不妨將此劇定性為武打片。邵氏兄弟涉足武打片同樣很早。1925年底，天一公司即拍攝了《俠女李飛172飛》，可算作中國第一部武俠片。真正掀起武俠片高潮的是稍后的1928年，明星公司根據(jù)一部武俠小說《江湖奇?zhèn)b傳》，改編成電影《火燒紅蓮寺》，連續(xù)拍了18集，使上海影壇一時成為“火燒片”天下。但是，那個時候的武俠片，大多改編自神怪功夫小說。內容荒誕離奇，脫離生活實際，都是些神功奇術。所以到30年代初，武俠片熱漸漸退潮，影壇上很少再出現(xiàn)武俠片的身影。但這短短幾年間，各公司共出品了250多部神怪武俠片，占當時影片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可見其影響之大。由上海來香港的著名導演洪仲豪，見到神怪武俠片因過于荒誕而失去了市場，決定拍攝一部突破神功注重真功的武俠片。他發(fā)現(xiàn)，觀眾對行俠仗義的情節(jié)、精彩的武打動作，還是非常歡迎的，只是對嚴重脫離現(xiàn)實的情節(jié)不以為然。
所以在1938年，洪仲豪拍攝了由著名粵劇演員馬師曾主演的《方世玉打擂臺》，之后又拍攝過《火燒少林寺》、《大鬧三門街》、《瓦崗寨》等武俠片，可以稱得上是香港武俠片的鼻祖。1949年，香港《工商日報》連載了朱愚齊的武俠小說，以黃飛鴻為主角。黃飛鴻是一個集中國傳統(tǒng)武術于一身的英雄人物，香港導演胡鵬從中找到了靈感，于是與好友吳一嘯一起，將小說改編為劇本，并進行拍攝。此片由新加坡電影商溫伯陵投資，關德興主演。劇中黃飛鴻行俠仗義時所施展的拳腳，深深迷住了香港觀眾。截至1959年，10年間以“黃師傅”為主人公的電影，共拍了68部，整個港島幾乎成了黃飛鴻的天下，成為電影界的傳奇。但是，到了60年代，香港武俠片漸漸被觀眾厭倦。
那種打打殺殺，大多千篇一律，且全無套路，缺少內涵，久了，觀眾對此就失去了興趣。邵氏公司并沒有因此受到?jīng)_擊。多年來，公司的主打產品都是黃梅調歌舞國語片，因為廣受歡迎，票房可觀，邵逸夫未輕易想改弦易轍，而是將黃梅調片一路拍下去。當其時，李翰祥離開了邵氏，到臺灣另立山頭，創(chuàng)辦自己的公司。邵氏的黃梅調國語片，始于李翰祥，亦盛于李翰祥。似乎只有在李翰祥手中，黃梅調片才能煥發(fā)出自己的光彩。李翰祥走后，邵逸夫令其他導演繼續(xù)把黃梅調片發(fā)揚光大，但事與愿違，邵氏的黃梅調片自李翰祥走后，再也沒有掀起過觀看熱潮。173第六章霸業(yè)初成這時，以看電影作為主要工作的邵逸夫，從一部影片當中看出了邵氏的出路所在。這部電影就是《云海玉弓緣》。
說到《云海玉弓緣》，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一下日本電影。日本電影最初傳入中國，是憑借亞洲影展。亞洲影展創(chuàng)辦于1954年，其前身為東南亞電影節(jié)，由日本的大映公司發(fā)起，目的就是要將日本片打入亞洲，使亞洲各國認可、接受日本電影。亞洲各國電影商都踴躍參加這一盛會，而日本電影果然也因此被亞洲觀眾廣泛認識。最早得到華語觀眾認可的日本電影，便是日本武士片。1955年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拍攝了日本武士片《七武士》，于1957年在香港上映，很受觀眾歡迎，掀起了不小的觀看熱潮。此后又有增村保造、稻垣浩等導演的影片進入，使日本電影憑武士片真正打開了香港市場。邵逸夫作為職業(yè)電影人，接觸到的日本影片自然更早也更多，眼光也更為專業(yè)。
他尤其關注日本武士片，因為武士片在日本電影里最受觀眾歡迎。邵逸夫認為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本來就由中國傳入，所以日本的武士片與中國的武俠有著很深的淵源。他對日本電影評價很高，因為日本作為當時亞洲最為發(fā)達的國家，電影制作水平也走在亞洲同行的前列。較之同一時期粗制濫造的香港武俠片，日本武士片電影的質量，要精良得多。邵逸夫曾經(jīng)感嘆：什么時候香港的武俠片能拍到日本片那樣精致，一定好賣。日本的經(jīng)濟、政治環(huán)境，民族文化，均不是當時的香港可以比擬的，所以邵逸夫也只是說說，并未付諸實施。他仍然守候著他的黃梅調國語片陣地，在這一領域內做到最好最強。
但李翰祥的離開，以及黃梅調國語片的泛濫，令邵逸夫意識到，這一領地可開發(fā)利用的資源已經(jīng)不多，陣營正在縮小，而觀眾的口味也正在悄悄發(fā)生改變，對黃梅調片漸漸膩煩。這時，他看到了《云海玉弓緣》一片。這部影片是1965年，長城電影公司根據(jù)梁羽生的同名武俠小說改編，由張鑫炎導演，傅奇、陳思思主演。一向以“表現(xiàn)工農兵、為政治服務”為宗旨的左派電影機構，這一次另辟蹊徑，捷足先登，在沉寂許久、被觀眾稱為總拍“爛片”之后，在香港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向冷淡左派電影的香港觀眾，開始追看此片。邵逸夫注意到，《云海玉弓緣》從內容上吸收了不少日本武士電影的精華，使普通武打片具備了比較深厚的思想內涵，制作也相對精良，杜絕了武打片慣有的粗制濫造。邵逸夫特別注意到，片頭顯示演職人員字幕時，打上了“武術指導”四個字。這令邵逸夫大受啟發(fā)，意識到武俠片里的武打動作，不能夠胡打一氣，而是有套路、有規(guī)矩的，演員不僅要聽從導演的調遣，還需服從武術指導的安排。左派電影機構，由于政治因素，不可能沿此套路走下去，在市場上對邵氏公司完全構不成威脅。
邵逸夫非常清楚這一點，他看完《云海玉弓緣》，敏銳地意識到，邵氏的新出路，也許就在這里。他請來鄒文懷以及邵氏其他上層決策人物，一起再看這部《云海玉弓緣》，看完之后對他們說：“我們的黃梅調可以冷一冷了，搞武打片。”但是，這一次的轉型，不同于最初天一公司拍攝《俠女李飛飛》，只需個故事梗概便可以開拍，對細節(jié)、動作全無要求。此時的邵氏公司，口號是“邵氏出品，必屬佳作”，大制作、精制作是其宗旨。邵逸夫更從日本武士片中得到啟發(fā)，認定只有制作精良，才能贏得市場。但是，這就要求必須有一個真正懂得、深度把握電影的人，來統(tǒng)籌全局，調度安排，就如同李翰祥之于黃梅調國語片。此時，邵氏旗下導演無數(shù)，有許多是執(zhí)導過優(yōu)秀片子的著名導演。但是，邵逸夫經(jīng)與鄒文懷商量，最后卻把眼光落在了邵氏的二線導演張徹身上。
張徹加盟邵氏，得益于邵逸夫對一切電影信息的關注。邵逸夫平時除了在試片室觀看電影，對報紙上能夠看到的一切關于電影的文章，也都非常留意。他對這些文章都會認真閱讀，認為有道理的，還會反復研究，以便從中了解電影市場需求、觀眾反應等信息。邵氏公司是香港電影業(yè)的龍頭老大，報上自然也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有關邵氏影片的信息，無論是褒是貶，邵逸夫一律仔細閱讀，認真對待，虛心聽取社會各界對邵氏電影的意見，以便能不斷地調整改進，更好地適應市場與觀眾。在所有這些報紙中，邵逸夫比較看重《新生晚報》。因為《新生晚報》辟有一方影評專欄，專門就香港影壇的各種現(xiàn)象，發(fā)表各自的意見。慢慢地，邵逸夫注意到一個署名“何觀”的影評人，經(jīng)常在《新生晚報》上撰文。這位“何觀”不同于其他人，在那里胡亂八卦一氣，只為噱頭。何觀似乎很有思想，看問題準確而深刻。他的文章觀點犀利，見解獨到，在談到邵氏電影時，其品評往往一針見血，非常到位。他曾經(jīng)態(tài)度明朗、坦誠直率地批評邵氏影片缺少陽剛之氣，邵氏公司是女明星天下，風格總以陰柔為主，長此以往，必致公司發(fā)展不平衡。他還以美國好萊塢作為例證，以事實說明男女比例均衡的必要性。
他說，好萊塢有瑪麗蓮•夢露、伊麗莎白•泰勒等著名女星，但也有柯克•道格拉斯、史蒂夫•麥奎那樣舉世聞名的男影星，而不是像邵氏那樣，只捧女星，忽視男星。邵逸夫看著這些文章，對作者非常贊賞。當然，作為電影公司的老板，他比普通人——比如這位“何觀”，更清楚香港電影業(yè)的發(fā)展趨勢，更知道什么才是一家電影公司所應該重視的。邵逸夫當然知道男女星均衡的重要，但畢竟香港不是美國，邵氏也不是好萊塢。在香港，電影尚有其局限性，觀眾對一部電影認可與否，一定程度取決于對女星是否喜愛。但是，邵逸夫知道，文中所提到的，確是電影發(fā)展的大方向。
他覺得這個“何觀”談得非常懇切，非常客觀，不由對作者發(fā)生了興趣。邵逸夫派鄒文懷去打聽，“何觀”何許人也。鄒文懷曾在報業(yè)干過多年，因此不費吹灰之力，很快即打聽出“何觀”的來歷。“何觀”真名張徹，本名張易揚。1923年生于浙江青田。張徹本是一位文化官員，曾任“上海市文化運動委員會”秘書，此前還曾在張道藩先生主持的“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工作過。張徹本有條件從政，有望在仕途飛黃騰達，50年代，他在臺灣認識了蔣經(jīng)國先生，兩人過從甚密。但張徹文人氣很濃，對官場、政治全無興趣，而對電影、戲劇非常熱愛。張徹是臺灣第一部國語片《阿里山風云》的編劇，并與張英一起，導演了這部影片。由他撰詞的主題曲《高山青》，是十分經(jīng)典的歌曲，被傳唱至今。大才子張徹改名“何觀”在報紙上發(fā)表文章，實屬無奈。
1957年，女明星李湄在香港成立了北斗影業(yè)公司，邀請張徹從臺灣前來，編導影片《野火》。這部影片由李湄和高原主演，是一部小成本制作的黑白文藝片，1958年4月在香港上映，反應平平。但影片雖然沒火，張徹卻因此出了名，因為這一場戲，176張徹被與緋聞攪在了一起，當?shù)孛襟w有“李湄在臺灣找個小白臉做導演”等等不堪言論。這類事情，向來傳得最快，一時大街小巷鬧得沸沸揚揚，令張徹非常被動，給他帶來不少麻煩，弄得他在香港幾乎無立足之地，更不要指望再有人請他去拍電影。但張徹性情坦白。他雖在香港被指責議論，卻始終相信“清者自清”。
他完全可以回臺灣，但他偏偏選擇在流言蜚語中留在香港。他知道，如果他在這個時候退縮，所有一切無中生有的緋聞就都成了真的，等于不打自招。但在香港待下去，卻不可能再從事他喜歡的導演事業(yè)，這個時候，不可能再有人請他拍電影。于是他只好隱姓埋名，改用“何觀”、“沈思”等名，在報紙上發(fā)表影評文章。張徹熟悉電影，對問題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所以他的文章很受歡迎，尤其受到電影界的關注，最終引起了邵逸夫的注意。張徹與邵逸夫的初次見面，是在1960年。鄒文懷在邵逸夫的指示下，將張徹請至公司。邵逸夫對張徹關注已久，如今想親自見一見他，當面聽一聽他對香港電影的建議。寒暄過后，邵逸夫即就張徹撰文提到過的“邵氏專捧女星”，與張徹探討。張徹并不謙虛，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對邵氏所存弊端，一一道來。他提醒邵逸夫，邵氏公司這些年捧紅了大量的女星，卻缺少與之相對應的男星。張徹一一列舉人名：從早些的林黛、李麗華、尤敏、樂蒂，到近期比較活躍的丁紅、林鳳、鐘情、歐嘉慧等人，俱是女星。邵逸夫暗暗點頭，感到此人不是在空口說白話，而是確實對邵氏公司的影片和演員，都十分熟悉�？梢姶巳藢﹄娪笆顷P注和了解的，說的都是內行話。邵逸夫不由鄭重起來，就許多電影上的問題與張徹探討。
張徹本是性情中人，對電影一行又十分熱愛。見邵逸夫以誠相待，自己也就開誠布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談了許多關于電影的想法與建議。他繼續(xù)針對邵氏注重捧女星一事，與邵逸夫爭論。他認為雖然女星更能夠博得觀眾喜愛，帶動一部影片的票房，但優(yōu)秀的影片，絕不是靠臉蛋和身材取勝的。一個好的制片家理應引導觀眾的審美取向，應根據(jù)劇本、劇情，來確定在這一部戲中側重捧男星還是女星。邵逸夫心中自有分寸。他只是個商人，沒有義務耗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去引導觀眾的審美，他只需迎合觀眾的審美情趣，使觀眾喜愛他的影片，就可以了。但邵逸夫并不辯駁，他知道張徹是一個藝術家，自有他的立場和考慮。
邵逸夫只是笑著問道：“誰說邵氏沒有男星？陳厚、趙雷、嚴俊，不都是邵氏培養(yǎng)起來的嗎？”張徹絲毫不留情面，直接說：“他們不算。他們溫柔有余，陽剛不足，都是些小生型的。他們的存在，只能為了配合和襯托女演員。邵氏的影片脂粉氣太濃，以致陰盛陽衰，讓男影星也沾染了女人氣。”邵逸夫沉思片刻，說道：“或者，今后可以招聘一些有陽剛氣的男影星？”張徹打斷了邵逸夫：“這不是影星本身的問題，而是邵氏的劇本，一開始就是為女星量身定做的。
以女主角為核心設計的戲，男主角自然只能圍著女主角轉，成為陪襯紅花的綠葉。若想改變這一現(xiàn)象，必須從劇本開始，寫劇本時，就要考慮到男主角的戲份。”接著，張徹提起了邵氏的武俠片《天下第一拳》。這部影片由鄭昌和導演，羅烈主演，是邵氏的第一部武俠片。不用張徹提醒，邵逸夫自然知道，那部影片拍的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這部他們自認為糟糕的影片，卻在美國掀起了觀看熱潮，一度成為美國當年最賣座的七部影片之一。當時美國的三百多家影院同時放映“第一拳”，使邵氏不得不加緊趕制出一千份拷貝，否則根本不能滿足美國市場的需求。
而且，這部影片在美國上映之后，讓中國功夫在國際上聲名顯著，且高深莫測。據(jù)說，此片在美國放映之后，美國一下多出幾萬個武術團體，來傳播中國功夫。那個時期，美國人日常對話時，出現(xiàn)了一個新詞：gongfu。張徹認為，一部拍得并不理想的影片，能在國際上如此賣座，除去中國文化的魅力，還顯示了一種兆頭，即武俠片和功夫片，一定大有市場。這番話正對邵逸夫的心思。他也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邵氏的主打產品——黃梅調國語片，已經(jīng)走向鼎盛。但一切事物都是盛極而衰，有必要先行設計好另外的路，而武俠片，未嘗不是方向。張徹笑著提醒邵逸夫，如果再拍攝武俠片，不能像《天下第一拳》那般粗制濫造，否則不會永遠有那樣的好運氣。
經(jīng)過此番會晤，邵逸夫極為欣賞張徹的銳氣和才氣，事后，他委托鄒文懷向張徹轉達自己的意思，聘請他擔任邵氏公司編劇部主任一職。邵逸夫以為，張徹必會欣然答應，立即走馬上任的。因為從張徹對邵氏電影的關注程度，能夠看出，他對邵氏公司是很感興趣的。而前番相見，賓主又相談甚歡，相對張徹目前狀況而言，邵氏無疑是他最為理想的去處。邵逸夫所慮不差，張徹的確很想加盟邵氏。他對邵逸夫的韜略、心胸都頗為佩服，也能感覺到邵老板對他的欣賞。
但是，他只能拒絕邵逸夫的美意，他坦率地告訴鄒文懷：早在邵氏之前，“電懋”的制片主任宋淇，已經(jīng)捷足先登，找到他，并與他簽了一年的合同。但張徹是一個電影行家，知道在電影行業(yè)內，哪家公司更有前途。于是與鄒文懷約定，他和“電懋”的合同一到期，即轉投邵氏。有如此的君子協(xié)定，張徹就已經(jīng)算半個邵氏員工了。所以這期間，雖然張徹人在“電懋”，鄒文懷仍時常與之接觸，并就一些問題與他商討，聽取他的意見。
比如張徹在此期間就曾提醒鄒文懷，不妨放棄現(xiàn)場錄音，改用后期錄音。因為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演員，越來越說不好純正的國語，如果是現(xiàn)場同步錄音的國語片，就要依靠一些老演員，他們是從內地成長起來再來香港的，能夠說標準的國語。但是這樣，就造成了新人很難培養(yǎng)起來，而銀幕上卻總是一些老面孔，演員越來越超齡。但如果改為后期錄音，則這些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當時邵氏公司，正在大量拍攝黃梅調電影，劇中需要大量唱腔。無論年輕還是年老演員，不是誰都能唱黃梅調的。所以，只好請一個歌唱演員幕后代唱。因為是同期錄音，由于幕前一個鏡頭往往需要拍許多遍，幕后代唱也只好隨之唱許多遍。往往最后鏡頭過關，但歌曲卻失聲走調了。所以后來為了取得較佳效果，就事先錄音，現(xiàn)場再放錄音，對口型，減少了現(xiàn)場錄音部分。
其時，邵逸夫與鄒文懷正在為片場中是否需要隔音設備，和一些導演爭議未決，聽取了張徹的意見之后，即改為事后錄音，自然也不需要什么隔音設備了，錄音效果也非常好。這個改革一舉成功，一直沿用，并在香港影業(yè)迅速推廣開來。到后來，由此形成了一種專門的職業(yè)：配音演員。20世紀70年代左右，香港電影界已經(jīng)沒有國語片和粵語片的明顯界限，完全不懂國語的土生土長的粵籍演員也可以大拍國語片，事后再由國語發(fā)音標準、聲音悅耳動聽的演員配音就是。而無論是國語片還是粵語片，投放市場前，拷貝都有兩套語音系統(tǒng)，國語拷貝或者粵語拷貝，可以由院線商自行選擇。1962年，張徹與“電懋”的合同期滿，立即改投邵氏。
邵逸夫安排他做編劇部主任。這個位置，上要和老板、管理人員決策劇本，下要直接和導演、演員商議具體事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見邵逸夫對他的信任和器重。之后的日子里，張徹更以他的才能和見識進一步贏得了邵逸夫的賞識，成為邵逸夫的心腹，許多重大決策，邵逸夫都會找他商量。有一件事情，可見邵逸夫對他的倚重。這件事，張徹在他的《電影雜寫》一書中作過記錄：邵先生平常見我，當然是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就算是出去喝茶，他照例也都是在半島酒店。這一次，他約我在國寶酒店大堂見面，我自然料到事情機密，不同尋常。他對我說：“雷蒙打算離開，是留住他，還是放他走？”我只略一思索，就說：“放！”鄒文懷是邵逸夫最為倚重的心腹人物，也是邵氏公司的決策層人物。他的離開，對邵氏的影響非比尋常。
這等事情，邵逸夫先找張徹商量，可見張徹在邵氏的重要程度。這種信賴和器重，自然是建立在張徹的才情之上。但閱人無數(shù)的邵逸夫，更為看重的，大約是張徹的人品。張徹為人比較大氣，遇事能從大局出發(fā)，不太計較個人恩怨得失。他和李翰祥之間的一段恩怨，被邵氏公司傳為佳話，令人提起張徹，都心生佩服。當年，張徹落魄之時，正是李翰祥炙手可熱之日。他們同為電影人，也都是此間大才，對電影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和見識。但張徹境況尷尬，與李翰祥雖早就認識，卻因為地位懸殊，并沒有交談的機會。張徹當時除了給報社寫稿，為了生存，也給邵氏寫寫劇本。一次，張徹通過鄒文懷，轉交給李翰祥一個劇本，這個劇本就是后來李翰180祥導演的《一毛錢》。鄒文懷把劇本交給李翰祥的時候，特意說：“這是張徹的嘔心瀝血之作，公司希望李翰祥能導演此片。”
鄒文懷這番話，既表達了個人的意思，又代表了公司的主張，目的不言而喻，自然是希望李翰祥能賣他這個面子，從而幫張徹一把。但李翰祥并不理會鄒文懷的言外之意，他只是在鄒文懷的辦公室里，就地將劇本草草地翻了一遍，然后往鄒文懷的辦公桌上一扔，不耐煩地說：“這叫什么劇本，亂七八糟的。然后把鄒文懷晾在那里，扭身出去了。”以當時李翰祥的身份地位，這樣一句話，足以將處在困境中的張徹打懵。面子上難堪還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李翰祥一句話，給想在電影界發(fā)展的張徹，制造了輿論上的障礙。
以李翰祥在電影界的權威，說張徹的劇本“亂七八糟”，無異給他判了死刑，堵死了張徹在其他電影公司尋求發(fā)展的可能。于是，張徹借在《新生晚報》寫評論的機會，經(jīng)常在報紙上“回敬”李翰祥幾句。李翰祥對此還不能聽之任之，因為以張徹的才情，句句都能夠說到點子上，對李翰祥的“回敬”都在其要害。于是李翰祥以牙還牙，也在報紙上公開撰稿，進行還擊。一時電影界的兩大才子在報上口誅筆伐，你來我往地攻擊、爭論，鬧得沸沸揚揚，不可開交。最后，鄒文懷看到鬧得太厲害，李翰祥作為邵氏金牌導演，在報紙上罵人和被人罵，實在有損公司形象，才出面進行調解，息事寧人，平息了這場戰(zhàn)爭。張徹最后聽從了鄒文懷的勸說，忍得一時之氣，按李翰祥的意見修改了《一毛錢》這個劇本。
在公開激烈爭吵之后，做出如此讓步，也算是給足了李翰祥面子。這種情況之下，李翰祥沒有理由不拍，于是執(zhí)導了此劇。女主角分別是老牌明星李麗華和性感影星張仲文。《一毛錢》上映之后，觀眾反應平平。風光無限、獲獎無數(shù)的大導演李翰祥，自然不肯承認是自己執(zhí)導不力，而把責任推給了編劇，說是劇本寫得不好。自視甚高的張徹自也不肯認賬，認定是導演水平欠佳。二人并沒有正面交鋒，但從此后再也不是朋友，以前曾有過的簡單交往，此后也不再有。
之后不久，李翰祥離開邵氏，另立門戶。此時，邵氏公司許多人，出于各種各樣的目的，開始跳出來說李翰祥的壞話。許是李翰祥在邵氏時風頭太盛，未免會得罪一些人，一時間各種言論紛紛指向李翰祥。其他猶可，更有人將李翰祥的功績也一筆抹煞，就連為邵氏公司屢建奇功的黃梅調電影，也被說成是李翰祥在老板邵逸夫的授意下操作的。這時，反倒是李翰祥在邵氏的老冤家對頭張徹，站出來為李翰祥講公道話，認為李翰祥是一個優(yōu)秀的導演，文化底蘊深厚，對電影有自己獨到的理解，他的成功雖與邵逸夫放手用人、為他提供足夠的空間有關，但更離不開李翰祥自身的才情和努力。
許多年后，李翰祥自立門戶失敗，想重返邵氏。所謂風水輪流轉，這時的張徹與當年的李翰祥一樣，正是邵氏公司說一不二的人物，而李翰祥正值落魄江湖。當邵逸夫就此事征求張徹意見時，張徹卻并沒有借機報當年一箭之仇，而是站在公司立場上，為李翰祥重回邵氏大行方便。關于此事，當時邵氏主辦的《南國電影》有文章記載：大約在兩個月以前，邵逸夫在辦公室里突然對張徹說道：“我正計劃同李翰祥談談，你看如何？”好個張徹，不動聲色從容答道：“六叔，此事全憑你做主，我完全沒有意見。”
過了一個月，邵逸夫又把張徹招到總裁室，對他說道：“我們與李翰祥的談判，已經(jīng)談得差不多了，你看我們和他簽約是否妥當？”張徹還是以坦然的態(tài)度對待，隨便地答道：“六叔，只要雙方的條件接近，我看沒什么不妥的吧？”邵逸夫一聽，心想這“二虎相爭”的危機大概可以不必顧慮了，心中自然高興。但是，邵逸夫還是不放心，第三次又把張徹請到辦公室，說道：“我已經(jīng)決定和李翰祥簽約了，你再想想看，還有什么問題沒有？”張徹不假思索地馬上回答道：“六叔，你的決定，我完全相信是千妥萬當?shù)�，不必再研究了�?rdquo;
可以看出，張徹對自己和李翰祥的過往，能夠做到放得下，既往不咎。對李翰祥回公司，也完全不予設阻。否則以張徹在邵氏的地位，倘若稍稍作梗，李翰祥怕是沒有那么順暢地就能回來。182當然此是后話。但張徹的大度，卻早就被邵逸夫所認識，這也是邵逸夫敢于對張徹委以重任的原因。張徹在邵氏的最初幾年，事業(yè)上并沒有很大起色。頭五年，他編了《一毛錢》、《無語問蒼天》、《雙鳳奇緣》等二十多個劇本，但沒有市場反應特佳的作品。1963年，他編寫的劇本《蝴蝶杯》獲邵逸夫批準，讓他和袁秋楓聯(lián)合執(zhí)導。這部影片張徹起用了邵氏新秀丁紅、金峰、陳燕燕等演員，一圖大顯身手。但是，陰柔婉約的黃梅調非張徹所長，片子拍得很不成功，邵逸夫不得不讓高立補拍，同時大罵張徹不會拍戲。補拍之后的拷貝先賣外埠，消息傳回來，票房很不理想。李翰祥等人更是找到了理由，借機將張徹批得體無完膚，鄒文懷、何冠昌等邵氏高層人員也對張徹很是失望。但鄒文懷對張徹還是了解的，知道張徹的才情尚未顯露。事后他主動找到邵逸夫，向老板說明個中緣由，并為張徹爭取到適合他戲路的拍武俠片的機會。
于是1964年，張徹執(zhí)導了他的第一部武俠片《虎俠殲仇》，又于1965年拍攝了他的第二部武俠片《邊城三俠》。在《虎俠殲仇》中，張徹起用運動員出身的王羽做主演。王羽當時是邵氏演員訓練班的學員，雖天資很好，但尚無名氣。而張徹其時也寂寂無名，導演與演員票房號召力都不大，因此影片公映后反響不大。但應該說，這是一部成功的影片，影評界對此片的評價也很高，認為這是“武俠新世紀”的開山之作。因為《虎俠殲仇》的票房不是很理想，一貫重視票房的邵逸夫決定對張徹的創(chuàng)作思路進行調整，在《邊城三俠》里，仍然起用女影星。在當時的香港影壇，女影星是票房的保證。相比較影界的評論，邵逸夫更看重票房，所以遵循邵氏公司的固有套路，用了杜鵑、秦萍、范麗三個女星，而讓王羽、羅烈等男星作為陪襯。這部影片的市場反應依然一般，但是，張徹和王羽在合作中，都越來越成熟，在武打片領域找到了感覺。慢慢地，邵逸夫意識到黃梅調國語片將逐漸淡出市場，他把方向定在了武俠片上。
這基本意味著，善走陽剛路子的張徹時代，就要到來了。許是左派在香港沉寂太久，這一時期較早推出武俠片的，居然是一直受政治左右的左派電影機構。先是鳳凰公司于1964年推出武俠動作片《金鷹》，該片以內蒙古為背景，到內蒙古實地拍攝，融合了草原上的摔跤、肉搏、騎射等動作場面。這一切已經(jīng)脫離了不切實際的胡打一氣，有了生活基礎，因而深受觀眾喜愛，票房超過百萬。
另一部武俠片《五虎將》，在同一年由長城公司推出，由張鑫炎、傅奇聯(lián)合執(zhí)導，也受到好評。于是張鑫炎和傅奇趁勢再度出擊，于1966年拍攝了《云海玉弓緣》。該片改編自梁羽生的同名小說，武打動作本無依據(jù)，但本片的動作設計劉家良和唐佳，將武術動作設計得極為經(jīng)典，尤其是主人公凌空飛身擊劍的鏡頭，被譽為武俠電影的經(jīng)典畫面。邵逸夫看過此片，萌生了兩個念頭：其一，他對影片動作設計劉家良、唐佳極為欣賞，欲將其攬至麾下。不久，這一想法變成了現(xiàn)實，劉家良和唐佳進入邵氏公司。其二，邵逸夫看過電影之后大受啟發(fā)，決意也要拍一部武俠片，要比左派公司拍得更為精良。他與鄒文懷商量由誰來擔此重任，鄒文懷建議把這個任務交給張徹。此前張徹在公司業(yè)績平平，但鄒文懷一直認為，張徹僅僅是沒有趕上機遇，沒遇到適合自己的劇本，真正的才能還沒有發(fā)揮出來，所以此番他還是決定起用張徹。但為了保險，他建議邵逸夫，讓胡金銓也任此片導演，參與拍攝。
邵逸夫最終同意了鄒文懷的建議，決定照此執(zhí)行。但他的心里卻一直忐忑，張徹在此之前并沒有給他一個出色的票房成績，而他對胡金銓的戲路，也并不認可。胡金銓來自于北平的書香門第，1931年生人。家中長輩與當時的武俠小說家還珠樓主是好朋友，小時候樓主經(jīng)常來家里作客，并常聽他講一些武俠故事，使得胡金銓小小年紀就對武俠精神發(fā)生了興趣。1949年，胡金銓來到香港，因言語不通，初時只靠教人英文為生。后來憑借自己的美術功底，到電影公司美工科畫畫，后來被長城電影公司招致旗下。胡金銓的編、導、演才能，因在電影公司占了天時地利，很快就嶄露頭角，被人所賞識。先是嚴俊在他導演的影片《吃耳光的人》中，請胡金銓出演了一個小配角。
之后被李翰祥介紹到邵氏公司做演員和編劇，在多部影片中擔任配角，當時有“最佳國語片配角”之譽。184胡金銓從小就喜歡聽武俠故事，對武俠片情有獨鐘。他早就留意到，在邵氏公司，還有一個人對武俠的路子有濃厚興趣，那就是張徹。胡金銓是李翰祥介紹進公司的，李翰祥與張徹不合在邵氏人人皆知，所以胡金銓不敢接近張徹。李翰祥離開邵氏之后，胡金銓方開始了與張徹的交往。兩人一見如故，相談之下，十分投機。當時張徹正在試驗武俠片的新路子，與胡金銓一聊，發(fā)現(xiàn)居然他們都在研究國外動作片。比如美國牛仔片、日本幕府時代武士片等。并由此得出結論，相比較國外動作片，華語片節(jié)奏緩慢，難以適應觀眾口味。因為美國片的鏡頭可以達到上千個，華語片則只有300個左右。1966年，胡金銓按照邵逸夫的指令，為邵氏執(zhí)導一部武俠片《大醉俠》。因為曾與張徹探討過武俠片的路數(shù)，所以在《大醉俠》中，他借鑒了國外動作片，再結合中國的武打傳統(tǒng)，推出了一部結構緊湊、套路嚴謹?shù)奈鋫b片�！洞笞韨b》的編劇是胡金銓和爾羊，起用當時名氣不大的鄭佩佩和岳華為主演。
影片講述了主人公金燕子的兄長被山賊掠去，做了人質，金燕子女扮男裝，前去營救。但在營救的打斗過程中，誤中毒鏢，命懸一線。一直暗中跟蹤的大醉俠范大悲現(xiàn)身相救，為她吸出毒液，救了她一命。大醉俠讓金燕子恢復女兒身，扮做燒香少女混入山賊地盤，自己則扮做乞丐跟隨相助，二人聯(lián)手，與山賊大戰(zhàn)一場，最終救出金燕子的兄長�！洞笞韨b》是胡金銓為邵氏導的唯一一部武俠片，也是他的用心之作。將近40年之后，2002年的“戛納電影節(jié)”上“舊片重放”，《大醉俠》與黑澤明的《影武士》、金•凱利的《雨中曲》一起，被觀眾重新回顧。在電影節(jié)上被“重放”的電影，都是世界電影史上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影片，可見《大醉俠》在電影史上的經(jīng)典地位。當年，《大醉俠》的問世，被稱標志著香港新派武俠潮流的形成，被認為是“1965年至1966年間新派武俠片中成績最美滿的一部”，口碑極好。但是，同李翰祥當初的許多影片一樣，這部影片也遭遇了“叫好不叫座”的尷尬，觀眾并不買賬，票房很不理想，這令重視票房的邵逸夫心灰意冷，對胡金銓的能力頗感懷疑。
所以，當邵逸夫決定再次拍攝武俠片，并意欲以此作為公司今后主打方向時，對鄒文懷推薦的胡金銓與張徹，心里很是沒底。一部片子的賠賺，以邵氏公司的實力，還不至于不能承擔。但擔負著轉型重任的影片，成與敗都關系著整個公司的士氣，邵逸夫不能不顧慮重重。尤其令邵逸夫提心吊膽的是，張徹在這部影片中，竟然打算起用王羽。他實在不敢肯定，觀眾對一個并不英俊的男性面孔，會不會接受認可，更不能預測演出經(jīng)驗不多的王羽，會在影片中有什么樣的表現(xiàn)。王羽原名王正權，1944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蘇無錫，畢業(yè)于上海體育學院，17歲時由滬赴港。王羽自幼喜愛武術，是空手道好手，同時對游泳、騎馬、賽車等運動，不僅有濃厚興趣，且頗為專精，這些為他日后成為武俠明星奠定了深厚基礎。王羽最初與邵氏公司合作，是1964年邵氏拍《虎俠殲仇》之時。當時邵氏公司公開征選男主角，王羽以其高大威猛、身手敏捷當選片中“雷虎”一角。他在武師指導下，悉心苦練武藝，在該片的表現(xiàn)倒也不俗。
之后又在1965年的《江湖奇?zhèn)b》中擔任角色，他身手矯健，危險動作也不需替身，故在該片演出中頗受好評。不過，邵氏一向以女星來帶動票房，小生也多是英俊瀟灑類型，邵逸夫對王羽出任主角，并無信心。即使是武俠片，他也有著女星當家的意識。例如胡金銓導演的《大醉俠》，也是由鄭佩佩擔任主角。
鄭佩佩具有青春天真的女孩氣質，演技優(yōu)秀，被認為是最有前途的新秀�！洞笞韨b》一片，讓人們初識了女俠的魅力，此后又用鄭佩佩拍了多部武俠片。鄭佩佩在芭蕾舞和中國古典舞蹈領域造詣很深，因此在武俠片的表演中，身手敏捷，姿勢優(yōu)美，曾被報界評為“武俠影后”。直到1971年，鄭佩佩結婚生子，遠赴美國，才宣布息影，令眾多影迷很是遺憾。因為有鄭佩佩在前，邵逸夫越發(fā)迷信女星。但張徹對此卻有另外的認識。他認為正因為王羽并非英俊小生，所以能使得他擺脫脂粉味，也擺脫邵氏一貫的陰柔路子。加之其身材高大，正能表達他所期望的陽剛味。雖然忐忑，邵逸夫最終還是同意了張徹的意見。他也相信，張徹無論是對劇本，還是演員的選擇，都頗有眼光。186關于劇本，他們一直決定就用張徹自己為編劇的《獨臂刀》。
《獨臂刀》的編劇為張徹和倪匡，講述大俠齊如豐的故事。齊如豐的仆人方誠為救齊如豐而身亡，留下一子方剛，被齊如豐收留，并傳授其武藝，欲立其為掌門。齊如豐的女兒齊佩愛慕方剛，不成，于是聯(lián)合師兄與方剛比武，偷施暗算，方剛右臂被砍，負傷逃走。逃難途中遇少女小蠻，獲救，并依小蠻家傳武功秘籍練成左手神刀。后來，齊如豐遭仇家報復，弟子被殺，女兒被囚，危難之際，方剛不計前嫌，與小蠻聯(lián)手救出齊佩和師父，替師父殺死仇人，然后與小蠻攜手遠走天涯。
前期工作完成，開機拍片。由于《大醉俠》的票房失敗，邵逸夫在整個拍攝過程中心里一直沒底，常常向張徹施壓，表示公司不是要虛名，要的是票房。《獨臂刀》上映之后，很快就以事實證明了邵逸夫擔心的多余。此片上映第一周，票房就突破了一百萬元，張徹也因此獲得了“百萬導演”的美譽。這一下，邵逸夫對張徹信服了。《獨臂刀》的異軍突起，為邵氏公司賺足票房，更重要的是，為公司打開了一條新的戲路，還捧紅了王羽這個武俠小生。從王羽之后，邵氏武打演員的地位迅速提高。王羽最初月薪只有200元，1966年小有名氣，月薪漲到每月800元，拍片有1200元片酬�！丢毐鄣丁飞嫌持�，他的待遇得到大幅度提高，每月平均能拿到6000元。這是過去只有邵氏當家花旦才能享受的待遇�？梢哉f，邵氏男性翻身，自王羽而始。
《大醉俠》和《獨臂刀》，開創(chuàng)了香港武俠片的新紀元，被影評人評價為武俠經(jīng)典中的“雙璧”。而胡金銓與張徹，也被尊為華語武俠片開山立派的絕代雙驕，共享大師之譽。關于這兩部影片的高低優(yōu)劣，李翰祥有一段話可謂客觀：“我看過《大醉俠》，也看過《獨臂刀》，以制作來講，《大醉俠》是勝過《獨臂刀》的，但以故事的完整、情節(jié)的感人來說，那《大醉俠》可就望塵莫及了。盡管張徹導演在以后也拍過無數(shù)的動作片，但以整出戲的完整性來說，我還是比較喜歡《獨臂刀》的。”李翰祥是胡金銓的師父，同時與張徹有些不合。所以李翰祥這段評價，是非�？陀^的，可見《大醉俠》與《獨臂刀》的藝術成就。187第六章霸業(yè)初成隨著《獨臂刀》的走俏，張徹事業(yè)上的春天也終于到來。他一鼓作氣，乘勝出擊，從1967年到1974年，七年間為邵氏拍出了一連串的賣座電影，如《十三太�！�、《大決斗》、《馬永貞》、《少林五祖》等，堪稱經(jīng)典的武俠片。張徹的意義，還在于他改變了香港影壇長期以來陰盛陽衰的局面，為邵氏也為影壇，推出了一批武打明星。
王羽之外，還有姜大衛(wèi)、羅烈、狄龍、傅聲、李修賢等。另外張徹在武俠片領域，培養(yǎng)了一大批出色的工作人員，如吳宇森、劉家良、鮑學禮等。最高興的自然是邵逸夫。張徹的存在，等于為公司拓展了一條新路，在黃梅調國語片徹底沒落之前，邵氏成功地轉向了武俠。因此邵逸夫對張徹非常倚重，他這一時期在邵氏的地位，甚至超過了當初的李翰祥。由于《獨臂刀》上座率好，久盛不衰，邵逸夫分析，可能是主角的“獨臂”，作為一個形象符號，引起了觀眾的興趣。于是指示張徹，如法炮制，繼續(xù)“殘障武功”。1969年和1971年，張徹又拍攝了《獨臂刀王》、《新獨臂刀》，與《獨臂刀》故事雖無關聯(lián)，但均是表現(xiàn)殘障功夫的戲。
張徹提倡陽剛。甚至不僅僅是陽剛，更在影片中張揚殘酷與慘烈。他故事里的主人公，到最后往往都是死去，而且一個比一個死得殘酷。比如《十三太保》里，由姜大衛(wèi)飾演的男主人公最后就被五馬分尸而死。設計了這樣的死法還不算，張徹還在新界搭了一個300英尺高的臺子，俯拍五馬分尸的場景，以求表現(xiàn)得更為真切和刺激。恰逢附近村子里剛死了幾個人，村民們認為是煞氣太重所致，聚集了一百多人，拿著鋤頭鐵鍬要趕走張徹等一干人。這邊正在拍武俠戲，盡是道具刀槍，演職人員也有幾百人，持道具與之對抗。這一次，險些鬧出人命。邵逸夫聞此，雖然對張徹不予追究，卻也對影片中過多的血腥暴力場面感覺不妥。尤其是當時邵氏公司的影片發(fā)行，除了香港，主要在南洋地區(qū)，場面過于血腥，往往是香港猶可，但到了新加坡等地審查就會不過關，惹出些不必要的麻煩。邵逸夫于是提醒張徹，鏡頭可以處理得不那么血腥。
他對張徹說：插他一刀，接著拔出來，不死不行嗎？為什么還要讓他把刀子掛在肚皮上？但張徹大約是認為非此不能表現(xiàn)武俠片的精神，他非但沒有聽邵逸夫的188話，反而變本加厲。在下一部影片中，不僅把“刀子掛在肚皮上”，甚至把男主人公的腸子都挖出來，簡直慘不忍睹。在影片《馬永貞》當中，張徹更是把暴力宣揚到極致，畫面的血腥令人發(fā)指。在影片中，張徹讓陳觀泰光著身子，和拿著小斧頭的歹徒對砍，血液四濺。道具血漿是從日本進口的，可濃可淡，使用起來極為逼真。主要原料為蜜糖，劇情需要口中流血時，就把道具血漿裝進一個套子，含進嘴里，需要時咬破套子，血就順著嘴角淌出。原料可食，不慎咽下亦無妨。發(fā)展到后來，張徹一定要把反面人物使用的武器，都制成鐵鉤。這樣打斗過程中，就很容易合理表現(xiàn)把腸子挖出來的場面。當時，在新加坡負責邵氏影片發(fā)行的是蔡丹。張徹的影片風格，弄得蔡丹很是被動，送審時不得不向“電檢處”說許多好話，或者必須把影片剪幾刀。新馬泰是邵氏一個重要市場，那里的市場要求都不能左右張徹。那邊的發(fā)行公司要求張徹不要那么血腥，但張徹依然一意孤行，繼續(xù)他開膛破肚的場面。
可見，張徹在事業(yè)上的成就，以及被老板的器重，使得他的脾氣漸漸大起來。張徹早年跟徐增宏做過副導演，而徐增宏因為出道早，年紀輕，未免氣盛，原就是一個喜歡罵人的導演。張徹跟他學藝，加上自身脾氣大，在片場也是稍不順心，則大聲罵人，罵得還特別兇。一次在拍攝現(xiàn)場，他竟然把一位三十多歲的副導演罵得當場哭了起來。還有一次他們在日本拍片，午馬給張徹做副導演，片場的日本人見張徹對午馬呼來喝去，大聲吼叫，對午馬說：“副導演先生，原來你不姓午，是姓牛名馬啊。”弄得被譏為“牛馬”的副導演哭笑不得。張徹的影片個個賣座，張徹逐漸成了頭牌大導演。他單獨執(zhí)導片子，其速度已經(jīng)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于是就與鮑學禮等人聯(lián)合導演。雖號稱“聯(lián)合”，他已無須在拍攝現(xiàn)場出現(xiàn)，只在試片室看粗剪的毛片即可。這就是香港導演“監(jiān)制制度”的雛形，后來的大導演徐克、王晶等人，亦是走這條路。
張徹在邵氏的地位越來越高，毛病也越來越明顯，比如遲到，濫用武師等等。邵逸夫對他一向比較寬容，從不予追究，這更助長了張徹的脾氣。不過，說也奇怪，許多事情，只有張徹出面，才能擺得平。大約職員們亦是認可張徹的才能。189第六章霸業(yè)初成比如當時有工作人員偷偷在片場賭馬，被總經(jīng)理凌思聰發(fā)現(xiàn)，下令開除那些參與賭博的人，導致燈光師傅們集體罷工。老板邵逸夫當然不希望工人罷工，卻又不能不支持凌思聰?shù)墓ぷ鳎斡晒と藗冑�博。為難之際，張徹站出來打包票，說這事兒包在他身上。他去找電工們談判，說：“如果你們不罷工，我就保證沒有人會被開除。”結果，雙方都賣了張徹這個面子。
燈光師不再罷工，凌思聰也不執(zhí)意要開除工人。此事圓滿收場，皆大歡喜。張徹在邵氏干了七年。1974年，他在香港感到了制作上的限制，于是向邵逸夫提出辭職，準備到臺灣去發(fā)展。邵逸夫自知不能挽留，索性爽快地答應了他，并旗幟鮮明地告訴他：“要出去，我支持，錢由我出。”二人最后達成協(xié)議，張徹帶一隊人馬去臺灣組織公司，資金由邵氏公司出，張徹自負盈虧，邵氏公司參與分紅。邵逸夫如此開通豁達，誠是緣自他成長中的成熟，也是因為胡金銓的離開，給他留下的慘痛教訓。胡金銓的《大醉俠》堪稱武俠新紀元的經(jīng)典之作，但票房卻很不理想。
雖然從藝術水準來看，《大醉俠》并不遜于《獨臂刀》，完全能夠顯示胡金銓是個非常有才華的編導，至于票房慘淡，只能歸于觀眾口味的難以捉摸，但對于以票房為評判標準的電影公司而言，那就算不得一部成功之作。因此胡金銓一直憋著一口氣想將功補過，費盡心思，又寫了一個劇本，躊躇滿志地拿給邵逸夫看。不料邵逸夫只隨便翻了一下，看到這個劇本只有36場戲，輕蔑地說無法拍出一部叫座的電影。然后往桌上一摔，讓胡金銓拿去重寫。邵逸夫沒有料到，就是這樣一個小動作，摔走了一個極有前途的大導演。邵逸夫這一舉動令胡金銓很是心寒，他這只是個故事本，還沒有細分鏡頭。況且，胡金銓對美國牛仔片的做法一直極為欣賞，鏡頭可以達到上千個之多。
他認為雖然只有36場戲，但鏡頭卻可以多加。邵逸夫是懂電影的，所以邵逸夫此舉，胡金銓不認為是外行舉動，而是認為故意怠慢他。加之他是李翰祥的徒弟，在許多看法上未免與李翰祥相同，認為邵氏待人太薄，不宜久留，于是胡金銓走了一條與他師父完全相同的路：在190“國泰”的支持下，投奔“國泰”設在臺灣的“聯(lián)邦公司”。再說這個不被邵逸夫看好的本子。這個劇本被胡金銓帶到臺灣，拍成了一部大破票房紀錄的影片：《龍門客�！贰�
此片1967年在臺灣公映，拷貝賣了個滿堂紅，邵逸夫連嘆自己“走眼”。當時胡金銓和邵氏的合同尚未到期，邵逸夫便一紙訴狀，將胡金銓告上法庭。最后的解決方法是胡金銓忍氣吞聲，將《龍門客棧》的香港發(fā)行權一次性賣給邵氏，邵氏公司只為此支付了區(qū)區(qū)16萬元。而邵氏公司憑借此“發(fā)行權”，第一輪公映就獲得票房200多萬元，第二輪又收100多萬元，破了邵氏歷史上最賣座影片的紀錄。不過，令邵逸夫沮喪的是，他就這樣輕易地放走了胡金銓，放走了邵氏的搖錢樹。因為有前車之鑒，邵逸夫自知留不住張徹，就爽快答應他離開，并主動出資。這樣就避免了他投入別人懷抱。張徹到底是個文人，他的才華都在拍電影、寫文章上，卻缺乏管理才能。他拿著邵逸夫的錢到了臺灣，生活和工作都不理想，很快就把錢賠了進去，不僅沒有收回投資，還欠了一身的債。于是1977年，走投無路的張徹又重返邵氏。
張徹再回邵氏之后，按照他們之間的合同，他要給邵氏公司拍25部電影抵債。張徹果然是條漢子，不抵賴不推諉，硬是咬牙拍完了25部影片，直到1982年底，才還清了邵氏的債。這時他重去臺灣，再立“長弓影片公司”，但這時電影業(yè)已經(jīng)日漸凋敝，勢成明日黃花，他此去臺灣，已無發(fā)展空間。張徹在邵氏屢建奇功，為邵氏公司的發(fā)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影評界一致認為，邵氏公司先是以黃梅調俘獲了女性觀眾的芳心，繼而以新武俠片建立了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消費群。這基本上可以被稱為“李翰祥時代”和“張徹、胡金銓時代”。以張徹為代表創(chuàng)作的新武俠片，充滿陽剛，鼓蕩著令人血脈賁張的豪情壯舉，凸顯著男人氣十足的悲壯和剛烈，正是這種男人氣，吸引著眾多男性觀眾。經(jīng)他手拍攝的武俠片，片片賣座，創(chuàng)下了優(yōu)異的票房成績。同時，他還為邵氏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的武打演員。最早是王羽，王羽離開后，張徹又培養(yǎng)出第二代明星姜大衛(wèi)和狄龍，之后是陳觀泰、傅聲等人，等于給邵氏留下了一大筆無形資產。
應該說，張徹對邵逸夫是敬重而佩服的。他幾次對人講過一件小事：當年，李翰祥一部《梁�！罚瑢ⅫS梅調國語片推向高潮。事后，有人問邵逸夫，既然是表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拍傳統(tǒng)戲劇片，為什么不拍更有代表性的國粹京劇，而拍黃梅戲呢？邵逸夫解釋說，京劇不是自然發(fā)聲，許多人聽不懂，因而不易接受。而黃梅調是自然發(fā)聲，可做到婦孺皆知，人人喜愛。張徹認為邵逸夫此話極有見地，且言談間舉重若輕。他認為邵逸夫是一個肯鉆研、肯用心的人，在電影領域內不是外行，不是不懂裝懂，而是確實精于此道。由于他對邵逸夫的欽佩，使得他對邵氏公司也一直忠心耿耿。
邵逸夫待這位老臣子也不薄，2002年6月，張徹逝世，后事還是由邵氏公司出面主持的。而他生前，邵逸夫一直讓他住在影城的宿舍里。邵逸夫深知，如果一個人確有大才，必不會久居人下，早晚要去開創(chuàng)自己的事業(yè)。邵逸夫本人即是大才，所以對于導演李翰祥、張徹的離開，對于演員樂蒂、鄭佩佩的離開，邵逸夫雖然心存遺憾，但實際是非常理解的。但是，所有人的離開，對邵氏的影響，以及對邵逸夫的震動，都沒有另一個人的離去來得強烈。那個人就是鄒文懷。
從1959年加盟邵氏公司，到1969年，鄒文懷在邵氏整整干了10年。十年來，鄒文懷一直是邵逸夫最為得力的助手，也是邵氏公司除邵逸夫之外最具權威的人。鄒文懷名義上是邵氏公司的制片經(jīng)理，但實際上相當于一國宰相，所有的事情都要過問、經(jīng)管，對外出策獻謀，對內管理內務。他與邵逸夫之間，雖是老板和雇員的關系，但一直合作默契，親密無間。在工作上是珠聯(lián)璧合的黃金搭檔，生活中也是朋友。兩個人的辦公室之間，有一個暗門相通，由此可見二人的密切程度。就是這樣一個關鍵人物，邵逸夫的肱骨大臣，在1969年的時候，打算離開邵氏，另立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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