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一個群眾演員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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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是個叛逆的男生,1985年出生在上海郊區(qū)。初中畢業(yè),我爸給我指出三條路:第一,按部就班考取高中;第二,去學(xué)廚師,至少可以餓不死;第三,去學(xué)建筑,因為有親戚做這行。
當時我想讀藝校,對寫東西和拍片兒有興趣,但父親不同意,說如果考不上高中這條路就算斷了。我沒有第四條路可選,于是隨便選了個建筑學(xué)校。
中專大多是三年,但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勁,去了一所四年制的建筑學(xué)院。二年級時,不學(xué)無術(shù)的我得罪了物理老師兼化學(xué)老師,期末成績掛掉,被留級一年。這意味著要讀五年恐怖的中專。我打算退學(xué),家人不同意,結(jié)果讀到第五年,我罷考了,在畢業(yè)前幾天終于還是滑稽地退學(xué)了。
2004年我19歲,一腔熱忱、一窮二白,每天跟一幫“新概念作文”出來的小作家暢談未來。當時有出版社找到我,提出讓我寫一本書“爆爆料”,大致就是那種嚼舌根的書,寫一寫那群新概念作家的八卦博取眼球。我當時心高氣傲,瞧不起那些玩意兒,沒有答應(yīng)。
其實不少作家步入正軌前都很蹉跎,一位朋友曾做過很長時間的槍手,甚至連槍手都不如,諸如無良出版商讓模仿古龍的風(fēng)格寫本書,然后冒充是古龍新作。這些料自然不合適爆,記得當時有一位作家對我說,如果你寫這本書,我就跟你絕交。
我沒有寫那本書,與他們的聯(lián)系依然漸少,今天他們有人已是幾萬幾十萬粉絲的大V,而我一如既往地落魄,與他們的軌跡漸行漸遠。
那時候我也試著寫電影大綱,當時有人看中了我的大綱要買版權(quán),不給署名,被我一口回絕了,并且我特別沖動地說:“我寫的東西就要我來拍!”現(xiàn)在想想,整個一“弱智兒童”。有位朋友和我恰恰相反,每當有制作人找他時,他能將完整劇本扔出去,也不怕抄襲,覺得先有個作品出來再說。他第一個劇本賣了1000元錢,是個數(shù)字電影。當時他對制片人說:“署名權(quán)我必須要,錢你隨便給。”
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是身價不錯的編劇了,而我也開始接些不署名的欄目劇。2005年,眼看寫東西維持不了生計,我進入一家工廠做技術(shù)員,數(shù)控沖床。干了七八個月吧,一直萎靡不振的,每天都跟有人欠自己錢似的,有一天發(fā)了半天呆,起來就辭職了。
那個傍晚我站在十字路口,考慮著該往哪個方向走,是去龍華校區(qū)那兒溜達溜達呢,還是回青浦找個地方上班?我像個民工一樣坐在馬路邊,迷茫地望著四周,然后眼看著一輛公交車從我面前經(jīng)過。
那輛公交車車體上有個很大的旅游廣告,上面醒目地寫著一句話,大致是:你去橫店了嗎?
橫店影視城是專門拍戲的地方,可謂古裝大本營,我看著車走近又走遠,在心里默默地想:好,那我就去橫店吧!
我到網(wǎng)吧查了路線,需要從義烏轉(zhuǎn)車,于是坐上公交車直奔上;疖囌,對售票員說,我要最快的一班去義烏的車票。
2006年10月10日,我來到了橫店。下車后給家里打了個電話。我媽說,人家外地人都擠著往我們上海跑,你為什么要出去闖呢?我對老媽說,我要對自己的人生做主,不管結(jié)果如何,都不后悔。
從上海出發(fā)時我身上只有300多元錢,一路上除了車費、吃吃喝喝,還為自己置辦了一件衣服,到了橫店就剩下四五十元錢了。
我隨便挑了個景區(qū)下車,準備進去摸摸情況再說?蛇M景區(qū)需要門票,好像當時“廣州街”是60元錢,“明清宮苑”是80元錢。我連門票錢也拿不出來,只好干站在后門口徘徊。
當時有個群眾演員的群頭,看見我在那里傻站著,就問:“你哪個組的?”
我說:“我沒有組啊!”
他又問:“那你跟誰的?”
我想了想,撒了個謊,說:“我找朋友的!”
他說找朋友你在景區(qū)站著干嗎,你聯(lián)系他呀。我只好繼續(xù)圓謊:“我用的是上海小靈通,在這個地方打不了電話!”
那個群頭把手機借給了我,我隨便找了個朋友的電話撥過去,胡亂說了兩句然后掛掉,轉(zhuǎn)身告訴群頭:“我朋友去北京了,不在橫店,讓我等著他!”
那個群頭看著我,將信將疑地說:“那你現(xiàn)在準備干嗎?”我答:“我也不知道。∥业玫戎笥鸦貋!”
于是,群頭說:“我這兒正好有個群眾演員的活人手不夠,你要不要頂替下?”
我心里大喜,干脆地答:“沒問題。
那個戲是張衛(wèi)健的《A計劃》,我到橫店的第一天,做上了群眾演員,第一次吃到了劇組的盒飯。
當時我沒地方住,群頭正好有哥們兒跟組外出,空著間房子。那種房子我也是第一次住,雖然我家并不闊綽,好歹也算衣食無憂。我住在一間只有一張床和一張破桌子的房間里,開始了“橫漂”群演生涯。
當時,群眾演員一天才20元錢,特約要80~100元。戲拍了四五天,有兩個群眾演員羨慕地對我說:“你運氣不錯啊,每天都有特約拍!”我一愣,說:“什么特約啊,我演的是群眾!”他們說:“怎么可能,你沒看到我們的戲服是臟的,你的是干凈的嗎?沒看到你不但露臉,偶爾還帶臺詞嗎?你是特約,你那個群頭從來只接特約的戲!”
我這才發(fā)現(xiàn)自己上當了。當天在拍馬雅舒主演的一部戲,我演個藥房小伙計,拍完戲有人來給我拍照片。我故意說:“我是群眾演員,你拍什么照片啊!”拍照的人無辜道:“你是特約啊!比侯^發(fā)覺露餡了,走過來哄我說:“啊,這個是特約啊,我也是剛知道!”
我心里暗暗不爽,問群頭我下次戲是什么時間,他說是后天,然后我動了動腦筋說:“啊,后天我沒空!”群頭心知肚明,有點兒郁悶,然后掏出錢來說:“哎,算了,這八十塊錢全給你好了!”
但我還是沒有繼續(xù)跟著他干,我覺得自己翅膀硬了,扔掉靠山,從此過上了“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單干生活。那些日子每天都跟組跑龍?zhí),八小時20元錢,超出一小時5元錢,但如果要當天現(xiàn)結(jié)賬,每20元錢扣2元、5元扣1元。我和大部分群演都非常窮,如果要等半個月再結(jié)賬就要挨餓,所以大家都選擇“現(xiàn)結(jié)”。也就是說,我折騰一天,可能只有18元錢而已。
那些日子有點兒悲催,經(jīng)常只能啃涼饅頭。記得那個冬天,晚上七八點鐘,我拍完戲回來,在馬路邊買了幾個包子邊走邊吃。對面有兩家小飯館,因為快圣誕節(jié)了,都被裝飾一新,屋內(nèi)坐滿了人,打一眼看過去熱氣騰騰的,很讓人向往,而我的包子早就涼透了,低下頭悶悶地啃兩口,感覺自己就是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
沒幾天就是元旦,我特意改善伙食煮了大白菜,這時接到了老媽的電話,問我過得怎么樣。我裝作很高興地說:“我過得很好啊,媽,凍不著餓不著,有很多戲都找我拍!”
我掛了電話,一個人酸酸的,飯都不想吃了。
第一個來橫店看望我的人是舅舅。當時他去杭州出差,打電話給我。我們在餐館點了一桌子菜,按理說這頓飯應(yīng)該我請,舅舅一眼看出了我的窘迫,直接問我:“你有錢結(jié)賬嗎?”我老實回答說沒有,心里默默地想著:這桌子菜錢夠我吃半個月呢!他結(jié)了賬,嘆口氣,說:“你這是何苦呢?!跑到橫店來干嗎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答案。
我更賣力了,一天拍十個小時以上很正常,能賺50多元錢了,后來也開始做小群頭。但有一次,我叫了些群演的朋友去接一個戲,拍了三五天吧,結(jié)果臨結(jié)賬時那家伙卷款跑了。我傻眼了。但那二三十個人是我叫去的,我就自己貼錢給他們,差不多來橫店攢的一點點積蓄全搭進去了。也有哥們兒很仗義,不肯要我的錢,說自己差了這一二百塊也餓不死。
那段時間我什么活兒都干,群演、群頭、各種助理,還去當替身替明星跳河,跳河的戲經(jīng)常是身上綁了保鮮膜就往水里扎,因為保鮮膜能隔絕濕氣,保暖,也不顯得臃腫。黃曉明那版《鹿鼎記》,里面有場戲好像是韋小寶的幾個老婆掉到湖里,我就是掉下去的“老婆”之一。當時我穿了女人裝,戴個假頭套,大冬天的撲通撲通就往水里跳,根本不會拍到臉。
為了賺錢,我還去義烏舞過獅子,80~100元舞一場,兩個來小時,有時候是到別人婚禮上表演,除了舞獅子,還舞過板凳龍。
但即使如此,我最后還是撐不下去了。2006年底,我答應(yīng)了朋友跟組吳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導(dǎo)助理,但是電影遲遲不開機,我又不敢接其他劇組的長活,因為一接就是兩三個月,所以斷檔的我山窮水盡,有了撤退的打算。
2007年3月,我準備回上海。當時所有朋友都勸我留下,說,你回去了就回不來了,并且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來的生活了。這句話是真的,但當時勸我的好多人后來也離開了橫店。我們那幫人,不是沒有人混出來,只是少之又少;斓煤玫亩既チ吮本斓貌畹亩蓟亓思亦l(xiāng)。應(yīng)了當時那句話:鐵打的橫店流水的漂。
離開橫店沒多久,就聽說《赤壁》開機了。
《斗魚》里面有句話,大體意思是,你一旦踏進黑社會,就出不來了。我感覺這個行當也一樣。服務(wù)員、技術(shù)員轉(zhuǎn)行很正常,但你一旦適應(yīng)了這個圈子,就很難再適應(yīng)其他圈子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接散活,以拍東西為生,電視欄目、廣告、影視劇都干過,中途還去某高校影視學(xué)院讀過一年,但我看著研二的學(xué)生連軌道都不會架,心里覺得很傻,就沒有繼續(xù)讀下去。
2008年底,我參加橫店一個短片比賽拿了獎,得到當?shù)刭澲,可以去橫店隨便采景拍攝。那天采完景回來,碰到一個從前的群演哥們兒,他有些興奮,以為我又回來了。我說不是來漂的,帶了個小團隊來拍短片,還有幾個小時就回去,住在哪個賓館幾零幾室,你如果有空就來坐會兒。
如預(yù)想中那樣,他沒有來。他一定以為我飛黃騰達了。我們那些人,有著本能的防備和抵觸心理,一旦有人飛上枝頭變鳳凰,距離就會立馬拉開,我們不想成為別人成功的參照物,別人也不愿看到我們想起塵埃過往。我曾經(jīng)有個哥們兒現(xiàn)在是小有名氣的導(dǎo)演,微博粉他他不回,電話要幾遍才肯給。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們兒了。
當年,我們一起在橫店拍戲,有一頓沒一頓。后來他跟組去了北京,但是橫店的費用還沒有結(jié),一天他給我打兩遍電話,告訴我在北京多苦,沒得吃沒得住,最后不住地說:“哥,你得幫我催催!”他沒有開口向我借錢,但我知道群頭的錢希望渺茫,猶豫了一下,自掏腰包把那三四百元錢給他打了過去。他當天來電話,高興地說錢終于結(jié)了。
他從來不知道那筆錢是我打過去的。只是隔了多年,他把我從朋友名單上刪去了。
似乎是哪部電視劇里有這么個橋段,兩個窮人當年共患難,分一個餅吃,說是將來發(fā)達了可以憑著半塊兒餅去找他。后來那個人真的升官發(fā)財了,但另一個人拿著餅去找他,卻只能挨一頓板子,因為,“怎么能被你揭了老爺?shù)睦系變耗亍保?
所以我也早想開了,別人混好了不理我很正常,誰叫我總在人家最悲慘的時候遇到他們呢。還有個作家,我們曾經(jīng)連在半夜壓馬、繞圈子,去網(wǎng)吧的錢都沒有,最后在一個以前經(jīng)常吃飯的老板那兒借到了200元錢。這一行混出來的人,除了特別鐵的朋友,大部分和當年認識的人都不再有牽連,因為他們最不想被別人知道的生活你知道。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沒有逆襲,也沒有驚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這個圈子在別人眼里光鮮無比,不熟悉的朋友認為我做編導(dǎo)一年二三十萬是低估,而且以為我過著各種令人向往的燈紅酒綠的生活。但他們不知道,有時候錄制節(jié)目前開會,能從下午2點開到凌晨5點,也有時候我開會時接到電話掛了,短信對方等下打過去,結(jié)果回過去往往就是第二天、第三天了。朋友很不高興,不相信我連打個電話的時間都沒有。
當然,這也與我的不學(xué)無術(shù)有關(guān),我沒有本科文憑,只能在編制外生存,即使后來帶的實習(xí)生都是研究生,薪資待遇也遠不能和編制內(nèi)的編導(dǎo)相比。
父親說,如果我沒有辭去那個工廠的技術(shù)員工作,現(xiàn)在月收入可能快一萬五了。因為那個廠子還在,那個職位還在,現(xiàn)在那個崗位上的人雷打不動地每月拿一萬多,福利待遇各種穩(wěn)妥。而我今天撐死也就一月七八千,要在上海買房、買車想都不敢想,做任何決定都畏首畏尾、婆婆媽媽。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青浦當年那個心高氣傲的少年了。
有人問我,你這30年,有沒有后悔的事情?
我說:“有一件。那一年,我去了橫店。”
對方問:“還有嗎?”
我說:“還有一件。那一年,我離開了橫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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