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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jié) 狡兔死,走狗烹(上)

狡兔死,走狗烹

劉基死

明朝建立后,國家初創(chuàng),百廢待興,劉基為之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貢獻卓越。

劉基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被封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統(tǒng)歷》。值太白金星在紫微垣出現(xiàn),群臣惴惴不安,害怕會出現(xiàn)血光之災(zāi)。劉基發(fā)覺后,馬上向朱元璋進密言下詔說自己有罪,以回天意,眾心乃定。逢大旱,劉基上請?zhí)幚頊z,朱元璋便令他去平定,剛批示完畢就大雨如注。劉基遂趁此時機要求建立法制,避免濫殺無辜。朱元璋從之,沒多久便編成了律令,是為洪武三十年所頒《大明律》之張本。一日,朱元璋夢見一人頭上有血,以土傅之,便想要殺死一批犯人來應(yīng)驗這個夢。劉基故意假裝分析這個夢說:“頭有血,眾也;傅以土,是眾且得土也,應(yīng)在三日!庇谑侵煸巴P倘,不久傳來海寧歸順的捷報。朱元璋大喜,讓他把囚犯全都釋放。這時劉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無不聽。中書參政張昶是元故臣,上書頌功德,劉基當(dāng)眾叱之,說你想做趙高第二吧!張昶臉色為之一變,便暗中派人窺伺劉基陰事。齊人翼巖,飛章彈劾劉基專擅,朱元璋怒詰之,查出系由張昶所指使,便把他殺了。

洪武元年(1368年),劉基依據(jù)那時“民困必須蘇,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吸取古時軍屯法和府兵制之長處,奏請創(chuàng)立軍衛(wèi)法。即在全國各地設(shè)立衛(wèi)所,常駐軍隊,士卒戰(zhàn)時從征,平時屯墾,由朝廷掌握調(diào)編任將的權(quán)力,目的在于緩解百姓的負擔(dān),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權(quán)。這一制度對朱元璋統(tǒng)一疆域、鞏固政權(quán)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不久,劉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當(dāng)時政權(quán)初創(chuàng),凡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長、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請定處州稅糧,朱元璋命參照宋制,畝加五合,唯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鄉(xiāng)人傳為美談。”

統(tǒng)治階級的內(nèi)部矛盾隨著政權(quán)的日益穩(wěn)固也逐漸暴露出來。從朱元璋政權(quán)的基礎(chǔ)看,它有兩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朱元璋建國稱帝后,淮人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上占了絕對優(yōu)勢,而浙東集團被排擠、受壓抑,他們自然不甘心放棄,千方百計設(shè)法獲取朱元璋的信任。就這樣,兩大派系斗爭越發(fā)尖銳激烈。這種矛盾反被朱元璋所利用,重用淮人又用浙東勢力來監(jiān)視淮人,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權(quán)力。當(dāng)時,左丞相李善長功高望重,為眾人敬仰,只有劉基與之分庭抗禮,李善長不樂。一次,李善長由于過失受譴,御史凌悅乘機彈劾,劉基反出面為其辯護,說李功勛卓著,且能調(diào)和諸將。朱元璋驚訝地說:“他多次企圖加害于你,你為何反倒為其開脫呢?看來,你既有大功,又誠實忠心,可以代他為相!眲⒒殿^答:“這使不得,好比要換柱子,必須使用大方之木,若以小木代之,將加速傾覆。臣愚笨,當(dāng)不得此重任!焙罄钌崎L罷相,朱元璋欲拜楊憲為相。楊憲和劉基素來交好,劉基卻力言不可,說:“楊憲有才,但氣度不夠!敝煸皢枺骸巴魪V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淺,比楊憲有過之而無不及!比缓笥謫柕搅撕┯,劉基說:“為相猶如駕車,他恐怕會推翻你的車吧!”朱元璋說:“做我宰相的,只有先生最為合適了!眲⒒o:“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恐辜負您的一片好心。天下其實人才濟濟,要明主仔細去發(fā)現(xiàn)了。至于目前諸公,確實沒有合適的!惫妫@些話后來都應(yīng)驗了。楊憲因怙寵、汪廣洋因巽懦、胡惟庸因大逆,都沒落得好下場。

北伐軍攻克河南后,朱元璋赴汴梁,劉基和李善長留守應(yīng)天。劉基謂宋元以寬縱失天下,宜肅紀(jì)綱。于是朱元璋詔令諸御史糾劾時不要有任何回避,宿衛(wèi)宦侍有過者,皆啟稟皇太子置之于法。中書省都事李彬由于貪欲服法,李善長因和他有很好的交情,請劉基拖延處理此案。劉基不徇私情,馬上上報,報可,方祈雨,即斬之。李善長從此與他斷絕了關(guān)系。朱元璋回應(yīng)天后,李善長攻擊劉基在盛夏祈雨時,殺人祭壇下。其他怨恨劉基的人也相互訴苦誣告。朱元璋留下折子沒有處理。正逢大旱,朱元璋要求大家廣為進言。劉基奏:“士卒死后,其妻悉處別營,凡數(shù)萬人,陰氣郁結(jié);工匠死,暴尸野外;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敝煸鞍磩⒒闹鲝堔k完這些事,然而十天之后仍未降雨,心中惱火,恰逢劉基喪妻,就批準(zhǔn)他告老回家。這時朱元璋方有在鳳陽建造中都的意思,又銳意出塞追殲殘元主力王保保。劉基在回鄉(xiāng)之前進言說:“鳳陽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輕也!焙髞砉挥秩缢f。

這年冬天,朱元璋念及劉基勞苦功高,親自修書召他回京,賜賚甚厚,進兼弘文館學(xué)士,并追贈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有功之臣,授劉基誠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許他回家。劉基回青田后,仍關(guān)心朱元璋起居情況,撰《平蜀頌》。遇到大事,朱元璋也經(jīng)常向劉基請教,曾親筆寫信詢問天象:“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見,不知災(zāi)禍何年何月何日至?”劉基就詳細地寫了一個奏本,主要內(nèi)容是:霜雪之后,必有陽春,F(xiàn)在國家剛剛建立,應(yīng)當(dāng)叫老百姓休養(yǎng)生息,安居樂業(yè)。

劉基性格剛強,疾惡如仇,不能忍受不平之事。因此他與許多權(quán)貴不和。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愿為相,使性本狐疑的朱元璋對之不滿,觸犯了“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教,不為之過”的禁條。他屈己藏身,消極逃遁,反為小人提供了一塊禁臠,日后他們憑借自己手中的權(quán)勢,沒費多大氣力,就把劉基轟下了臺。

早先,劉基上書說,甌、括間有一塊叫談洋的空地,南抵福建,是鹽盜的集散地,方國珍也是在這開始組建隊伍的,請設(shè)立巡檢司加以彈壓。豪右奸民因此不滿。碰巧茗洋逃軍叛亂,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責(zé),按下不報。劉基叫長子劉璉奏其事,奏章沒有先向中書省關(guān)白。時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新仇舊恨一塊報,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書誣劉基,說談洋地有王氣,劉基想據(jù)之為墓地,民不給,就叫立巡檢司驅(qū)逐民眾。朱元璋非常迷信,聽后頗為所動,遂奪去劉基俸祿。劉基大懼,慌忙間赴京謝罪,不敢私自回去。不久,胡惟庸取代汪廣洋做了右丞相,見朱元璋對劉基日漸疏遠,便假裝和他交好。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朔,胡惟庸曾挾醫(yī)前來探病,劉基飲其藥,覺肚中有個拳頭般的塊狀體,又過了三個月,病情轉(zhuǎn)壞。朱元璋聽說后遣使護送他返鄉(xiāng),而且親自寫下意味深長的話:“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劉基剛到家里,病情即惡化,一月之后便去世了。享年65歲,溢“文成”。

劉基死后不久,胡惟庸案發(fā)。朱元璋方想起劉基生前所言,十分后悔。他對劉璩說:你父為我忠心不二,臨終前都還惦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被奸臣暗算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處。他又安慰道:“你父親是有分曉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曉的,終不會負了他的好名聲!焙槲涠辏1390年),朱元璋頒誥,令劉基子孫世襲誠意伯爵祿。

胡惟庸伏誅

胡惟庸(?~1380年),鳳陽定遠人,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下和州后歸附義軍,授元帥府奏差,尋轉(zhuǎn)宣使。此后,任寧國縣主簿,進知縣。當(dāng)時太師李善長操縱政權(quán),胡惟庸以黃金二百兩賄賂他,從此青云直上,先遷吉安通判;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設(shè)湖廣行省,又被提升為湖廣僉事。朱元璋稱吳王,在李善長引薦下,胡惟庸被召為太常少卿,當(dāng)了沒多久又升為太常寺卿。明朝建立后,更是春風(fēng)得意,幾年后便位極人臣。洪武三年,入中書省,拜中書參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右丞相汪廣洋因“無所建白”出遷廣東參政,從這時到同年七月,“帝難其人,久不置相”,胡惟庸以中書左丞“獨尊省事”數(shù)月,七月代替汪廣洋升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又遷左丞相,右丞相仍由汪廣洋擔(dān)任。從洪武六年汪廣洋第一次罷相后,中書省的大權(quán)實際上由胡惟庸一人獨攬。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為止,他做了長達七年的丞相。

徐達、劉基極為鄙視胡惟庸的人品,徐達“深疾其奸”,曾多次“從容言于帝”。為此,胡惟庸曾十分想和徐達搞好關(guān)系,但徐達憎惡他的為人,根本不搭理他。胡惟庸又變換手法,企圖賄賂徐家守門人福壽來加害徐達,但被福壽揭發(fā)。當(dāng)徐達獲知此事之后,并沒有問罪于他,只是向朱元璋進言,說胡惟庸不具備做丞相的資格。

胡惟庸任相時,淮西集團的政敵楊憲在洪武三年就已被殺掉了,胡惟庸獨相數(shù)年,汪廣洋在洪武十年盡管與他同居相位,但汪為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默無可否”,在中書省僅僅是“浮沉守位而已”。因此,除了皇帝以外,胡惟庸覺得劉基是對他在政治上唯一構(gòu)成威脅的人。由于劉基曾與朱元璋論相,胡惟庸更是耿耿于懷,伺機報復(fù),這種艱難處境劉基也深有感觸,隱居青田故里的時候,為了避禍,每日“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即使韜晦如此,還是防不勝防,最終被胡惟庸陷害致死。

劉基死后,胡惟庸也沒有放過他的長子劉璉。洪武十年,劉璉做江西參政,朱元璋很賞識他,“常欲大用之”,但后來被胡惟庸的黨羽逼得墜井而死。

胡惟庸的起家同李善長關(guān)聯(lián)很大。他出任丞相后,又“以兄女妻其從子佑”,這樣兩家又有了親戚關(guān)系,往來愈發(fā)密切。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領(lǐng)袖,位列勛臣第一,雖然在洪武四年(1371年)致仕,但李家的權(quán)勢很大。朱元璋又在洪武九年(1376年)把女兒臨安公主許給了李善長的兒子李琪,李家遂為皇親。朱元璋曾打算立楊憲為相,說:“楊憲可居相位。”楊憲也“數(shù)言李善長無大材”。為此胡惟庸對李善長說:“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痹谝岳钌崎L為首的淮西集團的迫害下,不久楊憲被判處極刑,罪名是“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排陷大臣、放肆為奸”。楊憲被治死罪之后,朱元璋“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jǐn)當(dāng)上意,寵遇日盛”。在明初“無一日無過之人”的年代,竟能“獨相數(shù)歲”,胡惟庸做到這一步實屬不易,說明他十分受朱元璋賞識,但這種賞識,并非是才干上的賞識,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權(quán)的君主專制統(tǒng)治所需要的賞識。本來,從人品、學(xué)識、才干上來說,丞相這一職,最合適的人選當(dāng)屬劉基。朱元璋也曾對劉基說:“吾之相,誠無逾先生!钡@也僅僅是說說而已,從明太祖欲將皇權(quán)強化到更高的程度來看,顯然劉基又不是十分適合的。

朱元璋決定罷中書省、廢丞相,是在相權(quán)和君權(quán)的矛盾日益加劇下形成的。胡惟庸贏得了朱元璋的寵信,驕恣漸露,在朝中有恃無恐,尤其是在劉基死后,“益無所忌”。自己占據(jù)丞相之位多年,掌握生殺大權(quán)。他不按正常上奏的途徑行事,內(nèi)宦外宦及各司上奏的文件,都先拿來自己翻閱,對自己有害的,就藏起來不予上報。四面八方急于升官的或是以前丟官的文臣武將,爭相向其獻媚,并以重金賄賂于他,這樣一來,丞相的權(quán)勢炙手可熱,恩威震主,對君權(quán)威脅極大。朱元璋為此十分不安,他必須考慮政治體制的變革問題而避免大權(quán)被人奪取,于是頭腦中便開始醞釀“棄中書省,廢丞相”的念頭。但丞相制度延續(xù)了一千多年,廢除它不僅需要相當(dāng)?shù)臅r間而且要等待時機成熟。于是繼爭奪相權(quán)的激烈傾軋之后,接下來的就是更加殘酷的君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斗爭。首先進行改革的是地方行政體制。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悉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shè)布政使一員”,又增改了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各司對六部和皇帝負責(zé)。這樣中書省便失去了實權(quán),丞相的權(quán)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接著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三月,“命奏事毋關(guān)白中書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這是兩項非同一般的政治手段,丞相的實際行政權(quán)力幾乎都被剝奪了,這對胡惟庸來說是危險的信號。對這種日益逼近的威脅,胡惟庸不可能無動于衷,他是非常熟悉朱元璋嗜殺成性的殘忍本性的。要么坐以待斃,要么鋌而走險,以胡惟庸的陰險狡詐和他在政治上經(jīng)營多年的政治基礎(chǔ),他自然選擇后者。因為不斷激化的相權(quán)與君權(quán)之間的矛盾斗爭,對抗是雙向的,不可能有一方處于完全被動無所作為的狀態(tài),否則雙方矛盾便不會發(fā)展到無法調(diào)和的地步,這是事物發(fā)展變化的一般規(guī)律。據(jù)說,當(dāng)時胡惟庸定遠舊宅的井中忽生石筍,高出水面數(shù)尺,又有傳言說胡家三代祖墳上,夜里有火光照耀如白晝,這被阿諛奉承的一些小人說成是好兆頭。胡惟庸知道后更加堅信是上天在幫他,謀反之心更堅決了。他的家人因毆打官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把他的家人殺了,并“切責(zé)丞相”,胡惟庸卻不謝罪。朱元璋又因中書省辦事慢,多次“詰問所由”,同時開始重新追究劉基的死因。胡惟庸對這些感到極為恐懼,于是對其同黨說:皇上草菅功勛舊臣,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發(fā)制人,千萬別束手就擒。他暗中結(jié)交吉安侯陸仲亨、平?jīng)龊钯M聚,利用手中的權(quán)勢和金錢來威脅引誘。陸仲亨因在陜西擅自動用驛站的車馬而被怒責(zé),被安排在代縣做捕盜。費聚奉命安撫蘇州軍民,因貪戀酒色,被責(zé)往西北招降蒙古殘部,無功而返,也被朱元璋切責(zé),F(xiàn)在他們與胡惟庸往來頻繁,常在胡家飲酒。胡惟庸對他們說:“我們做的盡是些違法亂紀(jì)之事,一旦東窗事發(fā),該怎么辦?”胡惟庸把自己謀反的計劃告訴了他們,并讓他們在外召集兵馬,作為外應(yīng)。又與御史陳寧在中書省“閱天下軍馬籍”,下令都督毛驤找來衛(wèi)士劉遇賢和亡命之徒魏文進做心腹。另外,派明州衛(wèi)指揮使林賢下海勾結(jié)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續(xù)致書元嗣君脫忽思帖木兒,以向其臣服作為交換條件請求為其提供兵力援助。

就在君相之間殺機隱現(xiàn)的時候,又接二連三發(fā)生了幾件事,將雙方的矛盾激化。《明史》記胡惟庸的兒子,“馳馬于市,墜死車下,惟庸殺挽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明史紀(jì)事本末》說:“乘馬奔入挽輅中,馬死,惟庸殺挽輅者。”而《國榷》則說是“誤踐人死”。這三種說法不一,我們不必去證實他到底是自己墜死車下,或是馬死,或是誤踐致死,但胡家草菅人命這一點是肯定的。朱元璋對胡惟庸十分嚴(yán)厲,“命償其死”,胡惟庸請求用金帛作為賠償,又遭到制止,這更加劇了胡惟庸的恐懼感。于是胡便和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jié)密謀造反,暗地里通知各方追隨他的武臣及同黨。這時日本貢使私見胡惟庸,雙方商定,日本以舟載精兵千人,偽裝進貢,到時候與府中力士一齊抓住朱元璋。如果失敗,就乘機掠奪一番泛;厝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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