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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長功高獲死罪

李善長（1314～1390年），字百室，鳳陽定遠人，明朝開國元勛。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時，朱元璋說“拿他比作蕭何，也不過分”。后因“謀反罪”被殺，故鮮為世人所傳。

青年時期的李善長沒讀過太多書，略通文墨，但為人有智計，喜歡法家學說，“策事多中”，里中推為祭酒。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劉福通在潁州起義，李善長由于不滿元朝的統(tǒng)治，“欲從雄，未果”，便在東山躲避紛亂。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方任郭子興麾下大將，運用計策把橫澗山兵二萬收降后，南下攻打滁陽（今安徽滁州）。在路上，李善長到軍門求見，朱元璋聽說他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很禮貌地接待了他，雙方談得很投機。朱元璋問四方兵起，什么時候才能太平呢？李善長說，漢高祖也出身平民，心胸寬廣，善于用人，不亂殺人，五年工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與沛相去不遠，您如能學習這位同鄉(xiāng)的長處，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朱元璋把他留在幕府做掌書記，而且還囑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爛，仗要打得好，最要緊的是要有好的參謀人員。我看群雄中管文書的和做參謀的幕僚，因為總說身邊將士的壞話而導致文武不團結(jié)，將士無法施展才能，當然無法成功。將士垮了，主帥勢孤力單，接著也就滅亡了。你應該吸取這個教訓，協(xié)調(diào)諸將，不要效尤幕府。從這時候起，李善長便一心一意地追隨朱元璋，隨他“下滁陽，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很受朱元璋信任。隨著勢力日漸擴大，來自四面八方投效的將士也越來越多，李善長考察他們的才能，建議提拔獎勵有功的、能力好的，處分不積極的將吏，使部下能人盡其才，安心做事，武將中有不和的，李善長就“委曲調(diào)護”，使之不發(fā)生矛盾。但由于李善長具有很重的鄉(xiāng)里觀念，到明朝建立以后，有結(jié)黨之嫌，最后招惹了是非。

至正十四年（1354年），郭子興南下，率萬人至滁陽，統(tǒng)領(lǐng)朱元璋的軍隊，并欲奪善長自用。李善長不愿，朱元璋說：“主帥是我義父，怎么能不去呢？”但由于李善長極力推托便一直都沒有去，時間長了，郭子興也就不再勉強他，而朱元璋卻對他更加信任了。不久，郭子興病死，朱元璋便取代了他的位置，鎮(zhèn)守和陽。朱元璋有一次親襲雞籠山寨，派很少兵力幫助李善長留下駐守，臨走還囑咐道：“敵人一旦來犯，千萬不要出擊！”當時元朝王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在新塘、青山等處屯兵，聞和陽城虛，急來偷襲。李善長在危難面前隨機應變，悄悄設(shè)下埋伏，打敗了敵軍進犯，朱元璋聞報大喜。后來一起謀劃渡江的事，李善長說：“我兵眾糧少，舟楫不備，請稍候�！迸銮沙埠�水帥俞通海、廖永安等帶了萬余水兵來投降，李善長大喜說：“真是天助我也！”便決定渡江，打敗了蠻子海牙，拔牛渚，下采石，乘勝取太平。在軍隊進城前，朱元璋叫李善長先寫好禁約：禁止掠奪百姓財物，違犯者按軍法論處。等到一攻下太平城，就到處貼上禁約，軍士們看了，“肅然無敢犯”。嚴明的軍紀使朱元璋在民眾中留下良好的影響，便設(shè)立了太平興國翼元帥府，朱元璋任元帥，李善長做帥府都事。這年，朱元璋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以李善長為參議，當時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都是省僚，而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則由李善長控制。有一天，朱元璋問他：“你經(jīng)常把我比作漢高祖，你好比是酂侯。至于徐達嘛，也比得上淮陰侯，可用誰來比作留侯呢？”李善長答：“金華人宋濂博聞強記，又兼通象緯，應當可以擔此重任。”朱元璋補充說：“據(jù)我所知，通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庇谑蔷桶褍蓚�人都邀請來共圖大事。后來以宋、劉為代表的浙東文士在朱元璋一生事業(yè)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至正二十年（1360年）夏，陳友諒約張士誠一起攻打應天，朱元璋決定采取速戰(zhàn)速決的戰(zhàn)術(shù)，叫康茂才迅速激起陳友諒的斗志。李善長不解地說：“我正發(fā)愁他來攻打呢，怎么反叫他快點來呢？”朱元璋解釋道：“如果陳友諒同張士誠合伙攻打我們，我們怎么應付得了呢？必須集中優(yōu)勢兵力，先攻破友諒，陳敗，張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崩钌崎L稱是，遂出兵，大敗陳友諒。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稱吳王，拜李善長為右相國，時猶承元制尚右。李善長斷事清晰，明辨是非而且口才很好。朱元璋有所招納，經(jīng)常讓他先給起草。幾次大的戰(zhàn)斗如西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李善長都留在后方據(jù)守，將士們都很服從他，百姓們也信任他。前線戰(zhàn)爭不斷，所有的征召兵士、糧草經(jīng)費李善長都要負責。又請征兩淮鹽稅，立茶法，都吸取元朝制度的教訓，去除弊端。不久復請制錢法，開鐵冶，定漁稅，“國用益饒而民不困”。

吳元年（1367年）九月，平吳，李善長因功封宣國公，改官制，尚左，以為左相國。時懲元縱弛，頗用重典，法律有三條關(guān)于“連坐”的款文，李善長建議，除了大逆以外的款文都應更改，朱元璋遂命他和劉基一起修訂法律，向內(nèi)外公布。不久，李善長又率群臣上表勸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稱帝后，李善長被封為大禮使，定追封祖、父及冊立后妃、太子、諸王等事宜。置東宮官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余仍舊。沒多久他又建議設(shè)置六部官制，議官民喪服及朝賀東宮儀式。監(jiān)修《元史》，主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等書，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及功臣爵賞，慰問體恤國初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無后者之父母妻子，禁淫祀。

洪武三年（1370年），徐達、李文忠率軍返回京城，朱元璋大封功臣。當時，將軍們功勞大的平定了中原，功勞小的也奪取了閩越州郡，李善長在南京留守，“雍容無所見績”，朱元璋體會到這一點，說李善長雖無汗馬功勞，但和我一起共事了很長時間，又在后勤供應上貢獻很大，晉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當時雖然大將軍徐達軍功累累，地位仍在李善長之下。

李善長外表寬和但內(nèi)心對人很苛刻，晉封大國，卻受爵不讓；參議李飲冰、楊希圣，稍侵其權(quán)，便論罪奏明皇上要免其官職，和他交情好的中書都事李彬犯法，劉基鐵面無私，按法律例令辦事，李善長“惡人先告狀”，以致劉基被迫告老退職。朱元璋借淮西力量做了皇帝后，淮西諸將和幕府僚屬都成了開國功臣，所以在明朝初年，淮人地位很突出。特別是李善長驕橫專擅，既富且貴，憑借自己的權(quán)勢，頤指氣使，凌駕于百官之上，使朱元璋對淮人集團和他越來越不滿。張昶、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先后獲罪被殺，礙于李善長過去的功勞，朱元璋一直對他較寬容。一天，朱元璋在和陶凱論齋戒當至誠的時候，向李善長暗示最好還是早些退位：“人之一心，極艱檢點，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點，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思齊整心志，對越神明。”李善長聽了向皇帝磕頭稱是。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長以疾致仕，皇帝賜臨濠地若干頃，置守冢150戶，給佃戶1005家，儀仗士20家，與魏國公徐達等同。洪武五年，皇帝命他督建臨濠宮殿。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提拔他弟弟李存義為太仆丞，存義的兩個兒子李伸、李佑擔任府州官員。又在洪武九年（1376年）將大女兒臨安公主下嫁給他兒子李琪，拜為駙馬都尉�；楹笠辉�，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上疏言：“李善長依仗皇上的寵信，自以為是，陛下病不視朝將近十天，也不來問候。駙馬都尉李琪六日不上朝，被宣來上朝時，到了陛下面前也不請罪，實屬不敬，應交有司來處置�！庇谑窍骼钌崎L歲祿1800石，幾及其半，李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

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被殺。胡惟庸是李善長同鄉(xiāng)，初為寧國知縣，正是李善長當政時，胡惟庸用二百黃金賄賂他，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累遷中書參政，又把兄弟的女兒嫁給李佑，所以相互交往日深。胡惟庸任相后，和李善長交往密切，依權(quán)受賄，無所顧忌。朱元璋為防止大權(quán)旁落，遂以“擅權(quán)枉法”之罪殺了胡惟庸及其同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jié)等數(shù)人。其他大臣都請求將李善長一并治罪，朱元璋認為他是自己勢力漸起時的心腹，所以沒有追查。李善長得以告老還鄉(xiāng)。

胡惟庸被殺后，胡案成為朱元璋進行政治斗爭的武器。因為自己年事漸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決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條”，為下一代營造一個安定的政治環(huán)境。凡是心懷怨恨、驕橫跋扈不利于皇家統(tǒng)治的文武官員、大族豪強，都陸續(xù)被羅織為“胡黨”罪犯，處死抄家。隨著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的發(fā)展，胡惟庸的罪狀也發(fā)展擴大。最初增加的罪狀是“通倭”，接著又是“私通蒙古”。作為當時明朝兩大敵人的日本和蒙古，通敵當然是謀反了。據(jù)歷史記載：“時四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為胡黨，卒相收坐重獄。”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報告說李存義父子其實是胡惟庸的同黨，皇帝下詔免除死刑，發(fā)放去崇明。李善長知道個中緣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便也包容了他。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已77歲，“耄不檢下”，卻仍舊想擴大他的宅第，從信國公湯和那里借衛(wèi)卒三百人，湯和密以聞。四月，京民中有連坐應發(fā)配到邊關(guān)的，李善長又多次求情，免除了他的親信丁斌等人。于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嚴刑逼供丁斌，查出了丁斌原在胡惟庸家辦過事，了解了李存義等和胡惟庸相勾結(jié)的情況，接著下令把李存義父子逮到京師審問，結(jié)果供詞中牽連到了李善長，說：“惟庸有反謀，使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詫：‘爾言何為者，審爾，九族皆滅�！�”后來又叫善長老友楊文裕勸說：“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為王。”善長雖表面拒絕，其實已被說動了。惟庸于是親自勸說善長，仍舊沒有答應。又過了很長時間，惟庸復遣存義進說，善長嘆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焙髞碛诌^了幾天，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座，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御史們這時也紛紛上疏告李善長的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將軍出塞，至捕魚兒海，擄獲無數(shù)元宗室大臣及寶璽、圖書、金銀印章，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績，李善長卻故意替他隱瞞。有的更說私書中有李善長的親筆信。這時，李善長家仆盧仲歉等也來報告他與胡惟庸“通賂遺，交私語”。說完獄詞，朱元璋說：“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不發(fā)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恰好有災變的天象顯示，占得應在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全家70余人誅之。

李善長子李琪，被發(fā)放到江浦，不久死。李琪子芳、茂，承公主的恩澤，免受株連。第二年，御史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為李善長稱冤。朱元璋得書，但沒有怪罪他們。

“藍黨”冤獄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藍玉以謀反罪伏誅，受株連的達15000余人，史稱“藍獄”。

藍玉（？～1393年），鳳陽定遠人，洪武后期的主要將領(lǐng)，多次領(lǐng)兵打擊元朝殘余勢力，在明朝統(tǒng)一中國的過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史書記載的有關(guān)藍玉早期的歷史不詳，只說他是常遇春妻弟，隸屬常遇春手下，作戰(zhàn)勇敢，所向披靡。常遇春在朱元璋面前經(jīng)�？洫勊�，因此被朱元璋器重，起先叫他管軍鎮(zhèn)撫，后升武德衛(wèi)千戶，不久改任親軍千戶，積功至武德衛(wèi)指揮使。

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北征開平，暴死在南歸的途中。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平定了中原與東南，但元朝勢力仍據(jù)守北方廣大地區(qū)，在甘寧一帶常與明廷有戰(zhàn)事，夏的割據(jù)勢力占領(lǐng)四川，云南梁王忠于北元，誓不附明。洪武三年（1370年），藍玉被擢為大都督府僉事，從而進入了明朝的最高軍政機構(gòu)。次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湯和領(lǐng)水陸軍伐蜀，藍玉跟從傅友德，經(jīng)過幾戰(zhàn)，夏主明升（明玉珍子）投降，元末形成的最后一個割據(jù)政權(quán)得以平定。

擴廓帖木兒（王保保）也在元末的政治軍事舞臺上異常活躍，這時退入西北，徐達曾和他展開過激烈戰(zhàn)斗，但未將其擊垮，所以還經(jīng)常會由西北方面對新建立的明朝滋事進犯。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徐達、李文忠、馮勝統(tǒng)兵去討伐。徐達出中路，都督藍玉為前鋒，在山西境內(nèi)的野馬川，將其游騎擊敗，再進敗王保保于土剌河。但王保保后退拒明軍于嶺北，明軍再攻失敗，死傷有一萬多，只好退兵。兩年以后，藍玉再度領(lǐng)兵北擊，攻下興和，俘獲一些殘元要人，卻只是解除了眼前的威脅，并未從根本上清除。洪武八年，擴廓帖木兒死去，基本消除了從西北方面對明構(gòu)成的威脅。

洪武十一年（1378年），藍玉等率兵出征甘、青，次年獲勝。朱元璋命置洮州衛(wèi)，設(shè)官領(lǐng)兵駐守。還師以后，藍玉被封為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從而成為明初新貴。

大體平定甘、青以后，朱元璋向西南和東北遣兵，在這些戰(zhàn)爭中藍玉發(fā)揮了很大作用。云南梁王在滅掉匝剌瓦爾密以后，頑冥不化，始終不接受明朝招降，最后竟然殺掉了明使，為此朱元璋決定派兵征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作為左副將軍的藍玉，跟右副將軍沐英一起，和征南將軍傅友德率三十萬兵征討云南�！白跃旁滤烦鰩�，迄下云南，僅百余日”。次年閏二月，藍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再次獲勝，其他的民部地區(qū)被招撫。奉詔班師后，藍玉因功加祿五百石，他的女兒被冊封為蜀王妃。

東北的納哈出是元朝世將，先前被明軍俘獲過，獲釋后仍與明作對。據(jù)金山（今內(nèi)蒙古哲里木盟東境西遼河南岸）一帶屯兵蓄銳，伺機南下，對明在東北方面構(gòu)成威脅。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藍玉為右副將軍，和大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率兵出擊。之前朱元璋曾向他們授意，大軍先駐通州，探明納哈出虛實后再作行動。駐通州后，探知慶州（治所在今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倫河源之白塔子）有納哈出部駐守，藍玉帶領(lǐng)輕騎兵冒大雪奇襲，取得勝利。明大軍出長城松亭關(guān)，筑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在大寧駐兵，備足糧草，欲進擊金山。夏六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直趨前進，一路勝利，勢力到了金山以西。同時，明派去勸降的人見到納哈出，把明廷的厚意都說給他聽。納哈出見自己無法再撐下去，派人到大將軍馮勝處請降，馮勝派藍玉前往受降。藍玉設(shè)酒宴款待納哈出，納哈出斟酒謝藍玉。藍玉不喝，一定讓納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之后再喝他的酒，意思是納哈出必須先降明稱臣。納哈出不肯，雙方爭執(zhí)不下，局面僵冷。納哈出將酒澆在地上，同隨從悄悄談了一些話后，企圖溜掉。在場有人明白納哈出話的意思，告訴了常茂（常遇春子，馮勝婿，藍玉外甥），常茂急上前攔阻，將納哈出砍傷。納哈出被擁至馮勝處，馮勝雖然十分周到地招待他，但納哈出部眾人聽說納哈出受傷了，四處驚散，馮勝派人花了很大氣力才收復了他的大部分軍士�；剀娐飞�，埋伏起來的納哈出部人出其不意伏擊明軍，明軍損失慘重，三千殿后騎兵全部覆沒。馮勝讓常茂攬下這個責任，到朱元璋面前去說明。朱元璋聽常茂說明了情況以后說“如爾言，勝亦不得無罪”，收回了馮勝的總兵印，命藍玉行總兵官事，不久又在軍中拜藍玉為大將軍，使其成了明朝最高的統(tǒng)兵將領(lǐng)。

納哈出隨馮勝等一起南來，被封為海西侯。從此解除了元殘余勢力由東北方面對明的威脅，且廓清了明廷統(tǒng)一白山黑水的道路。

納哈出在擴廓帖木兒死后被明招降，雖經(jīng)明軍打擊元勢力一再減弱卻仍沒完全滅亡，仍然對明構(gòu)成威脅。擊敗納哈出的當年冬十一月，藍玉報告：“元丞相哈剌章、乃兒不花遁入和林，乞進步剿滅。”藍玉的計劃得到了朱元璋的同意。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夏四月，藍玉率兵出發(fā)，自大寧進至慶州，聽說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今貝爾湖），遂抄近路日夜兼程而進。行至距捕魚兒海還有四十里的百眼井處，偵察不到元軍行跡，藍玉想引兵退還。部將王弼不同意，說我們領(lǐng)兵十萬，深入漠北，沒有見到敵人就返回，向上面怎么交待。藍玉亦覺得有道理，乃命諸軍繼續(xù)前進，并采用王弼計謀，秘密前進，穴地而炊，不叫敵人見到煙火。到達海南，仍然沒有見到敵人。后偵知元主營在捕魚兒海東北八十里處。藍玉命王弼為前鋒，疾馳直擊其營。元軍大意輕敵，以為明軍不會深入，沒有防備，再加上當時狂風大作，風沙彌漫，元軍竟然沒有察覺明軍的到來。明軍突然到達營前，元軍倉促應戰(zhàn)，傷亡慘重。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天保奴等數(shù)十人向北逃去，藍玉率精騎追趕沒追上，俘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數(shù)萬人和大量牲畜，并得其傳國璽、寶玉、金銀印章等物，獲取巨大勝利。向北逃跑的元主后被人殺死，北元不久滅亡。藍玉勝利班師，途中又破哈刺章營。朱元璋聽說后以衛(wèi)青、李靖比喻藍玉，封賞很多，回來后封涼國公。藍玉的政治生涯、軍事武功達到巔峰。

藍玉被封為涼國公后，又奉命到西部地區(qū)進行過一些軍事活動，還奉命到陜西練兵，這些是他軍事活動的尾聲了。

藍玉居功自傲，行為驕橫。早在征云南梁王勝利后，他就私搞鹽引（食鹽運銷專利憑證），派人到云南販鹽，牟取暴利。打敗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后，他不光私自掠獲了大量珍寶、駝馬，還占有了元妃。朱元璋大怒，說：“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為哉！”入夜時分藍玉班師到了喜峰關(guān)，守關(guān)人沒及時放行，藍玉怒不可遏，縱兵破關(guān)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興。藍玉領(lǐng)兵在外，詔令有所不從，經(jīng)常擅自升降將校，進止自專，甚至違詔出師。在朱元璋面前，無視君臣禮節(jié)，舉止不恭，語言傲慢。更嚴重的是，藍玉蓄莊奴、假子數(shù)千人，橫行霸道，胡作非為；他還強占民田，魚肉百姓，又將上告他的百姓、御史官打傷而且逐出城去。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藍玉被錦衣衛(wèi)官員告同景川侯曹震等謀反，藍玉被殺，夷三族，坐黨論死者15000人，史稱“藍獄”，是繼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連稱“胡藍之獄”。

名家回眸

清代史學家趙翼評價朱元璋說：獨至明祖，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天下之人而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

文學家朱東潤也曾這樣評價這段歷史：元末社會危機重重，群雄并起，海內(nèi)豪杰之士，均有爭奪天下的野心。早期的朱元璋與其他草莽英雄并無不同，首先求得安身立命，在此基礎(chǔ)上求取富貴。但他開始重用讀書人之后，他的胸襟就開闊起來，眼光更加長遠了。

中國歷代開國帝王大都出身顯赫，以平民身份起家的唯有朱元璋跟劉邦二人。他們都因知人善任而奪取天下，后人也常將李善長、徐達、劉基，與漢朝的蕭何、韓信、張良相比，稱之為明朝“三杰”。朱元璋本人也將劉邦當作自己學習的榜樣。更為重要的是他采納了朱升“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方針，在群雄混戰(zhàn)的年代里韜光養(yǎng)晦，保存實力，在此消彼長的爭斗中，所受的沖擊最小，由于手中兵糧富裕，為最終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這些是張士誠和陳友諒等實力派所不具備的，這也成了朱元璋最終成功的關(guān)鍵因素。

而朱元璋既是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又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暴君。晚年他猜忌心理極重，大肆屠殺功臣，比劉邦及其妻子呂氏更為瘋狂。對于他的一系列暴行，史學家有兩種解釋：一是“蛻化變質(zhì)”論，意思是經(jīng)過一系列爭斗之后，改變了他的性格。二是“政治需要”論，這個觀點的意思是，由于他意識到自己出身低微，沒有家族勢力，唯恐這些功臣威脅自己的統(tǒng)治。無論出于什么樣的目的，這種做法讓大部分有能力的人喪失決策的資格，極大地削弱了當時明朝統(tǒng)治的力量，給燕王朱棣篡奪建文帝朱允炆的江山埋下了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