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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楊輔政

楊士奇、楊榮和楊溥這三人合稱“三楊”�！叭龡睢倍汲鲎越ㄎ牡蹠r期的翰林院，此后在永樂朝升任內(nèi)閣大學(xué)士。他們身處高位，但屢遭磨難，仁宣時期才真正施展其才能。此間，三人恪盡職守，深合皇帝心意，為“仁宣之治”的開創(chuàng)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宣宗駕崩，三人又輔佐幼皇英宗。但此時“三楊”卻昏庸懦弱，對權(quán)宦王振聽之任之，以至王振敗壞朝綱，唆使英宗北伐，釀成“土木堡之變”。真可謂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三楊”在位三十年，身上帶有明朝前期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烙印�！叭龡睢钡幕潞＃�也具有頗多代表性。他們的思想變化，正是這一時期朝臣心理變化的縮影。

楊榮、楊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進士，當(dāng)年便進入翰林院。楊士奇就沒有他們兩人順利了，他未曾中舉，仕途不暢，有近二十余年的時間漂泊在外。好在建文二年，翰林院王叔英慧眼識英才，推薦楊士奇進入翰林院。翰林院乃是明朝的育才之地，從這里走出的都是高官顯爵。這一切都表明，他們是建文帝看重的人才，他日的棟梁。此時的翰林院人才濟濟，大儒方孝孺，才子解縉、金幼孜等人都在這里任職�！叭龡睢痹谒麄兊难�陶下，迅速成長。他們本人也盡心盡力，頗有一番報國之志。尤其是出身貧寒的楊士奇，工作勤奮，深得方孝孺的信任，僅一年便提拔他為翰林院副總裁官，審定各地所上書稿。假以時日，“三楊”榮膺重任，只不過是時間問題了。但靖難之役打破了他們平靜的仕途。建文四年（1402年）夏，靖難大軍逼近南京。面對江河日下的建文朝廷，他們必須要作出選擇：究竟是以死報建文帝的知遇之恩，還是順應(yīng)潮流投靠燕王朱棣。此時年富力強的“三楊”，事業(yè)剛剛處于起步階段，大好的前途擺在他們面前，他們還沒有來得及為國家效力，一展身手。更何況他們只是小官，沒有為建文帝殉難的必要。建文帝與燕王朱棣之間的皇位之爭，只是朱氏家族內(nèi)部的權(quán)力之爭，并未達到國破家亡的程度。經(jīng)過深思熟慮，“三楊”與翰林院的眾多大臣一道出城迎降。這一選擇，為他們叩開了未來的大門，但也讓他們喪失了立場。身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三楊”，肯定會為自己未能貫徹忠義，不能實踐殺身成仁的殉道精神而內(nèi)疚。他們只能期盼著事業(yè)上的建功立業(yè)，為自己洗去恥辱。

與“三楊”的選擇不同，翰林院中與“三楊”關(guān)系密切的周是修、王叔英、方孝孺等大臣，卻對朱棣誓死不從�！叭龡睢钡暮糜阎苁切拊谘嘬娺M入南京城后，為了表示自己忠于建文帝，自盡而死。當(dāng)初推薦楊士奇進入翰林院的王叔英，在南京被攻破時正在外募兵，聽到消息后，悲憤投河而死。對“三楊”有知遇之恩的方孝孺，更因言辭激烈觸怒朱棣，被朱棣誅殺十族，他本人更是遭受了可怕的酷刑。此外，成祖對建文帝舊臣大肆屠殺，“瓜蔓抄”，“滅九族”，其殘忍程度甚至超過蠻族入侵。面對同僚的死難，我們不知道“三楊”作何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屠刀讓他們對這位新皇帝有了深刻的認識，謹小慎微成為他們的人生準(zhǔn)則。

此后“三楊”因迎立有功，不像方孝孺等翰林院同僚一樣“不識時務(wù)”，加之自身才華橫溢，從而受到了成祖的信任，很快得以升遷。三人進入事業(yè)的第一個小高潮。楊溥于永樂二年（1404年）被任命為太子洗馬；楊榮在永樂元年（1402年），被成祖命為“侍皇太子講讀”，并負責(zé)起給“諸皇孫講學(xué)”的責(zé)任；楊士奇更是平步青云，在永樂元年十一月便被任命為東宮侍講，主要負責(zé)皇太子的教育，并破格進入內(nèi)閣，參與機密。命運把他們與朱高熾捆在了一起�！叭龡睢鲍@得了成祖的青睞，但他們也深深地知道成祖嗜殺成性的性格。在處理成祖交給的任務(wù)時，他們小心謹慎，甚至不惜委屈逢迎，惟恐成祖有所不滿。永樂九年（1411年），楊士奇主持編修《太祖實錄》。為了迎合成祖，他刪改了大量不利于成祖的內(nèi)容。在對太子、諸皇孫的教育上，“三楊”也是盡心盡力，言傳身教，深怕有負于成祖的厚望。加之太子朱高熾比成祖仁義寬厚，對儒學(xué)非常感興趣，政治主張上也與“三楊”十分相近。在東宮教學(xué)期間，“三楊”與太子相處得非常融洽。從這時起，“三楊”的命運便和太子緊緊連在了一起。他們和一批東宮僚屬成了太子朱高熾的有力支持者。但東宮講學(xué)也給“三楊”帶來了不盡的麻煩。

成祖即位后，因為北征和營建京都，長期留在北京，令太子在南京監(jiān)國，主管朝政。太子監(jiān)國期間，嚴懲酷吏，壓制太監(jiān)，施行了許多仁政。然而，這些舉措在強調(diào)“高壓治國”的成祖眼里，卻無異于“犯上”（大逆不道）。太子與成祖的關(guān)系也進一步惡化。次子朱高煦又戰(zhàn)功卓越，性情上與成祖很像，成祖便想廢掉太子另立儲君。作為太子老師的“三楊”，朱棣自然也就對他們頗為不滿。不要說對其重用了。此時“三楊”的性命都懸于一線，已沒有退路，只有拼死保全太子的儲君之位。楊士奇則因一再上言為朱高熾辯解，兩次牽連入獄。楊溥因在永樂十二年成祖北征回京時迎駕遲晚而獲罪，在錦衣衛(wèi)獄中關(guān)了十年，幾乎喪命。同僚陳善、解縉也相繼遇害。“三楊”和太子在黑暗中熬了十年。終于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他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當(dāng)月，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北伐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內(nèi)蒙古多倫）。此時與成祖隨軍同行的楊榮沉著果斷，對成祖死訊密而不發(fā)，連夜騎馬趕到京城，與在京的楊士奇積極配合，妥善處理了迎喪、即位等重大的事宜，幫助太子朱高熾順利即位。仁宗即位后，立即釋放還在獄中“苦讀”的楊溥，令其官復(fù)原職。

此時，楊士奇六十歲，楊榮五十四歲，楊溥五十歲。本來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并各具才能的“三楊”，在成祖的高壓政策下卻難施才華。時至暮年，宦海沉浮二十余年，“三楊”身上的棱角早已不在。身處皇位角逐的中心，目睹那么多同僚的死難，讓“三楊”深知臣子身份的渺小。雖然仁宣二帝同他們共患過難，雖然二人也以“仁慈”聞名，但“三楊”仍在以一種近乎虔誠的態(tài)度侍奉著“神壇上的君主”，在皇權(quán)允許的夾縫中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楊士奇為官處事顧全大局，不計小節(jié)，兢兢業(yè)業(yè)，體恤愛民，主張減免賦稅，縮減官田，審理積案，減汰工役，安撫流民，深受百姓擁戴。同時他慧眼識人，經(jīng)他推薦的于謙、況鐘、周忱等人，日后都成為了明朝名臣。但楊士奇卻從不因功自傲。楊榮曾多次在宣宗面前中傷楊士奇；宣宗告之情況后，楊士奇不但不憤怒，反而請求宣宗能夠像信任自己一樣信任楊榮。楊士奇能夠薦人之長，克人之短，不愧為“三楊”之首。

楊榮雖在為人上不及楊士奇，但其思維敏捷，機敏多謀，通曉邊務(wù)。他曾跟隨成祖五次出塞。年過六旬，還兩次跟隨宣宗巡邊，深得皇帝信任。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未恃寵驕矜，堅持“事君有體，進諫有方”的本分。

楊溥不像楊埼、楊榮二人那樣杰出，且性格內(nèi)向，但他操守極好，作風(fēng)低調(diào)，每次上朝都沿皇墻而走，以示遵守禮制。他對仁宗忠心不二，出獄后更是勤勤懇懇，成為朝臣的典范。

在“三楊”執(zhí)掌內(nèi)閣期間，大明政治清明，海內(nèi)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現(xiàn)了所謂“仁宣之治”的局面。這種盛世的取得，“三楊”可謂功不可沒。

名家回眸

著名歷史學(xué)家范文瀾這樣評價“三楊”：“三楊”是明朝仁宣之治的重要推手，也是明朝內(nèi)閣制度完備的關(guān)鍵人物，他們與仁宣二帝譜寫了中國歷史上君明臣賢的千古佳話。

“三楊”歷永樂、洪熙、宣德、正統(tǒng)四朝，特別是在仁宣時期，“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明朝的大多數(shù)皇帝都有疑心病，不相信大臣，君臣相互猜忌，而“三楊”卻能長期安居閣位，形成權(quán)勢，施展政治抱負，頗為耐人尋味。

他們?nèi)温殭C要重地，與皇帝“朝夕左右”、“機密重務(wù)悉預(yù)聞”。正如趙翼所說：“迨仁宣間，‘三楊’在內(nèi)閣久，所兼官屢加至師傅，于是官階益尊，雖無相之名，而已有均衡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