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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似乎都發(fā)生在我五歲那一年。

那是大地震發(fā)生后的第五年，唐山，從一座被夷為平地的廢都漸漸有了一絲生氣，人們在努力淡忘傷痛的日子里開始重建家園，新城市規(guī)劃井然有序，似乎能在一片舊傷中踮腳望見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我的外公在一家水泥廠擔任總工程師，住單身宿舍，吃單位大食堂，獨自一人在唐山生活。

那一年，已經(jīng)退休的外婆在天津照顧子女，只能趕在偶爾外公返津的周末做上一桌可口的飯菜，待到外公返程之前，再裝好幾飯盒菜，讓他回到單位后還能盡量延長家的味道。那時的交通還沒有那么便利，我猜想外公從單位坐車到火車站，乘火車到天津再換車抵家，單程少說也要六個小時，在沒有雙休日沒有高速路或動車高鐵的年代里，連接兩座相鄰城市的是一條遙遠的路。

我沒有見過爺爺，家人提起他的幾率也不多，據(jù)說他闖關(guān)東多年之后，攜家人從河北來到天津。記憶中，奶奶很瘦，因為腳小走起路來晃晃悠悠，更多時候她總是盤腿坐在床頭。外公祖籍在湖北，年輕時曾到日本留學修讀建筑。外婆是無錫人，大家閨秀，曾在學校里教書。盡管他們早已從南方遷居至北京，但家中很多生活習慣還是保留了南方的方式，比如對祖父母的稱呼就沿用了南方的叫法。我的母親出生在北京，因為是頭胎，當時家人特意請林巧稚醫(yī)生幫助外婆生產(chǎn)。1964年，那時還未曾相識的我的父母分別從天津出發(fā)去了新疆。直到我五歲的那一年，他們帶我從邊疆小鎮(zhèn)，輾轉(zhuǎn)千里舉家返城到了唐山，和外公一起生活。

外公是一個非常嚴苛的人，這種嚴格反映在對自己和家人的要求上尤甚。忘記是哪一年了，家里有了一臺十四寸的黑白電視機，記得每天晚上新聞前，總會有一段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從電視機中飄出來，每到那一刻，外公總是要求我肅立不語，直至旋律結(jié)束。幼時的我極為不解，為此好像還與外公爭執(zhí)過。2013年10月去泰國在清邁逛周末市集，人頭攢動的小巷子窄窄長長，我手拿一個旅行枕正在問價，忽然察覺漂亮的老板娘肅立不語，面朝遠方，再暗自打量周邊人，也同樣不語而立，側(cè)耳遠方正飄來一段旋律，我立刻反應(yīng)過來那應(yīng)該是泰國的國歌。那一刻，在那個熙攘的市集上，我想起了很多，說不出這行為是一份熱愛、敬仰還是習慣，只是待我懂得那年的外公，已過了三十年。

對于如我一樣在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是在隨父輩走南闖北中長大的，學校里的同齡人也大多如此，面對操著各種口音的同學，好像任何一種鄉(xiāng)音都不會顯得突兀。一種腔調(diào)背后不一定是一片祖祖輩輩休養(yǎng)生息的土地，但一定是一段記憶，一段長時間的生活記憶，就像普通話字正腔圓的我的母親，和遷居異地很多年鄉(xiāng)音難改的我的父親。離開新疆之后，我在唐山長大，偶爾去天津看望一眾親友，而熟練掌握普通話、唐山話和天津話的我，依然很難找到那種傳說中的歸屬感。

從家坐公車到火車站，再坐火車到天津，再坐車到家，這一條當年外公經(jīng)常往返的歸家之路，在成長的記憶中走過無數(shù)次。每逢年節(jié)，父母會帶著我，拎著大包小包去天津看望外公外婆和我的奶奶，而這一條路，也越走越短。十六歲后的幾乎每個周末，我都要獨自走一遍這條路。印象中從家到火車站要坐一小時四十分鐘的公共汽車，如果時間比較緊張，可以坐小巴車五十分鐘左右到達，多數(shù)情況下這取決于售票員每站攬客的時間長短。那一條路上的每一個停靠站，當年我都如數(shù)家珍，像是闖關(guān)游戲一樣，一關(guān)關(guān)前進。

一般是周日中午，母親會把做好的菜分成兩份，一份裝在一個大號的鋁飯盒里，另一份盛到盤子里放在餐桌上。鋁制飯盒家里有好幾個，上面刻著商標。平日里，父母會帶好一盒菜，再用一個空飯盒裝上米，到單位洗米、放水，然后在飯盒上系上代表自己顏色的繩子，將飯盒放進單位鍋爐房旁邊的大蒸柜，到中午帶塊毛巾，把蒸好的一滿盒米飯拿走。有時候為了多帶一些好吃的，母親還會再加一個中號飯盒，上面有一個“盡”字，那是外婆的名字。待到飯菜溫熱，飯盒沒有那么燙手的時候，父親會把兩到三個塑料袋一層層套在飯盒外面，然后系牢固，以免菜湯灑落，再裝到書包里。

不是每個周末都會有這樣的場景，但每次回家的時候一定會是這樣的告別流程，沒有人制定，但每個人都會按照這個流程執(zhí)行。吃完午飯，母親會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廚房，這個時間父親帶著打氣筒去樓下檢查自行車的前后胎是否氣量充足。最后檢查一遍是否有什么需要帶的東西還沒有被放在包里，收錄機里傳出電臺午間的點歌節(jié)目，有人打進熱線說，你好，主持人，是我嗎？真的是我嗎？

藍色行李包被父親放在那輛綠色飛鴿二八自行車的后架上，父親推車走在前面，母親跟在后面。從小區(qū)到車站這一路上，父母會和遇見的各種同事、鄰里打招呼，好！是啊，送他去車站，回學校。我不說話，微笑、點頭，算是禮貌的應(yīng)答。

面對火車站右手，有一個龐雜的貨運區(qū)域，其間的一條小路可以繞過安檢直達火車站臺。在到達站臺前的拐彎處，常聚集著學校里不同班級的同學，大家心照不宣地在火車出發(fā)前想辦法混進上車的人群里，然后分散到不同的車廂中。盡管這些十六七歲的伎倆過于幼稚，但這似乎成為回憶中扮演成熟的唯一樂趣。當然，每個人的方法各不相同，有長相老成的同學，會穿著家長的鐵路制服，拿一個破爛的黑皮包，假扮通勤職工；也有拉幫結(jié)伙的同學，完全不會心虛膽戰(zhàn)，反而大大方方有說有笑地進站上車，因為他們知道越放松自然越不容易引起注意；當然，也一定有有備而來的同學，手拿一張站臺票，假裝進站送人，騙過乘務(wù)員上了車。這是周末返校最刺激的挑戰(zhàn)。如果幸運，這一路不會有任何人過來查票，若被查到就乖乖地補一張票，并可憐兮兮地說，自己是剛剛那一站才上來的，以免被補一張全程票。經(jīng)過經(jīng)驗積累和信息共享，一般看到某個列車員或者列車長，就會知道這趟車會是什么情況。再乖的孩子，也會心存僥幸，寧愿逃票省些吃小炒的餐費，也不會每周自掏腰包往返學校。兩個小時后，列車抵達終點站，天津。

下車不出站，走過長長的地下通道，直接坐上另一趟慢車，慢車會在半小時后發(fā)車。放心，不會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查票，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放松地卸去偽裝，開始聊天、打牌、吃飯、逗趣……慢慢的，一整列車廂，匯集了不同方向、不同口音、不同年齡，不同性別及樣貌的人。車開動，十五分鐘后抵達車站，129公里。這是天津近郊一個貌似無人看守的火車小站，步行五分鐘，進入校門，人群退潮一般即刻消失在不同的宿舍房間里。這是十六歲后的幾乎每個周末，我都要獨自走一遍的路。

2014年春節(jié)，老同學開車接我參加聚會，我又一次走了這條很久沒有走過的路，路邊的農(nóng)田大多變成了別墅或者公寓樓，當年坑洼不平的土路也變成了城市迎賓大道，似乎搖晃著昏睡在路上的時光，談笑間就可以抵達了。熟悉的都已陌生，就像飛馳的年代里，我已無處尋覓那小小的站臺，和站臺上渺小的自己。就像每一座城市都曾是異鄉(xiāng)，每一個異鄉(xiāng)都將親如故鄉(xi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