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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開始時本來有相當水平，然而多年過去之后，他就與別人沒法比了，不是他的智力不如人，也不是條件不如人，而是只懂得一味努力付出，而不知道是為什么在付出。沒有一個努力的方向，到頭來是“竹籃打水”，空忙一場。

人無志向，柔弱無剛。人一生如果沒有奮斗的方向，便像沒有舵的船，只會四處漂流，遇險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終無所成。曾國藩說：“人行能自立志，則圣賢豪杰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于人!”

曾國藩為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學，廣泛閱讀。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閑散文職時，悉心鉆研歷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國家的經(jīng)驗。曾國藩讀書如此用功，決非為了求得高官厚祿，更多是為了“進德”、“修業(yè)”。

曾國藩與平常人一樣，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計較、目光短淺的時候。一次，他曾無情地鞭笞自己：“沒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內(nèi)心也就無法自由，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沒有樹立志向啊!我對事情常常持有偏見，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會讓我想一個晚上，一遇到不順心的事情，就會沒精打采的，這正是我思慮過多的原因。

生活沒有目標、沒有方向，自己見識又膚淺，想得到心靈的寧靜與自由，簡直太難了。更何況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見。在與人交往時愛往小處計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無時間調(diào)整自己，長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誤自己啊。”

從這里可見，曾國藩勇于面對自己心靈中最晦暗的世界，可以毫不掩飾地對待，反省也很徹底，現(xiàn)代的人有幾個人能夠做到呢?

曾國藩說：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沒有什么無法做到的事，也無需求助于人，這就是強才自強。一個志存高遠的人必定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曾國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為人知的巨木，終有一日將成為支撐國家的頂梁柱。他也確確實實現(xiàn)了心中理想。

曾國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學目的緊密相關(guān)的。曾國藩剛到京師時，不免六神無主，導致心神不靜，他認為自己心神不靜是因為沒有志向，后來他發(fā)奮立志，改名為國藩，決心為國家之藩籬。他沒有怨天尤人，而是發(fā)憤圖強，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個人治學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躋身仕途，或想發(fā)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娛，或想著書立說以警后人。正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倍�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官位進而得以升遷的，但他對鉗制心智、殘害性情的科舉制度卻貶損有加。他主張治學的目的應在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說：“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yè)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述，以圖自衛(wèi)其身。”

由此可見，曾國藩認為讀書對于國家，對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報國為民；小可以修身養(yǎng)性，衛(wèi)身謀食立足社會；可借此展現(xiàn)志向，拼搏進取。

三者相輔相成，并不矛盾。

當然，這里的讀書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閱讀，而是上升為一種理念上的行為，是治學意義上的讀書了。一方面，曾氏繼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長知識才干，使自己成為“賢士”、“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則秉承宋朝朱熹之學說，主張讀書要“明天理”。但另一方面曾氏又繼宋朝陳亮“經(jīng)世致用”及北朝顏之推“謀生”之說，認為讀書大可報國為民，小可修業(yè)謀生，以自衛(wèi)其身。

曾國藩在為什么讀書的問題上，繼承古代各種觀點的合理因素，提出了較為客觀切合實際的新的讀書觀。不為個人榮辱得失，不為功名利祿，不為一家之饑飽，而是志在為國為民。因此他認為讀書應以報國為民為最終目的：

“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內(nèi)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

時至今日，也還不乏讀書為混文憑之人，讀書為混官做之人，讀書為裝飾臉面之人，讀書于他們不過是一紙文憑，一塊功名利祿的敲門磚而已。

為了這些俗物而去讀書的人，雖有所成，但只會成其��；為報國為民而讀書者，雖路途遠，但必將成其大，立其功。把報國立志與讀書相結(jié)合的人才是有建樹的人。

曾國藩不是偉人，他只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國與己的選擇中更多傾向于后者。他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夠提出讀書的最遠目的是報國為民，且能志在于此行，如此已實屬不易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4.借勢謀勢，以求發(fā)展一個人再有智慧，再有才華，能力也是有限的。懂得借勢以為自身所用的人，才是擁有無限發(fā)展空間的人，才是值得人欽佩和學習的人。

個人要想獲得長遠發(fā)展，首先要做自我積累，借他人的優(yōu)勢資源學習和增進自己。等量的積累達到一定的程度，又有足夠的實力和機會時再自主發(fā)展。一個集團要發(fā)展壯大，就要允許部下發(fā)展壯大，作為最高統(tǒng)帥，就需要放權(quán)，讓別人自主發(fā)展。但是，什么時候讓手下去另謀發(fā)展，卻是大有講究的。

在這個問題上，曾國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時，堅決維護手下隊伍的團結(jié)統(tǒng)一，對另立門戶者堅決予以打擊，因為在這時自立門戶，無異于分裂隊伍；但是當自己的發(fā)展具備了一定規(guī)模，是自立于世的時候，一定要讓手下另謀發(fā)展。他認為另謀發(fā)展以后，總還是自己的屬下，可以為自己節(jié)制，即使完全獨立，也總還是可以互相有所照應。

這就好比一個大家族，子女成家后大多會自立門戶一樣。任何一個團體在發(fā)展中都會遇到屬下“自立門戶”，從團體中剝離的事情，這也是一個很棘手的難題。

一般而言，當一個團體沒有成氣候時，如果不能正確確立內(nèi)部分配機制，優(yōu)秀的人才最易跳槽另立門戶。如果跳槽的是一般人員，當然不會對事業(yè)構(gòu)成危害，但如果屬于決策層、核心層，其隱患就不能掉以輕心。這點古今如一，沒有絲毫的不同。尊重、服從上級領(lǐng)導同謀求自身的獨立發(fā)展，這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都是不易處理的重大問題，在專制制度下，情況更為棘手。

曾國藩高出同時代人的卓識之一，是在局面做大時公開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fā)展。關(guān)于鼓勵人才，曾國藩有一條很重要的體會：“人才何常，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睂τ谌瞬潘�提倡贊揚和鼓勵，而不是壓制與打擊。適時的稱贊才會更利于其發(fā)揮作用。

可以這樣說，他吏政、治軍要求高而嚴，用人上也是識人有道，方法上著眼于表揚和鼓勵，而在批評缺點錯誤的時候很注意選擇適當?shù)膱龊稀⒄疹檶Ψ降淖宰�。他的這些主張同現(xiàn)代心理學有驚人的吻合之處。這表明曾國藩在識人上的能力已非常人能及，有一種以眼看心的穿透力。

雖然古代圣賢鼓勵后人超越前輩。不過，真正見諸行動，特別是軍事和政治領(lǐng)導者，卻歷來是鮮見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雖不乏尊重個人獨立人格的論述，但那也不過是只言片語。封建專制下提倡對權(quán)力的順從和依賴，下級對上級幾乎都是惟命是從。而曾國藩卻力倡“自立門戶”，把傳統(tǒng)文化中尊重個人的因素發(fā)揮極致。為此，他甚至主張寧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而能“遇事體察”者，也不用“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的官氣十足之輩。這比當今很多人的思想都進步，反觀現(xiàn)在的社會很多地方“舉親避賢”，“抑才攬功”的現(xiàn)象，曾國藩的胸懷不得不讓人佩服。

對于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曾國藩體現(xiàn)了他鼓勵下屬謀求發(fā)展的精神。

李鴻章赴上海練淮軍，曾國藩說：“少荃去，我高枕無憂矣。惟此間少一臂助，奈何?”李鴻章再請，曾國藩不但欣然同意，還送上馬扶一程，令李鴻章終生銘記。

李鴻章所募淮勇到安慶后，曾國藩“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shù)，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guī)以訓練之�！�1862年2月22日李鴻章移駐安慶北門城外營內(nèi)，曾國藩親臨祝賀。李鴻章深知淮勇實力單薄，難膺重任。

因此，他懇請曾國藩調(diào)撥數(shù)營湘勇，以加強戰(zhàn)斗力。曾國藩怕李鴻章部不堪一擊，也打算借此讓湘軍做個榜樣，嚴肅淮部的風氣，印證自己的威望，于是答應了李鴻章的請求，陸續(xù)調(diào)撥湘勇八營，歸其節(jié)制。曾國藩認為湘淮軍同出一源，必能患難相助，不會同根相殘。他認為湘、淮本是一家，淮軍由湘軍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誼。”

由于曾國藩在屬下自立門戶的問題上政策開明，適時加以鼓勵，湘軍的力量發(fā)展很快，成為一個龐大的集團勢力，而且始終保持著相對的統(tǒng)一性，至少也以曾國藩為其共同的精神領(lǐng)袖。這就是曾國藩適度放權(quán)，以誠收心的最好例證，這使曾國藩的事業(yè)規(guī)模迅速擴大。這些軍隊與督撫協(xié)調(diào)行動，互相配合照應，使曾國藩在朝中的聲望今非昔比。

所以說，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不僅因為他具有博大的胸懷，還在于他具有宏毅的個性。道光、咸豐時期，許多臣子幕僚都拘謹于文書法令，按步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結(jié)果沒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只是面面相覷，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只是以卿的名義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后馬上組織鄉(xiāng)兵出去。打破舊的規(guī)章的束縛，自己創(chuàng)立軍隊編制，和叛軍孤身奮戰(zhàn)，結(jié)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jié)操，絲毫不畏懼困難，充滿自信，從容指揮，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復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yè)由此中興。

人是社會中的人，一旦結(jié)成凝固的利益關(guān)系，就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在利益關(guān)系之中若能有條件受人保舉，得人提攜，就勢謀勢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國前后，湘軍集團頭目紛紛出任督撫。有的是曾國藩保奏的，如李鴻章、沈葆楨等，有的雖未經(jīng)他直接保奏，但他造成一種形勢，使清廷非委任湘軍頭目不可。并不只曾國藩一個人保薦，有的甚至并未由曾國藩保薦。如李續(xù)宜、彭玉麟就同時得到官文、胡林翼的保薦，劉蓉則由胡林翼、駱秉章、文樣保薦。左宗棠的保薦者更多。兩廣總督勞祟光與曾國藩一向不睦，在籌餉問題上又不合作。為了達到去除勞崇光的目的，曾以軍餉奇缺為由，上奏要求派大員至廣東辦厘金，并給以奏事及參辦阻撓抽厘之官紳之權(quán)。這實際上是分割當?shù)囟綋嶂畽?quán)力，自成體系。清廷也深知曾、勞矛盾，不能協(xié)作，為軍餉計，不得不調(diào)走勞，而代以與曾國藩關(guān)系較好的晏端書，以期在廣東為湘軍籌集更多軍餉。這反映了在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革命打擊下，滿漢貴族依賴湘軍集團的共同心理。

在滿漢統(tǒng)治者上述共同心理推動下，從1864年至攻下天京為止，清廷先后任命毛鴻賓為兩廣總督，’劉長佑為直隸總督，左宗棠為閩浙總督，楊載福為陜甘總督，郭嵩燾為廣東巡撫，李鴻章為汀蘇巡撫，唐訓方為安徽巡撫，劉蓉為陜西巡撫，閻敬銘為山東巡撫，曾國荃為浙江巡撫(未到職)，惲世臨為湖南巡撫。四年多的時間共有21個湘軍集團頭目，先后出任督撫。如再加上與之關(guān)系密切的晏端書(兩廣總督)、黃贊湯(廣東巡撫)，那就多達23人。其中毛鴻賓、左宗棠、曾國藩等人還多次被委任欽差大臣。至此，湘軍集團的勢力范圍廣及長江中下游、珠江流域、黃河流域，占據(jù)了大半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