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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家貧，僅靠耕種田地不足以養(yǎng)活自己。在親朋好友的勸說下，他不得不到離家鄉(xiāng)不遠的彭澤當縣令。這天，恰逢郡督郵來縣里視察，縣吏就對陶淵明說：“您必須穿戴整齊，去跪迎上差�！碧諟Y明嘆息：“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當即解綬去職，在任僅80多天。這是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發(fā)生的促使陶淵明與官場徹底決裂的一件富有戲劇性的事件，就是千百年來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不為五斗米折腰”。

他后來的《歸去來兮辭》就是這個事件和這番心理的自白。糾纏在他心中13年的矛盾終于得以解決，看他歸去的腳步多么輕快，“舟遙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心情又是多么急切，“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歸去的生活又是多么從容悠閑，跟鄉(xiāng)里故人談心何等快樂，彈琴讀書就能將憂愁驅散。農夫告訴我春天來了，將要去西邊的田地耕作。有時駕著巾車，有時劃著孤舟，既可探尋那幽深的溝壑，又可走過那高低不平的山丘。樹木欣欣向榮，泉水緩緩流動，我羨慕萬物各得其時，感嘆自己一生行將告終�！皻w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這一告白是說給自己聽的，卻從此扣動了后世讀書人的心弦，令一代代中國知識人怦然心動。

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戰(zhàn)亂是疾苦之源，篡位是戰(zhàn)亂之根，君權又是引發(fā)篡逆之因。幾進幾出之后，陶淵明最后遠離了魏晉的中國官場。陶淵明走進一個無人的殘破村落。他問砍柴人：這里的人都去哪兒了？砍柴人說：都死了，一個都不剩了。一家家妻離子散，一戶戶家破人亡，這就是戰(zhàn)亂之下的、人命無常的東晉。陶淵明忽然心里有了點隱痛，他生出無限悲愴，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他對這個時代的失望，堅定了他自己在廬山腳下的歸隱生活。

他終于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五柳先生”式的清高灑脫、怡然自得。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年少時曾經寫過《五柳先生傳》，說的是:這位先生在當時不知是何方人也，因為家的旁邊有五棵柳樹，世人則稱之為“五柳先生”。那是完全適合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是“桃花源”式的一塵不染、純潔寧靜、悠閑曠遠。陶淵明以老莊哲學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舍調和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自然”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他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一體，便成了他筆下的桃花源。在這個桃花源里，“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fā)垂髫，并怡然自樂”；在這個烏托邦里，“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正是這個烏托邦式的“桃花源”，支撐著陶淵明一生的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

打開陶淵明的詩集，就如同展開一卷巨大的畫幅：靜穆的農村，美麗的田野，純樸的村夫，質直的村民，籬邊的黃菊，日暮的歸鳥，一一呈現在我們的面前。那是生命啊，那是自然啊，那是流著淚水的歡喜啊。

在仕與隱的矛盾斗爭中，陶淵明歸來了，他深知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沉醉于“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他享受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他熱戀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他在茅屋低檐下飲酒賞菊，滿眼盡是田園的風景。飛鳥，花朵，雨水，炊煙，庭院，樹木，支撐著他看淡看透的視線。他的心成了宇宙的中心，亂世的中心如此寧靜，不禁叫人詫異。他從前牽掛的人和事，此時已不重要。一切如此愜意，哪怕帶有淡淡的愁緒。

絕大多數人都錯誤地以為，越忙碌就顯得自己越有價值、越有成就，“被需要”的感覺真好，功名利祿滾滾而來，一忙就是一生一世，至死也弄不明白為那些事情奔忙勞碌究竟有什么實質意義。這個頭銜，那個職位，這個活動，那個項目，其實全是無盡的欲望。陶淵明就懂，他深深地懂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實是“閑情”，有閑就好，身后有一片田園就好，能為自己做主就好，世間清福最難享。

俗世的“人事”對他是一種精神的枷鎖，既勞心又勞力，遠遠比不上自己和朋友在農事之后的相聚�！跋嘁姛o雜言，但道桑麻長”，和朋友舉杯歡飲，微笑而心無芥蒂地聊天，彼此之間沒有地位和官階的差別�！俺颗d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路狹小，兩邊長滿了茂密的草木，樹葉上的露水將衣裳都打濕了，沒關系，只要不違背歸隱的愿望�！凹雀�亦已種，時還讀我書”，若將晴耕雨讀的田園生活與整天刻板的官衙生活相比，自然是天堂比塵網，所以陶淵明寧愿做達官貴人眼中的苦差事。他手舉農具，農具在青草的氣息里復活了，深深有力地向下挖土、刨坑、翻地，耕耘那將蕪的田園。農夫們陸續(xù)來到這里開荒，有的還會幫他種地。這個隱者，習慣于向農夫微笑。

他常常吟詠歸鳥，“翼翼歸鳥，相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又吟誦“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借著眷戀山林的歸鳥，表達了對自由的無比珍愛。自由，那是超越人間俗利的最珍貴的價值，也是保全自我本性的最靠譜的保障。他曾經反復以“羈”、“拘”、“制”等詞語來描繪官場不自由的生活對自己的壓抑和損傷。

“縱浪大化中”，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而且要做得自然而然就更難了。從魏晉風流的演變看，陶淵明處于魏晉風流的最后階段，但他絕不遜色于“正始名士”、“竹林名士”那些赫赫有名的風流名士，甚至可以說他比后者更加達到了風流的最自然的地步，因而是最風流的風流。陶淵明的風流可以概括為“簡約玄淡、不滯于物”八個字。唯簡約方無累，唯玄淡方超遠，唯不滯于物，心靈方能得到最大的自由。他融匯儒家之堅守和道家之淡遠于一身。儒家的“寧固窮以濟志”，指窮而不移的氣節(jié)，“固窮”是一種有定力的人生境界，也是一個道德準則。道家的“自然”，包含著對于世俗社會和名教禮法的厭惡與鄙棄。循著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的思想，陶淵明追求抱樸含真、抱樸守靜，羨慕天地山川之不化，痛感人生之無常。他不求神尋仙，不參禪拜佛，只是讓平實的日子充滿淡雅的生趣，用飲酒來愉悅短暫的人生。他可以一點架子都沒有地與鄉(xiāng)鄰共話桑麻，也可以不拘禮節(jié)地和鄰人秉燭言笑，但他的一舉一動盡在“規(guī)矩之中”，不離人情。雖然質性自然，但同時也持身嚴謹，不肯作放蕩之態(tài)。頂多酒喝多了，不客氣地對客人說一句：“我醉欲眠，卿且去�！比绱禾斓娘L，平和溫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