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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天才剛剛亮，霧氣還未散去，但湖南省巡撫衙門大堂內已經坐滿了人。清朝皇帝大多勤政，在皇帝的影響下，各省的官員都很勤勉，大清早起來商議事情是行之已久的慣例。湖南巡撫駱秉章坐在首席，神情嚴肅。見大家都到齊之后，駱秉章從懷中拿出一張狀紙，往桌子上一擺，說道：“諸位，這是一封善化鄉(xiāng)民的告狀書。里面講到善化知縣謝某，巧立名目，擅自加征地丁漕折。百姓傾家蕩產也不能完納，只好告狀，請求減少地丁漕折的征收。謝某又阻撓百姓告狀，前幾天還派人打傷了十幾名來長沙告狀的老百姓。對于這個事情，大家有什么看法啊？”

駱秉章的話音剛落，按察使兼糧道謝煌就站起身來，對著駱秉章大聲說：“地丁漕折萬萬不可減征。減征不可能提高百姓繳納的積極性，反而助長了他們的囂張氣焰，導致稅收減少。與其減征，不如多征。對于那些抗拒征收者，該抓的抓，該殺的殺。這樣，拖欠的地丁漕折馬上就能收上來�！�

駱秉章斜視了他一眼，不緊不慢地反駁道：“減征百姓都不大愿意交，多征還會交嗎？這不是逼百姓造反嗎？今年地丁漕折征收的形勢非常嚴峻，如果不設法改革，恐怕連一錢銀子也收不上來。到時候，湘軍的軍餉從哪里來？”

面對駱秉章的質問，謝煌依舊顯得不以為然。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按照慣例，糧道都是由按察使兼署。駱秉章則另外委任了一個姓徐的人擔任糧道，謝煌因此無權主管減征地丁漕折的事。另外，駱秉章又將那個惹事的善化知縣撤職。這樣一來，改革的阻力基本上被鏟除，駱秉章也就放心地讓左宗棠去實施減征地丁漕折的新政策了。

此時的左宗棠雖然只是幕賓，但深得駱秉章的信任，湖南的軍政財權，實質上都掌握在他的手中，駱秉章只是垂拱而治而已。

地丁漕折的減征，大大地調動了老百姓繳納稅收的積極性。同時，駱秉章、左宗棠又對全省的吏治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整治，胥吏中飽私囊的情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這樣一來，歷年拖欠的地丁漕折很快就征收上來了。湖南的財政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與此同時，駱秉章、左宗棠又在全省水陸要沖開始征收厘金，并且努力擴大捐輸。湘軍軍餉的三大重要來源一齊開展，是從湖南開始的。湖南也因此成了湘軍最重要的大本營。胡林翼之所以能夠在湖北站住腳跟并最終拿下武昌，劉長佑、王錱的援贛軍之所以能夠改變湘軍在江西的被動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湖南能夠提供源源不斷的資助。這其中，左宗棠的功勞是很大的。當然，知人善任的駱秉章也功不可沒。

在湖北方面，依靠湖南的援助，原本被太平軍打垮了的外江水師得以重建。這個時候，原本是湘軍水師將領的李孟群、鮑超等人，都改帶陸師。在彭玉麟離開湖北后，楊載福成了外江水師唯一的領導人。在他的帶領下，外江水師逐漸控制了武漢周邊的長江水域。

這時候，湘軍又喪失了一員重要的將領。當初曾國藩雖然同意羅澤南去湖北，但是隨著形勢的惡化，他一再寫信給羅澤南，請求他將部隊帶回江西。

羅澤南考慮到曾國藩在江西陷入重圍，出于義氣，他很想回到江西解救曾國藩。但是，武昌攻堅戰(zhàn)勝利在即，他不愿意放棄這唾手可得的功勞。于是，他加緊攻打武昌，悲劇也就因此而造成。

1856年4月5日，羅澤南在指揮攻打武昌的戰(zhàn)役中，被太平軍火槍擊中左額，當即血流滿面，衣衫盡赤。但羅澤南絲毫沒有心慌，依舊端坐著指揮戰(zhàn)斗，直到部隊全部安全撤回。

接下來的幾天，羅澤南躺在病榻上，雖然生命行將終結，但他仍保105持著大將風度。他將李續(xù)賓等弟子叫到榻前，與他們談論時事，說到慷慨動情處，他命李續(xù)賓拿來紙筆，仰臥著寫下了這么一行字：“亂極時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边@是湘軍的軍魂，是羅澤南留給湘軍將士及后人最重要的精神遺產。

4月12日，羅澤南傷重而逝，其部由李續(xù)賓接續(xù)統(tǒng)領。羅澤南的突然離世，令曾國藩感到非常內疚，因為正是他的催促，才使得羅澤南不顧生命安全，拼命攻城，最終因此而喪生。

當初，正是在羅澤南的支持下，曾國藩才敢于連上奏折，進行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后來，又是在羅澤南的支持下，他才得以練成湘軍，并接連取得勝利。然而現(xiàn)在大業(yè)未成，羅澤南就駕鶴西去，怎不令曾國藩痛斷肝腸！

所幸的是，羅澤南只是擅長教化鼓動，對戰(zhàn)略戰(zhàn)術并不在行。在打仗方面，他一直仰仗著弟子李續(xù)賓。這樣一來，雖然羅澤南離開了，這支部隊依舊有著不可小視的戰(zhàn)斗力。這與塔齊布去世后，其部由不會打仗的周鳳山接續(xù)統(tǒng)領，結果在不到一年后就徹底潰散有著根本的區(qū)別。所以，羅澤南的逝世，雖然是湘軍的重大損失，但并沒有對湖北戰(zhàn)局產生太大的影響。

在江西方面，在周鳳山率部與太平軍在樟樹鎮(zhèn)展開拉鋸戰(zhàn)的同時，駱秉章派出的以劉長佑為首的援贛軍已經往湘贛邊境開拔。

劉長佑也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相傳當年他去京城參加朝考，曾國藩本想照應他，卻被他拒絕。他不像江忠源那樣親近曾國藩，而是刻意和曾國藩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他的軍隊自始至終都不受曾國藩指揮。此時，他率軍援贛，也只是奉命行事，并不是因為他和曾國藩之間有什么重要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