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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理論構建轉化為現(xiàn)實政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各國發(fā)展水平不同，政府的政策工具比起選擇稅率和移民政策更加多樣化。在這樣一個世界里，國家之間怎樣協(xié)調政策呢？我們需不需要一個中心協(xié)調組織來制定和協(xié)調反貧窮與更加平等的政策？就像有關工人政策的國際勞工組織和貿易政策的世界貿易組織那樣。我們只能推測這樣的事情中，聚集了來自抽象理論模型的見解以及源于實證研究的智慧，并把它們與常識、直覺和臆測結合起來。

　　已有很多關于發(fā)展中國家益貧式增長（pro-poorgrowth）性質的著作以及全球化環(huán)境下益貧式增長的具體問題。與重復上述不同的是，這里我將簡要評論兩個在文獻中沒有提到過的政策建議，這兩個政策將在第十章進一步討論。這些干預措施和最后一章探究的其他政策給富人提供了不同形式的稅收，特別是在富裕國家。由放棄部分財富或收入引出的政策可行性的問題對個人來說絕對不是直接的激勵相容行為。這是本書中提到的一些相關的早期理論。如第三章指出的，人類從事的活動并不都與狹隘的利己主義一致。所以盡管為了世界更大的利益而放棄一些既得好處也許不符合我們的私利，但還是有可能讓人們做出犧牲。但習慣、規(guī)范、文化需要時間才能進化和沉淀為社會的一個部分。在這發(fā)生之前，對個人掌握、消費以及被當作一個虛擬不可分割權利的財富和資源征稅，都會遭到反抗。因此我們需要法律、國家以及國際管理的手段。幸好，正如在第四章中看到的，一旦一部法律被頒布，那么它在發(fā)達國家就會被遵守并迅速成為焦點。因為先前要求國家代理來執(zhí)行的法律（例如懲罰司機超速，不論限速是多少）通常在工業(yè)化國家已經被很好地建立起來。因此，在這章和下一章中討論的政府和國際組織政策行為的理念，盡管必定需要分析并且仔細檢查，但卻并不像激勵不相容那樣可以立即解除。

　　我的第一個建議是關于世界各地的工人的。要解決因全球化而導致的工人受損的一系列問題，不論是發(fā)達國家中因外包而失掉工作的，還是貧窮國家里因低成本、高技術的進口商品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一個辦法就是賦予他們一部分公司權益收入的索取權。我并不是說在工人工作的企業(yè)中分享利潤，而是更加徹底，所有公司都應該至少拿其中一部分權益收入給工人，包括那些目前失業(yè)的工人。以上方式的全部細節(jié)可能會很復雜，而且應該被小心制定，但更廣泛的想法是：公司股票的一部分應由政府或一些代表最貧窮人們（比如底層那百分之二十群體）的政府組織掌握。大致上屬于這一類的工人可以分享公司創(chuàng)造的利潤。

　　所以當工作被外包、部分工人失去工作時，由外包業(yè)務增加的部分額外利潤就會被擁有企業(yè)股權的工人得到。這對于防范工人被過度邊緣化是個很重要的政策。此外，它可以幫助削弱一些發(fā)達國家和貧窮國家內部工人對全球化的敵意。如果以上是正確的話，隨著時間推移，勞動收入的比例將下降，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方案有自動弱化因勞動收入比例下降而對工人產生影響的優(yōu)勢，因為他們因就業(yè)機會與勞動收入的減少而失去的部分收益會因更高權益收入的形式得以彌補。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敦促對一種新的國際組織或對現(xiàn)有幫助協(xié)調反貧窮政策的國際組織重新劃分。如上面看到的那樣，要實現(xiàn)全球更大的平等并減少貧窮可能需要各國協(xié)調下的政府干預政策。一個國家單方面的努力可能會導致資本與本國的熟練工人外流，從而使留下來的工人變得更加貧窮。因此，我們可能會陷入一個“囚徒困境”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國家想要采取措施抑制不平等或者幫助最貧困者，但又有可能沒有能力這么做。

　　這種事情發(fā)生的理論可能性已經在上一節(jié)被闡述過，它在當今的全球化世界中仍是一個切實的問題。中國、印度和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內部不平等正呈上升趨勢。正如以上討論的，這與全球化有密切的關系，也很可能解釋為什么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全球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這個問題的影響。我們還沒有任何制度安排或者基礎設施來對抗該問題�？偟膩碚f，世界上的最貧困與最富裕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比任何國家內部差距都大的事實，反映出我們沒有任何全球的政治制度來處理該問題。沒有政府能夠在其控制的區(qū)域內忍受這樣的缺失。

　　人們已公認，貿易上存在協(xié)調問題，而且我們有世界貿易組織來幫助緩解這樣的問題。我們也知道勞動力市場的政策需要協(xié)調，并有國際勞工組織來應對這一情況。至于環(huán)境問題，我們也有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規(guī)劃署（UNEnvironmentalProgram）或全球環(huán)境基金（theGlobalEnvironmentalFacility）來處理。但與這些相比，我們卻沒有任何反貧窮與反不平等的政策。然而如同前幾章論證的那樣，這個領域中的協(xié)調問題可能仍然嚴重。所以很明顯我們需要一個協(xié)調機構，這并不是要否認那些經常被宣告的目標，比如千年發(fā)展目標（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但這些目標通常聽起來很美好卻缺乏可執(zhí)行性。另外這些目標并沒有認識到國家間政策的戰(zhàn)略協(xié)調核心。這也與以上討論的給工人股權的目標有密切聯(lián)系。在一個理想世界里，這些股權也應打破國家間的壁壘，這將再次引發(fā)對這樣的全球協(xié)調機構的需求。

　　這些政策問題與全球治理與全球民主這樣的更大范圍的主題相關，尤其是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這是接下來兩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