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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節(jié)，我創(chuàng)造了一個簡單、高度形象化的模型來描述一些我們迄今為止討論的原則。特別要講的是，此模型描述了五分位公理是如何隱含著我們不得不承受少量的不平等，以及全球化是怎樣削弱各國反貧困的能力的，因此它將我們的注意力轉(zhuǎn)移到對國家間政策協(xié)調(diào)的需求上去。

　　考慮一個有著許多相同國家的世界。每個國家都有一定的人口。這些人口中，有一半富人一半窮人。我所說的貧富很簡單，在沒有任何政府與社區(qū)干涉的情況下，個人收入1000美元的為富人，個人收入為零的是窮人。某些人以零收入生活，這個有些牽強的假設只是為了代數(shù)運算的簡便。如果這顯得麻煩，不妨將收入定義為某人所賺的高于生存需要的錢。我們可以使用標準的新古典經(jīng)濟學假設：富人比窮人有著更高的生產(chǎn)率或是富人接受了更多教育，或者我們可以假設社會存在歧視，富人更受歡迎。關于貧富的確切解釋和我在這里要試圖說明的沒有多大關系。

　　容我向這個情景引進一個最少政府干預的例子。政府所做的就是對富人征稅并將其轉(zhuǎn)作對窮人的補貼。假設政府將稅率設置為t，也就是說對富人的收入征收以t為稅率的稅，設富人稅前收入（pretaxincome）為Y（t），括號中的t作為自變量，稅前收益取決于稅收的高低。當t升高，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Y（t）將保持不變或者下降。這是因為當t升高時，這很可能抑制個人努力工作以及掙更多錢的熱情。因此如果稅率為t，那么富人的稅后（post-tax）或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income）將為（1-t）Y（t）。

　　如果我假設稅率定在3/10或30%，那么這將不會對人們的工作熱情產(chǎn)生負作用。換句話說，只要t小于或等于30%，Y（t）=1000。因此如果稅率為30%，也就是t=3/10，一個富人的可支配收入就為700美元。由于所有征收的稅都由政府分配給窮人，而窮人與富人的數(shù)量相等，那么每個窮人將得到300美元，每個窮人的可支配收入也就為300美元�？傊�，如果社會采用30%的所得稅稅率，仍會有不平等存在，富人人均收入為700美元而窮人人均收入為300美元。

　　假設政府有興趣推進更大的平等，那么在這個簡單的框架中，唯一要做的就是進一步提高稅率。但我猜想這將損害富人追逐財富的動力。我們假定富人的收入隨著稅率的上升而減少，特別當稅率設定為50%時，每個富人將獲得400美元的稅前收入（而非當稅率等于或低于30%時他們所獲得的1000美元的收入）。3

　　我們有足夠的材料可以提出一些關鍵的政策問題。顯然，政府選擇何種稅率取決于政府采用的福利標準。首先，假設政府在某種意義上是功利主義（utilitarian）的，它只關心國民收入總額的最大化而不考慮誰可以得到多少。那么很顯然，稅率應該設置于0—30%之間。既然在這個范圍內(nèi)，以上的作用機制沒有改變，那么社會的人均收入仍然為500美元（國民收入就是500乘以人口數(shù)）。任何此類的稅率都會使富人最努力地工作并確保國民收入這塊蛋糕足夠的大。由于解決方法的全部范圍（即t從0—30%）都與功利主義的福利政策兼容，那么想出一些打破僵局的假設就變得很容易了。為了使解決方案更具獨特性，經(jīng)濟學家們經(jīng)常這樣做。在某些情境中（這就是其中之一），這是無害的。這樣的假設是說政府在功利主義上有字典式的偏好，在兩種能實現(xiàn)相同總收入的政策中，政府傾向于那個會帶來更好分配作用的政策。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讓t等于30%。另一種無害的打破僵局的假設就是設稅率為0，人們會因此獲得一些額外的快樂從而更有效率地工作。因此當t=0時，富人創(chuàng)造的年收入會是1100美元（而不是原來的1000美元）。一旦t為正數(shù)，收入下降到一千美元，此時所出現(xiàn)行為會完全遵循上面的描述。我把這稱作“在零處的促進”（boostatzero）的假設以供后人參考。在這個假設下，顯然功利主義的政府會將稅率設置為零。

　　為了使討論簡單化，假設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由于一些技術原因（審計部門有限的計算能力）不得不在0稅率、30%稅率、50%稅率或更高的稅率之間做出選擇。

　　接著考慮政府關注窮人，并想最大化他們的如上述討論的五分位收入。很明顯政府會選擇30%的稅率。在此稅率下窮人的可支配收入為300美元。不論t=0、1/2或者更高都不可能給窮人帶來這么多收入。

　　最后，考慮一個全身心致力于最小化不平等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會選擇50%的稅率，此時，富人和窮人將擁有相同的可支配收入——各獲得200美元。

　　讀者可以證明，利用上面腳注里描述的Y（t）函數(shù)將比以上得出的結(jié)論更具一般性。讓我允許更大普遍性的存在，并假設政府可以選擇以10為倍數(shù)的任何稅率。也就是說，t必須是0、10%、20%、30%一直到100%。為使分析更顯著，我現(xiàn)在開始引入“在零處的促進”的假設。

　　現(xiàn)在很容易證實如果政府是功利主義的，它會將稅率設為0。如果政府遵循五分位準則（thequintilerule），它會將稅率設定為30%。在此案例中，五分位準則與羅爾斯主義（Rawlsianism）一致（更確切的說，它是羅爾斯準則的延伸）。因此，羅爾斯主義也會導致政府采用30%的稅率。但如果政府致力于總體的平等，它會將稅率設定在更高的50%。

　　注意到這一點，然而，窮人變得比向富人征較低的稅時更窮。也就是說，30%的稅率才能最大化五分位收入，如果將稅率提高到50%，不平等程度雖然減小了，但卻以更多的貧窮作為代價，因為最窮之人會變得更窮。在這種意義上，不平等和貧窮就需要權(quán)衡。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發(fā)生在可以使窮人變得最好的那時的不平等是值得容忍的，因為這是最大化最窮困地區(qū)福利所需要的不平等。這就是以上所討論的可以容忍的不平等理念。

　　值得說明的是，使貧困最小化的稅率并不總是低于使不平等最小化的稅率，像在此例中，如果這樣的事情不發(fā)生，那么我們顯然不會陷入貧窮最小化和不平等最小化的困境。同時，這里所有的分析都假設我們的經(jīng)濟沿著公平的、一貫的新古典道路前進。我認為原則上有可能改變?nèi)祟惖囊?guī)范：人們不會對為世界不富裕的地區(qū)做出貢獻而感到怨恨，并且當他們的收入被以稅收的形式轉(zhuǎn)移給窮人時他們?nèi)詴�努力工作。這將導致更多激進的政策應對方法，我將在最后一章予以討論。

　　伴隨全球化發(fā)生的政策空間的收縮以及全球化如何導致更大的不平等和貧困，都能用上述模型來進行闡述。為了理解這一點，現(xiàn)在我們假設工人可以從一個國家移民到另一個國家，并愿意到那些能獲得最高可支配收入的地方去。但當一個工人決定移民時，他在順利移民之前首先需要獲得目標國家的許可（工作許可證或簽證）。我還假設如果所有國家都有同樣的稅率和補貼率，那么每個人都會呆在自己的國家。就是說，當移民和不移民沒有什么區(qū)別時，工人會選擇后者。

　　事實上，隨著全球化的發(fā)展，國家之間的流動表現(xiàn)在公司、商品和服務上。但既然這是一個簡單的模型，我暫且假設唯一遷移的要素只有勞動力。政府吸引熟練工人的手段就是稅率。所以實際上我這里描述的模型是“真正的稅收競爭”。

　　由全球化產(chǎn)生的這類國內(nèi)政策問題可以通過很多方法來闡明。我這里考慮那些想要最大化五分位收入國家的案例。換言之，各國都有好的政府，它們真切希望能提高最貧困居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國家邊境因為外部原因而關閉（就是說不允許勞動力轉(zhuǎn)移了），我們可以看到各國都會選擇30%的稅率。

　　現(xiàn)在讓全球化排除外部的障礙來推動勞動力轉(zhuǎn)移，各國將稅率定為30%就不再是一個均衡了。如果有一個國家降低了稅率t，那么其他國家的高生產(chǎn)率者都想移民到這里。如果政府現(xiàn)在開始允許一些富人移入但不允許任何窮人移入，那么給本國窮人的人均收入補貼勢必會增加。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各國政府都愿意減低一點稅率，所以30%的稅率不會再是一個均衡。用博弈論的話說，所有政府設定的30%的稅率不是一個納什均衡。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很明顯沒有比零稅率更能成為一個均衡的了。如果所有其他國家都調(diào)整了t，那么本國政府可以把稅率調(diào)得更低一些以吸引富人，并將征收的稅款用于資助國家的貧困居民。因此，在均衡狀態(tài)下，各國都會把稅率設定為0。全球化世界里真正的稅收競爭將導致稅收瓦解，均衡狀態(tài)下，就像不存在政府一樣，我們會得到所有富人和窮人的收入信息。每個國家的最終行為都好像自己只關注國民收入而不關心貧困或者平等一樣。換言之，全球化侵蝕了各國政府采取公平意識政策的權(quán)力。勞動力的轉(zhuǎn)移（在一個更加現(xiàn)實的模型中是資本的轉(zhuǎn)移）與國家政策的效力妥協(xié)了。

　　很明顯在國際上我們需要協(xié)調(diào)反貧困政策。這并非否認存在個別政府制定重新分配的或者更有進取心的反貧困政策的可能性，也沒有誰能讓政府徹底擺脫這種困境。與此同時，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各國之間急需協(xié)調(diào)政策。

　　當我們看到埃塞俄比亞和坦桑尼亞巨大的貧困時，我們會責怪當?shù)卣�府。盡管大多數(shù)政府都有提高自己業(yè)績的空間，但是如果忽略控制埃塞俄比亞人與坦桑尼亞人的貧困部分取決于發(fā)生在肯尼亞、印度、中國以及美國的事情，那么這種忽略可能是錯誤的，這在印度國內(nèi)也發(fā)生過。過去30年，西孟加拉州有著一個以印度共產(chǎn)黨（馬克思主義）為首的民主選舉和親民的政府。在被推選上臺時，政府就向公司和大型工廠講明，如果不能為工人們提供體面的工資與良好的工作環(huán)境，它們就會被驅(qū)逐出本州�？紤]到印度工人的工資十分低，這是個合理的要求。但問題在于亞孟加拉州的工人們并沒有按更好的雇傭條款被雇用。這個地區(qū)面臨著“去工業(yè)化”。但我并不認為政府的目標是錯誤的，只是政府對現(xiàn)實估計錯誤。同樣的這個政府現(xiàn)在正提供著奢華的條款來追求工業(yè)化。在現(xiàn)行全球化條件下，這是正確的做法，因為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實際上，對全球治理的大整改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