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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15日，英國殖民地新加坡落入日本之手。這一失敗衍生的后果十分嚴重。日軍的勝利預告了英國從遠東的最終撤退，并對英國與其殖民地的關系造成了不利影響。1參與該戰(zhàn)役的日本軍官辻政信（Masanobu Tsuji）上校寫道：

新加坡的淪陷確實是亞洲人民命運的轉折點。2

歐洲在東南亞的統(tǒng)治被日本殘酷地終結。隨著新加坡的淪陷，英國在遠東的主要標志也隨之崩塌。這一損失，特別是英國馬來半島殖民地的損失方式以及新加坡的投降自此成為廣泛研究和思索的課題。3

自1819年斯坦福·萊福士（Stamford Raffles）爵士通過與柔佛（Johore）蘇丹簽署協(xié)議而得到該島以來，新加坡始終被視為重要的戰(zhàn)略和商業(yè)前哨。保持新加坡完整的政治重要性一直以來是帝國優(yōu)先考慮的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英國在該地區(qū)的地位因1905年英日條約的成功運作而得到保障，從而使英軍得以集中于本土和地中海水域。英國決定以與美國更緊密的聯(lián)系來取代這一聯(lián)盟，因此不得不為促進遠東的安全而多加考慮。4

隨后的計劃轉向了打擊該地區(qū)英國利益最可能的威脅——日本。為了實現(xiàn)這一意圖，明顯的方案是建立并保持一支艦隊，永久駐扎遠東。為此首先要有一個合適的基地。

1921年6月16日，英國內(nèi)閣原則上通過帝國防衛(wèi)委員會（CID）的建議，在新加坡建立一個大型海軍基地，排除了錫蘭、香港和悉尼等選項。5然而出于財政考慮、至少近十年不可能有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設想以及華盛頓海軍條約的限制，建立獨立遠東艦隊的可能性被排除。6這些因素的結合構成了“新加坡大艦隊”策略。該策略要求在發(fā)生國際危機時將大量皇家海軍艦船派往新加坡。所用時長被稱為“救援前時期”，并于1939年后開始不斷重新評估。從1922年至1937年，“救援前”的時間一直維持在70天左右。7這一期間就是要求新加坡駐軍抵抗進攻的時間長度，因而直接與本島的最終防衛(wèi)級別掛鉤�？芩蓜拙簦↙ord Curzon）領導下的帝國防衛(wèi)委員會想出了提供充足陸地防衛(wèi)的最佳方式�；始铱哲娋头佬l(wèi)是否應基于空中力量發(fā)起了激烈的跨軍種競爭，結果有利于海軍和陸軍，島上安裝了重型火炮。8計劃制定者仍然認為，馬來叢林以及向北通往新加坡的道路是不可突破的。9

盡管關于新加坡保衛(wèi)戰(zhàn)有很多神秘和矛盾之處，值得注意的是，海岸炮組只能對海發(fā)射，入侵日軍的路線就是沿著據(jù)稱“不可突破”的馬來半島叢林和橡膠林，實際上這早已被準確預測。1925年，新加坡總指揮官上將西奧多·弗雷德（Theodore Fraser）爵士認為日軍通過馬來半島入侵的可能性極大。后來，馬來半島總指揮官帕西瓦爾中將撰寫了《遠東態(tài)勢評鑒》。10該建議得到時任馬來半島總指揮官威廉·多比（William Dobbie）少將的支持，并于1937年被提交給了參謀長委員會。11這兩項戰(zhàn)略評估都猜到了日軍的最終路線并就預先阻止這一進攻所需的人員和資材提出了相應的建議。然而，有關部門對此并不感興趣。多比將軍還斷定，季風期并不能像原來設想的那樣阻止海上入侵。他斷定，實際上，從10月持續(xù)至3月的季風期將是最適合發(fā)起入侵的時間，因為這種險惡的氣候可能會限制空中力量的運用，但并不足以阻止在近海停泊的運輸船上的部隊登陸。12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進攻馬來半島，同時對珍珠港、泰國和香港發(fā)起進攻。盡管最初皇家空軍的空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日本還是在馬來半島北部的哥打巴魯（Kota Bharu）以及泰國的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登陸了。13英國部隊為確保不被摧毀而在馬來半島不斷撤退，以保留其作為作戰(zhàn)單元的必要完整性，形成新加坡長防線的一部分。14英國最初的計劃，即“斗牛士”行動，包括進入中立的泰國以便通過占據(jù)狹窄的卡拉（Kra）地峽來阻止日軍的進攻。該計劃要求在日軍登陸前24小時通知，以確保最大成功。由于政治上擔心違反泰國的中立原則，導致英國直到日本侵略軍逼近泰國海岸才作出決策。此時，這支部隊的真實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要嚇唬英國使其違反泰國的中立原則，可是太遲了。帕西瓦爾面臨著要么令其第11印度師從宋卡這一不利的地域迎擊侵略者，要么原地不動。他決定從印度師已經(jīng)占領的有準備陣地迎擊日軍，而沒有執(zhí)行“斗牛士”行動。15

英國空軍未能阻止日軍登陸，加上日軍空襲英國皇家空軍機場造成了嚴重損失，使英國決定保留剩余部隊，保衛(wèi)海軍基地和救援護航隊。這樣，在馬來半島戰(zhàn)斗的陸軍就徹底失去了空中支援。16至12月12日，盟軍已開始沿馬來半島進行戰(zhàn)斗撤退，在士林河（Slim River）鎮(zhèn)稍作停頓，結果被裝備了坦克的日軍徹底擊敗。盡管有些成功的反擊和伏擊，特別是澳大利亞帝國陸軍（AIF）在金馬士（Gemas）的戰(zhàn)斗，但總體而言盟軍部隊在作戰(zhàn)能力和作戰(zhàn)策略方面都敗給了經(jīng)驗豐富的日軍。日軍與對手不同，通常作戰(zhàn)時沒有沉重的單兵裝備這一障礙，并且以規(guī)模很小的小組行進，可以從盟軍有準備的陣位背后潛入。斯特拉博爾吉（Strabolgi）勛爵1942年寫道：

（考慮到）沒有長期在該國駐扎過的英國士兵，無法分辨出看起來無害的馬來農(nóng)民或漁民其實是偽裝的日軍。17

日軍還大量使用自行車和坦克。相反，由于被這里不適合使用坦克的說法所誤導，英軍在整個馬來半島根本就沒有坦克。18在英國，上將阿蘭·布魯克（Alan Brooke）爵士（后來的野戰(zhàn)元帥阿蘭·布魯克勛爵）也同樣懷疑新加坡是否能夠守住。1941年12月15日，日軍登陸后僅僅一周，他寫道：

我懷疑香港是否能守兩周，馬來半島是否能守一個月。19

1942年12月25日，布魯克領受帝國總參謀長這一職位，但“實際上自12月1日就從迪爾（Dill）手中接管了”。201941年12月7日，他在日記中再次提及他對遠東態(tài)勢的思考，這次他評論道：

我個人并不認為拯救新加坡還有什么希望。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