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囚禁生活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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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被俘的盟軍士兵投降后，他們面臨著不確定的未來。然而，對軍士霍奇森（Hodgson）來說，敵對狀態(tài)的停止成為他命運的轉折點：
（我）正在奢侈的環(huán)境中寫這些……雪茄和啤酒，隔壁放著無線電。我們一聽說一切都結束了，（我們）讓自己在空房子中舒服下來……睡了大約兩周來第一夜好覺。64
這種解脫感顯然很普遍。通信兵賽利爾·庫姆斯（Cyril Coombs）說：“（戰(zhàn)斗）盡管只進行了一周，能再無干擾地舒服睡一覺真是太好了�！�65準下士約翰·柯爾施（John Korsch）寫道：
2月15日夜，當戰(zhàn)場上一片寂靜，有兩個人對我說：“感謝老天，一切都結束了�！�66
肖恩（Shean）少校坦率地寫道：
這是一個可愛的夜晚……我坐在萊福士（Raffles）學院前，想想這一切是多么奇怪。67
許多被俘軍人幻想其囚禁期會很短，并以此自我安慰，而其他人則相信更為實際而且最終證明更為現(xiàn)實的觀點。通信兵威爾金斯（Wilkins）就是不相信囚禁期會很短的少數(shù)人之一。他在對監(jiān)禁生活的描述中寫道：
我幸運地記得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及我那在德國作戰(zhàn)俘的表兄和叔叔，而且我從1942年2月一開始就知道，我要再度成為自由人會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記住了這一點并希望挨過這些天、周、月，也許是年，我知道我必須使每一天都不虛度，每一天都快樂。68
對囚禁生活的精神和身體上的準備證明是極其重要的。澳大利亞第2/22步兵旅指揮官A. L. 瓦利（A. L. Varley）準將在被囚禁前夜向部屬發(fā)布了這些命令：
無論你們在哪里，都要嚴格保持個人衛(wèi)生和環(huán)境衛(wèi)生，保持健康……你們靠勇猛在戰(zhàn)場上履行了職責，澳大利亞完全知道你們的功勛。任何戰(zhàn)斗的勝利者都會欣賞和認可對手的勇猛，而且有理由相信，日本當局也會給予你們認可。69
盡管瓦利準將試圖保持權威和自信的姿態(tài)，他對囚禁生活不確定性的擔憂實在太明顯。澳大利亞陸軍軍械部隊第8師中校L. R. 達格利什（L.R.Dalgleish）投降后也對部屬發(fā)表了講話。他首先講到他所認為的作為戰(zhàn)俘期間“對我們安全的四個主要威脅”。他認為首要的“威脅”是：
我們自己——理智、身體或精神的衰弱；衰退的意志力；對一切漠不關心，滋生自憐。解藥就是工作——體力的和腦力的工作。我們的信條必須是——相信上帝，相信我們的國家，相信我們自己。­70
達格利什繼續(xù)談到了“疾病”、“缺少食物供給”和“日本人本身”將會是其他的主要困難。71達格利什對未來幾年的理解后來被證明非常有預見性。然而，由于各種相互沖突的圖片和經(jīng)歷，他對日本人的感覺卻是復雜的。對于未來將長期作為戰(zhàn)俘的預期顯然并不吸引人，并且基于此前日本人的聲譽，許多人認為這可能不是特別的問題，他們可能面臨被立即執(zhí)行死刑。
起初最為擔心的是初次見到日本人的不確定性，而不是對長期囚禁的預期。許多人根本不知道會發(fā)生什么，而他們所掌握的唯一信息是一個想象中的想法，主要是基于宣傳圖片和在戰(zhàn)斗中遭遇日軍留下的可怕經(jīng)歷的扭曲結合。然而現(xiàn)在，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要與日本人見面，不是士兵對士兵，而是勝利者和失敗者。這種不平等的關系給戰(zhàn)俘們帶來的刺激在當時看來非常突出，特別是在馬來和新加坡的大部分戰(zhàn)斗所進行的種族戰(zhàn)爭的背景下。72炮兵下士佩里在日記中提及他對未來的恐懼時說：“如果日本人像人們所說的一半那樣陰險，就足以令我們毛骨悚然�！�73
對于等待日軍到來的大部分人來說，此類傳聞是他們所掌握的全部信息，他們只能通過這些傳聞來推斷他們可能受到的待遇。英國人很了解日本人在馬來的暴行。1月22日日軍在巴力士�。≒arit Sulong）對印度和澳大利亞傷員的大屠殺，以及就在他們投降前幾天日軍在新加坡亞歷山大（Alexandra）醫(yī)院殺害病人和參謀人員的情況，都是眾所周知的。想著這些，預測的氛圍十分濃厚。結果沒有預測的那般恐怖，幾乎沒有人直接遭遇過日軍，大部分是成為戰(zhàn)俘一些時日后才第一次見到了日軍。上尉H. F. G. 馬利特（H. F. G. Malet）與日本人交往的經(jīng)歷很有教育意義，尤其是在日本人為慶祝勝利而組織了勝利大游行后他所寫的那些筆記：
我們的敬禮總能得到一絲不茍的回敬，而且看起來并沒有對敵人的“幸災樂禍”，盡管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對他們作戰(zhàn)的成功感到自豪（和一點吃驚）！另一方面，我們卻絲毫不感到奇怪，我們知道自己在空中和海上防御方面的能力！74
甚至在這里，馬利特上尉都沒有放棄這個適合的機會，感到有義務就新加坡和馬來為何丟掉以及到底何人應該擔責重申標準的“英國式”免責聲明。A. A. 莫里斯最初對于投降后可能遭受待遇的恐懼最終證明是沒有根據(jù)的：
我們被帶到一大片空地，并在那里等著。我們不知道會發(fā)生什么。這些日本人打開幾十箱香煙并將它們扔給我們。75
與此相仿，通信兵L. 波帕姆這樣描寫他與日本人的初次接觸：
一切都很安靜，耐心地等待日本人接管所有軍事武器并將我們送往戰(zhàn)俘營，盡管我們腦子里在不停地想我們的命運會怎樣。我們知道他們過去并沒有費力去接收戰(zhàn)俘。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時刻，等著聆聽決定——立即執(zhí)行死刑還是長期的囚禁。76
不同的英國人對遇到的第一個日本兵留下了不同的印象。聯(lián)邦馬來國志愿軍（FMSVF）軍士長羅姆尼（P.H.Romney）對他與日軍的初次接觸印象不深。他認為他們“不是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但他們確實給人留下了強健的印象”。77A. A. 莫里斯對他接觸的第一批日軍提供了更為生動的描述，他說：“他們太臟了！他們喉嚨里發(fā)出不雅的聲音，看起來十分邪惡，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日本人�！�­ 78他在日記中寫道：
他們大約都是5英尺高，沒有特例。我只見過兩個像我一樣高的，而且他倆都是日本軍官。他們大部分外表野蠻。他們腦袋的形狀與大猩猩相仿。他們穿著沒有領子、打滿補丁的卡其色襯衫�？ㄆ渖萄澤w住了膝蓋，塞在布綁腿里。他們的布綁腿很長，他們的靴子和我們的相似，只不過是用黑布做的，只有鞋底是橡膠的，沒有鞋跟。他們中有些人現(xiàn)在穿著我們的……裝備，哨兵使用著我們的步槍……他們戴著軟布帽……他們的頭發(fā)都剃光了……他們的聲音是喉音而且他們有些人講話聽起來像是動物的叫聲。79
很奇怪，莫里斯的這些描述符和了投降前英國宣傳的當時的日軍圖片。對于初次見到日本人，炮兵下士佩里說他們是：
丑陋、外表骯臟的討厭家伙，使用的是我所見到過的看起來最粗糙的裝備，但他們還是把這些破玩意帶到了這里……80
威爾金森（Wilkinson）上尉也評論稱：
他們……都始終極有禮貌并且經(jīng)常給我們香煙。­81
軍士羅克斯博格在新加坡植物園附近扎營時做出了這樣的評論：
我遇到了一對戰(zhàn)友，自稱曾是戰(zhàn)俘，但已被釋放。他們說他們被日本人得體地對待，與他們吃同樣的食物，并且得到了最好的醫(yī)療。我們迄今所見到的日本人對我們都相當?shù)皿w。82
阿歷克·霍奇森認為：“這些日本人并未像我預想的那樣矮小，平均約有5英尺3英寸并且肌肉發(fā)達，相當強壯�！�83
阿爾夫·蒙特福特在投降后立即寫道：
我們過去沒見過太多日本人，現(xiàn)在一個接一個……他們對我們還好。一名軍士問我年齡、是否已婚，并說他為我們感到遺憾。能逃離狂轟濫炸當然是個解脫……但在此刻，我們沒有一個十分光明的未來，因為我們是戰(zhàn)俘，也只能接受這樣的對待。84
對于處理這么多戰(zhàn)俘，日本人其實沒有制訂真正的計劃，起初就如何對待他們顯得不知所措。這些新加坡前守軍被趕到一個地方，就是位于島東端的城市——樟宜的原來的英軍營地。該地距新加坡城15英里，對這么多人唯一的選擇就是步行。上尉漢南（Hannam）寫道：
日本人讓我們步軍14英里到樟宜，我們第二天早上到達那里。我們每10人分到一根黃瓜和一聽上好的牛肉作為行軍口糧。85
盡管處于被征服的狀態(tài)，行進隊伍還是被迫盡可能有序前進，他們被命令“不得與政府人員或平民交談，除非通過日軍”，并且“部隊指揮官會嚴密注意，保證這一命令傳達到全體人員”。86盟軍部隊被迫以一隊長長的綿延的隊列行進，有些部隊要好幾個小時才能通知到。后來，阿歷克·霍奇森記錄道：
昨天不得不行進到樟宜，只能攜帶我們能夠攜帶的物品，所以只帶了食物……行軍很可怕，但最終在午夜抵達了樟宜，睡在了水泥地上。­87
盡管大部分人本來對于囚禁生活會怎樣并不清楚，但很快就明了了。來到樟宜，他們才發(fā)現(xiàn)對戰(zhàn)俘生活的許多最初預想都是錯誤的。在樟宜的一位匿名的澳大利亞軍官的日記包含了他對囚禁生活和樟宜這個地方的最初印象：
我們的部隊……主要任務是給整個戰(zhàn)俘營提供醫(yī)療服務……因此，安排我們像一個完整的戰(zhàn)地救護隊那樣工作，包括我們所有的運輸和裝置都像往常一樣。88
他繼續(xù)寫道：
伯特（Bert）和我在車里，我想，他的一句話一定代表了我們當時的心聲。他說：“我真的從未想到我們最后會成為戰(zhàn)俘，但如果我曾想到，我也想不到會是現(xiàn)在這樣。如果有人曾告訴我，作為戰(zhàn)俘，我們會駕著自己的車到自己的戰(zhàn)俘營去，完全用我們自己的裝備，以及我們所有的物資，甚至沒有一個日本看守陪同，我們會笑死�！�89
盡管戰(zhàn)斗結束后迷惑縈繞著新加坡城，但英國和澳大利亞部隊的行動還是很有秩序的。澳大利亞的命令記錄保存完好度很高，表明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從囚禁一開始甚至從完全了解樟宜的條件之前就渴望盡可能保持嚴格的軍紀。澳大利亞武裝部隊被命令將所有必要的裝備、戰(zhàn)備配給、廚具和戰(zhàn)備衣物送到（新加坡）唐林（Tanglin）兵營的營地，再從那里運往樟宜。軍官裝具的運輸也受到限制，“軍官的裝具也可能排在最后”，并且“所有軍官只能打包自己能夠攜帶的裝備。沒有車給任何軍官用。準將或以上軍官可以乘坐裝載戰(zhàn)備品的貨車”。90被認為不適合行軍的澳大利亞人被命令向唐林兵營報告，“用機動救護車運送”。91
最初，缺少合適的監(jiān)舍是個嚴重的問題，從空間上尤為明顯，在樟宜有很多此類問題。92上尉吉布森（Gibson）的部隊被分到一座營房，“非常擁擠，但空間足夠所有人躺下”。93這顯然意味著要在地上而不是適合的床上睡覺。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在史拉蘭（Selarang）兵營這個他們的新家集結后，對于投降和此刻對于戰(zhàn)俘身份的迷惑感，因為對樟宜這個地方的總體印象而更加強烈了。軍士蒙特福特有些吃驚地說：“看起來我們周圍根本沒有衛(wèi)兵�！�94實際上，日本人第一周甚至根本都沒有接管。
重要的是，英國的指揮體制在樟宜并沒有改變，而日本人的命令在早期很少，并且直接下達給英國的高級軍官，再由他們通過現(xiàn)有軍事層級進行傳達。英國中下級軍官負責命令的執(zhí)行。在沒有日本人指揮的情況下，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司令部與英國同僚一樣，迅速傳達著有關戰(zhàn)俘生活各個方面的指令。早上例行的工作“包括建造阿爾德肖特爐、廁所、小便池、捕蠅器，打掃營區(qū)衛(wèi)生，扎籬笆，干農(nóng)活，除草，收集水、木柴、供給品等，還有一些部隊雜役，甚至還要建造一組組的茅舍等，以緩解兵營的擁擠”。95下午，也是想各種辦法讓這些人盡可能保持忙碌。下午的項目包括：教育（隔日有特定主題的課程），在部隊花園種花，在營區(qū)里組織比賽（如籃球、健身實心球、足球、曲棍球、套環(huán)，都是用自制工具），在一名軍官的帶領下在澳大利亞武裝部隊的主要區(qū)域巡線（這些人也許能收集到有用的木材等），還有的在洗澡。下午工作的人可能于18時停止工作回到住處。96
在樟宜的日常生活從一開始就很有規(guī)律，但殘酷的是，戰(zhàn)俘們自己負責將這些制度加給了自己。盡管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都在馬來亞司令部的保護傘下運行，但在優(yōu)先次序上，他們的重點卻有著很大的不同。澳大利亞人能迅速實現(xiàn)嚴格遵守傳統(tǒng)軍紀形式的需要，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命令這樣強調：
（1）日本人的指令大意是，由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執(zhí)行的紀律體制是由DA、AMR和AA制定的我們自己的體制。因此，要遵守執(zhí)行紀律的正規(guī)方法，指揮官們將用正規(guī)的方式履行他們平常的權力。
（2）要強調的是，要最嚴格地遵守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司令部發(fā)布的所有命令，因為在大部分情況下它們代表著日軍的直接指令。
（3）要特別注意關于食品、個人衛(wèi)生、環(huán)境衛(wèi)生和偷竊財物的命令。
（4）戰(zhàn)俘不得接近彈藥存放處或野戰(zhàn)工事，亦不得在其附近游蕩。
（5）戰(zhàn)俘只能保留個人寢具、衣服、財物、書籍等。他們不得保留任何武器、相機、雙筒望遠鏡、指南針或無線電裝置。違者后果自負。
（6）軍官或士兵不得進入樟宜監(jiān)獄附近的日本人會議室，官方的澳大利亞武裝力量代表或日本人特別派出的軍官除外。
（7）所有戰(zhàn)俘，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都必須向所有日本軍官（無論級別）和日本衛(wèi)兵敬禮。97
這一指令的最后幾行寫道：
注意：違反日本人命令的人員可能會導致全體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受罰并且可能引發(fā)嚴重后果。98
因少數(shù)人犯規(guī)而讓多數(shù)人受罰的做法經(jīng)常被采用，并且當較為“傳統(tǒng)的”軍紀不如初期那么適用和有效時，這一辦法是在戰(zhàn)俘群體中保持紀律的有用工具。盡管上述引文表明日本人的影響無處不在，并且他們無疑就是要達到這一目的，但相反的情況實際上也是真實存在的。由于將給戰(zhàn)俘的責任發(fā)展到這種程度，日本人無意中創(chuàng)造和培育了一種獨立精神，隨著數(shù)年囚禁生活的推移，這一精神變得日益明顯。
在樟宜的前幾周很艱苦，因為這里在戰(zhàn)爭中遭受了嚴重的損毀。首先，水非常稀少，而且僅有的少量水還不適合飲用。99到2月22日，戰(zhàn)俘們已經(jīng)開始利用工兵部隊的各種技能，開始對損毀管道進行修理。100這些人快速工作，在幾天之內就建立了供水點，部分緩解了這一問題。101到2月19日，日本人宣布，從此新加坡，當然包括樟宜，將調至東京時間，大約比當?shù)貢r間提前一個半小時。102這一指令是日本人在第一周的全部影響。
盡管戰(zhàn)俘在樟宜的存在最初有些不真實感，但炮手W. H. 米金斯（W. H. Miggins）很快就被要求加入日本人的工作隊，這一下子將他拉回了戰(zhàn)爭的現(xiàn)實：
我們被帶到附近的海灘。我們被看到的景象嚇到了。水邊散布著被機關槍殺死的108具尸體……日本人告訴我們，他們是因為搶劫而被射殺的，但是奇怪的是，其中并沒有馬來人或印度人。我們的結局是否也會如此？103
很多人提到了這個或類似的事件，而且這些事件盡管各自獨立，但卻幫助我們確信：戰(zhàn)俘營中雖然不能時常看見日本看守的身影，但事實上他們并沒有放松對我們的看管，而是盯得很緊。
然而，在樟宜的主要擔憂是食物——最初是數(shù)量，后來是質量，最終，在戰(zhàn)爭最后數(shù)月，兩方面都不夠了。努力保證足夠的配給水平開始變得刻不容緩。澳大利亞武裝部隊戰(zhàn)爭日記評論道：
一到樟宜，日本人給出了下列關于配給的信息：
（a）供給僅夠用兩個月。
（b）日本人不了解新加坡的產(chǎn)出與工廠。
（c）兩個月后，除了大米，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必須自給自足。104
第一批日軍配給是1942年2月24日發(fā)給戰(zhàn)俘們的，此后每周兩次。105這些日本人行動的真實意圖是要求將食物收集和保存在一個集中地點然后進行再分配。軍士羅克斯博格寫道：
我們帶到這里的食物被軍官從我們這里拿走，然后再配給給每個人……食物非常短缺。106
澳大利亞武裝部隊戰(zhàn)俘營軍需官湯普森（Thompson）少校記錄，到2月22日，沒有從日軍那里收到任何配給，人們都靠自帶的罐頭食品生存。107幾天后，湯普森在日記中記錄了一次“強烈要求日軍改善配給”的話。108A. H. B. 亞歷山大（A. H. B. Alexander）于1946年寫道：
我們努力帶來了相當多的罐頭食品和香煙，因此最初幾天我們過得相對不錯。然而，一道命令傳來，所有食品等私人物品都必須上交到我們的集中食品場，而我們則像“杯子”一樣倒出了所有東西。那是我們最后一次見到我們那些寶貝，而我們大概是唯一一支遵從這道命令的部隊。­109
盡管集中準備和分配食品是有些部隊只有少量或沒有食物這一問題唯一的實際解決辦法，但亞歷山大及其他一些人都感到上交食物的命令背后有個自私的理由：“我有些懷疑皇家陸軍勤務團想增加他們自己的供給，但我也可能是在中傷他們�！�110上尉吉布森和他的戰(zhàn)友至少肯定他們“在上交物品前吃了最后一頓美餐——然后就安心——沒有什么風度——吃米飯和很少的其他食物了”。111
2月21日，廣大樟宜戰(zhàn)俘營的某些區(qū)域被分配給了單支部隊和編隊并任命了這些區(qū)域的指揮官。112戰(zhàn)俘營被分為六個區(qū)域：南區(qū)（過去的新加坡要塞）、第18師、印度軍團、印度第11師、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在中心區(qū)域有一個大型醫(yī)院。113只有3月，日本人才真正下令建造一座受限的有鐵絲網(wǎng)的區(qū)域，而且是由戰(zhàn)俘們自己負責建造。另外，戰(zhàn)俘管理當局建立了大量新醫(yī)院，占了樟宜羅伯茨（Roberts）兵營地區(qū)整整三座營房。114這些新規(guī)定和半自治的區(qū)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管理，只有馬來亞司令部直接與日軍聯(lián)系。115
樟宜戰(zhàn)俘營并不像通常概念中的戰(zhàn)俘營，只是后來才有些接近受限區(qū)域。從被捕日軍人員那里獲取的盟軍情報報告盡管傳播開來時一般已經(jīng)過時，但也為新加坡當時發(fā)生了什么提供了一些信息。然而，對于那些試圖解讀情報資料的人，新加坡的普遍條件必定同樣令人迷惑：
一位美國戰(zhàn)俘說：“……在6小時的請假時間里（1942年4月），我看到了三個大型的兩層兵營，按照日軍的標準，每個可以容納500至600人。可以看到白人戰(zhàn)俘站在窗前，一名衛(wèi)兵站在兵營前。在戰(zhàn)俘營周圍沒有柵欄或圍墻�！�116
當新加坡昔日的守衛(wèi)者集結在樟宜，他們對目前的狀況有些迷惑也情有可原。炮兵下士佩里不忘調侃令他明顯感到奇怪的東西。他在日記中吐露：
嗨！我們就像自由人一樣，哪里都沒有衛(wèi)兵或日本人——也許我們最后獲勝了？117
P. H. 羅姆尼在他的書信日記中提及樟宜的模糊和矛盾時寫道：
要意識到我們是戰(zhàn)俘并不總是那么容易，因為現(xiàn)在是這個島上最令人欣喜的時光之一。這個區(qū)域很大，并且盡管有鐵絲網(wǎng)，但它遠離視野，此外再也沒有什么東西提醒我們沒有自由。讓我來給你描述：前面是一片大海，一望無垠，海水在清晨的陽光中閃閃發(fā)光；海峽另一端的一個大島和柔佛海岸線有一英里多點；這里有許多葉子花、色彩精巧的廟花，還有明黃色的肉桂，以及一些極可愛的樹。毋庸置疑，在和平時期，這里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軍事駐地之一。118
羅姆尼以此種方式寫作的動機也許是為了讓家人不要擔心，如果他們只是通過他的日記來了解他的經(jīng)歷。S. 道森（S. Dawson）于1946年也寫道：
最初的日子也許是戰(zhàn)俘史上獨一無二的，我們對我們享有的許多優(yōu)待非常感激。119
匿名的澳大利亞軍官在抵達史拉蘭兵營這個澳大利亞戰(zhàn)俘的主要地點時寫道：
我也可以說這是我第一次到樟宜，我們被這里的建筑曾經(jīng)必定花費的大量金錢驚呆了�？傮w布局、為已婚軍官準備的宿舍、精致得幾乎像宮殿似的官兵食堂，對于我們大部分來說都很開眼。這個地方比迪克森港的馬來團的規(guī)模大得多，但據(jù)我所知，卻并不比新加坡島上的其他兵營設施更好。我們當時無疑都感到有些苦澀，但是我們無法抑制地感到，如果在宮殿般建筑上少花點錢，而把更多的錢用于真正的防御，事情也許就不一樣了。120
這些人中有許多看起來將過去關于囚禁生活的某些特定想法一起帶到了樟宜。樟宜在最初數(shù)月沒有達到公認的戰(zhàn)俘營標準，甚至都沒有達到將由日本人——這個在盟軍宣傳和流行看法中基本是異類的種族來管理的戰(zhàn)俘營標準。121理查德森中尉認為：
在樟宜最初的日子非常棒。我們沒有人真正了解日本人（除了他們在中國的惡行），而且不知道他們將如何對待我們。他們對白人戰(zhàn)俘的態(tài)度和反應將會是怎樣的呢？122
肖蘭德上校則對樟宜這段生活的真正意義有不同的理解：
每個人仍然沉浸在從戰(zhàn)爭的解脫感中。這無疑是不應該的，但所有人都受夠了過度工作和缺少睡眠，在樟宜無憂無慮的生活看起來出人意料的好。因此，幾天來我們享受著新鮮的空氣、和平以及大海，組織問題無人關心。我們進入了一種松懈而不快樂的生活狀態(tài)，結果所有人都很痛苦。123
威廉·索特爾（William Sowter）卻不同：
這個戰(zhàn)俘營的一大特色是我們可以隨心所欲，沒有日本人的干擾。這個戰(zhàn)俘營完全由我們自己的軍官管理，我們可以在一片很大的區(qū)域內隨便閑逛，而我們看到的唯一守衛(wèi)是兩名持步槍在路上巡邏的日本人（很沒有必要），白天也許能看到他們一兩次。124
沒有日本人的強制紀律意味著命令仍要由戰(zhàn)俘自己的軍官發(fā)布，許多人將此視為模棱兩可的做法。湯姆·漢靈威（Tom Henling-Wade）認為，通過現(xiàn)有的英軍體制發(fā)布命令，日本人是做了一個“明智的決定，因為這給戰(zhàn)俘們的印象是不愉快的命令不是來自敵人，而是來自自己的軍官。”125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在樟宜的戰(zhàn)俘對于囚禁生活的反應是團結一致的，或者全體戰(zhàn)俘像本來應該的那樣通力合作。2月27日，湯普森少校在他的日記中記載“椰子樹和木瓜樹受到了特別關注。營區(qū)紀律松弛。”126上校肖蘭德也寫道：
參與活動的兩個人中總有一個參與不了，厚顏的人吃了很多，而實在的人就沒有吃的了。在每座房子里，貪婪的和不守紀律的有地方休息……結果是到處充滿懷疑，毀掉了組織一個體面公共生活的所有努力。127
隨著囚禁生活的延長，個人需要與集體需要之間的沖突看起來更為嚴重，這部日記描述了樟宜初期緊張關系的早期跡象。
樟宜戰(zhàn)俘營與其他戰(zhàn)俘營還有另一方面的重要不同。戰(zhàn)俘生活有一個核心支柱，那就是渴望自己有一天能逃脫。樟宜戰(zhàn)俘營與其他戰(zhàn)俘營的一個重要不同點是：逃跑的希望所發(fā)揮的作用不同。逃跑對于戰(zhàn)俘來說既是實際的也是心理上的避難所。戰(zhàn)俘必然用大部分時間想他們被釋放。逃跑是戰(zhàn)俘塑造自己未來的唯一方式，從而對其困境施加一種自治影響。逃跑，無論以何種形式，是戰(zhàn)俘可以做出的單一決策性表達。128許多試圖再造戰(zhàn)俘生活的電影和書籍經(jīng)常描寫逃跑以及引向逃跑嘗試的過程，無論成功與否。甚至宣稱代表日本人戰(zhàn)俘經(jīng)歷的著名電影《桂河大橋》也描寫了一次成功的逃跑，雖然有些不真實。
對于盟軍士兵來說，從樟宜逃跑并不是現(xiàn)實的選擇。甚至對新加坡和馬來亞或者整個地區(qū)缺乏地理常識的人都知道，他們是被拘留在一個被敵國包圍的島上。殘酷的是，從一開始，樟宜的生活就被剝奪了作為戰(zhàn)俘的“能逃脫”這一支柱。在大部分詳細描寫戰(zhàn)俘經(jīng)歷的著作中，在其他戰(zhàn)爭或戰(zhàn)場，逃跑的可能性常常被想起，并且可以被視為抵消囚禁所帶來的孤獨和挫敗感的一個主要因素。129計劃逃跑是戰(zhàn)俘的全職工作和主要關注點。在樟宜沒有了這一內容會怎樣？一種可能是這迫使戰(zhàn)俘們產(chǎn)生了一定的現(xiàn)實主義，雖然也許是無意識的現(xiàn)實主義。在樟宜的人們不能指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結束囚禁，也不能從他人的逃跑嘗試中汲取力量。盡管逃跑在當代有關樟宜戰(zhàn)俘營的著作中有所提及，但也僅限于最初數(shù)月，并且統(tǒng)統(tǒng)沒有真正成功。顯然有些人從樟宜逃離并且加入了在馬來大陸叢林作戰(zhàn)的游擊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相反，沒有一絲逃跑希望，許多人就會放棄艱苦的生存斗爭，尤其是當境況越來越糟時。認識到自己對自己的自由無能為力的囚犯一定會有一種特殊的反應，在樟宜，囚禁的最初六個月就是那樣，正如下一章所詳述的那樣，就是努力建設一個充滿生氣和活躍的群體，從而使這個地方更加奇異。
1942年2月15日后，馬來軍隊，包括集體和個人，被迫接受新加坡的失守。隨著被囚禁而來的，是他們必須在熟悉的環(huán)境中接受新挑戰(zhàn)和新角色。然而投降后的幾周里，戰(zhàn)俘們自我建設，開始接受囚禁的新經(jīng)歷，因為很可能這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1942年3月至8月的日常生活規(guī)律將是戰(zhàn)爭期間樟宜戰(zhàn)俘經(jīng)歷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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