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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jié) 第五章

  
  過了幾天,江青找狄福才問話:“你為什么將劇務主任放回廠里?”
  
  狄福才已經(jīng)摸透了江青的脾氣,不能硬頂而是繞圈子,幾個圈一繞,保準江青一會兒就不耐煩了,揮揮手叫你走。“劇務主任是根據(jù)于會泳同志的意見,放回廠里的。他說是江青同志的指示。”
  
  “我的指示?”江青開始迷糊了,“我是叫他回廠接受群眾批斗的,他不是破壞樣板戲嗎?”“事情不是像于會泳講的那樣……”狄福才抓住江青的問話,替劇務主任辯護了起來。江青聽完狄福才的話,好像有點不服氣,怎么會有這么大的出入?
  
  “不論怎么說,這個劇務主任有輕視演員不將樣板戲放在重要位置的思想,還是要好好整頓整頓的。你也有責任,沒有抓好思想工作。”江青開始降調(diào)了,不像一開始那么厲害了。為了維護她的“旗手”尊嚴,她又批評了狄福才好幾次,才將這件事情平息下去。如果當時狄福才按江青的指示辦,那么“樣板戲”史書里又要多一個無辜人的冤案。
  
  表面上這件事情好像過去,如緩緩流淌的河水,流走的是水,留下來的卻是沉甸甸的石子。這一個個矛盾像石子般沉在雙方的心里,平靜下面的矛盾更加激化,為一點兒小事也會輕而易舉掀起軒然大波!
  
  每逢出現(xiàn)新的矛盾,江青不是尋找解決矛盾的方法,而是尋找“靶子”掃射,加深矛盾,她的“靶子”總是在劇組以外尋找。
  
  繼“劇務主任事件”之后,駕駛員又成了破壞“樣板戲”的“嫌疑犯”。因為駕駛員是警衛(wèi)局帶去的,不是劇組的人。當時辦公廳讓狄福才派警衛(wèi)局的駕駛員為劇組演員開車,就是為了劇組安全著想的。哪知,駕駛員從中南海里出來,因看不慣個別演員的懶散、傲慢作風,時時表露出抵觸情緒。有一次,司機為“樣板戲”演出拉道具,到了演出場地,見演員們也不來幫他卸車,就賭氣不卸車,讓演出的道具箱子放在車上,反正是你們演出,你們不急我急什么?
  
  劇組的人對他就起疑心,甚至坐他的車都不放心,好像隨時要遇難似的。
  
  于會泳告到江青那里,面帶緊張之色,說這個駕駛員太壞,不能給演員們開車,遲早要把演員翻到溝里的。
  
  江青一聽比于會泳還緊張,劇團可是她的命根子!她的警惕往往表現(xiàn)在她對別人歷史的關注。連忙打電話,要警衛(wèi)局查查這個駕駛員的歷史,看是不是有問題?是不是蓄謀要破壞“樣板戲”?誰見過這么個折騰法,有誰還敢再為劇團開車?沒問題也能編出個問題來,這可是一輩子的前途大事,豈敢玩笑!駕駛員立即找個借口,說是要重新整頓思想,乘機脫身,回了中南海。


  
  “香花”劇組,“毒草”攝制組。一到分鏡頭,就像患上腸梗阻,不蠕動不消化,矛盾全堵在那里,越積越多。200個鏡頭,風波迭起
  
  內(nèi)行人都知道,故事片進入正式拍攝,導演、攝影師手里用的不是劇本而是分鏡頭本?墒“樣板戲”就不能按分鏡頭打亂拍攝,只能按戲的場次拍攝,拍攝中再根據(jù)演員的戲和劇情的需要,分為各種鏡頭,最后剪輯編排成完整的戲劇電影。
  
  1969年下半年,班子搭起來后,第一個起用的導演是謝鐵驪。起初,謝鐵驪擔心自己對京劇藝術不很在行,怕拍不好。這又是第一部“樣板戲”影片,責任重大,所以,他建議找一位懂京劇藝術的導演。江青聽說后,立即給謝鐵驪“打氣”,因為她深知必須依靠謝鐵驪這樣技術一流的導演。
  
  她對謝鐵驪說:“我看迷信可以破除,你大膽拍吧。”果不出謝鐵驪所料,他以前是故事片的導演,在分鏡頭中一時跳不出故事片的圈子。他根據(jù)演員表演、動作、唱段、近景、遠景、推進、拉出、搖動等方法分鏡頭,結果拍了好幾次也不能通過。因為他忽視了“樣板戲”的三突出,只是從意境、情節(jié)如何引人入勝入手,那當然是不能使劇團的人感到理想了。
  
  江青沒日沒夜地組織劇團和攝制組看“毒草”戲劇電影和外國電影,同時還多次看戲,可一進入分鏡頭,就像腸梗阻一樣,不蠕動不消化,矛盾全堵在那里了,越積越多。
  
  “樣板戲”分鏡頭還有一個不同于其他影片分鏡頭的特殊現(xiàn)象,分鏡頭本應是導演負責組織的工作,由創(chuàng)作人員完成?“樣板戲”與眾不同,分鏡頭時劇團主要演員也參與進去,一同分鏡頭。這就更復雜了!戲劇演員對電影蒙太奇手法不能說是全部了解,但是鏡頭多少、大小還是知道的,從這簡單基本的常識出發(fā),大家關心的是鏡頭的安排。
  
  “×××”是英雄人物,特寫鏡頭當然不能少?墒“×××”也要特寫,因為他也是英雄人物。那么,“×××”、“×××”怎么辦,也是正面人物,要不要特寫?每次大家坐下來討論分鏡頭時,就有個人站起來,為自己鏡頭的大小多少吵得不亦樂乎。
  
  最后為爭鏡頭,劇組和攝制組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鏡頭沒有辦法分下去了。導演又不敢得罪演員,誰要鏡頭都點頭給,可越給矛盾越大。導演、攝影師個個是焦頭爛額,無可奈何。這時只好等候江青發(fā)指示。


  
  江青卻不以為然或許早已司空見慣。30年代,她不也曾經(jīng)為爭角色轟動上海影壇嗎?今天的爭鏡頭要和她以前比,“小巫見大巫”,不足為奇。大家爭不是為自己,也是為爭英雄的鏡頭,是想突出英雄形象,動機是好的嘛!
  
  其實說到底,大家拼命突出英雄形象還是江青先燒了這一把火,結果誰都能理直氣壯爭一番。
  
  《智取威虎山》劇組在上海時,江青就強化了演員們突出英雄形象的意識。她一邊讓人改劇本,一邊現(xiàn)身說法教演員如何突出英雄形象。甚至置傳統(tǒng)京劇曲調(diào)不顧,不準用降調(diào),一律升調(diào),以體現(xiàn)英雄高昂的氣勢:“英雄人物就應站著威武高大,唱起來雄壯有力!”
  
  劇組到北京后,江青又多次召集會議,親自指導演員如何突出英雄形象。特別是“楊子榮”的形象就夠江青挑剔的,化裝淺了說是白面書生,深了又說像“土匪”,不是走路搖晃就是站立不直。她塑造的英雄應該是英武不凡、十全十美、地造無雙的精品。
  
  “樣板戲”既是“文革”時期的特殊文化現(xiàn)象,也是“極左”文化走向巔峰的標志。“文革”前(即被稱為“十七年文藝黑線”時期)的電影,和世界電影相比,就已經(jīng)帶有非常鮮明的社會屬性。許多影片中人物的潛意識過程是被排斥的,或者說人物的多面性格是不能渲染的。江青一方面想通過拍攝“樣板戲”電影突出自己,另一方面也想創(chuàng)造一個世界獨一無二的新型電影敘事形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她排斥一切文藝作品,挖空心思創(chuàng)造理想化的英雄模式和“頭頂長瘡腳底淌膿”的壞蛋。


  
  現(xiàn)在看那個時期的“樣板戲”,幾乎都是好人紅彤彤,壞人臭烘烘。這恐怕真是個創(chuàng)新,但這是違背人性、違背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違背觀眾心理需要的創(chuàng)新。作品超現(xiàn)實,超離生活本質(zhì),使得觀眾在看“樣板戲”電影時,感到銀幕上英雄在天上,而自己卻是在地上。觀眾的感覺總是游離在電影敘事之外,不能得到心靈上的共鳴和精神上的啟迪。
  
  不管觀眾怎樣感受,江青依然不斷強化她的創(chuàng)新,“突出英雄人物”的意識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支持。所以,“英雄”們在分配鏡頭時也就當仁不讓啦!
  
  江青只是坐在房間里紙上談兵,要不就是拿別人的東西和“樣板戲”比較,比出問題就發(fā)牢騷,發(fā)脾氣,不過她的脾氣大多數(shù)是沖著攝制組的。在她眼里,“樣板戲”是經(jīng)過她親手抓的,如同鍍過了金,一塵不染。她對反映上來的爭鏡頭問題,只是原則性地表了個態(tài):給200個鏡頭。至于誰多少她就不管了。
  
  她和大家談話,也不批評演員爭鏡頭,想辦法讓大家統(tǒng)一思想,在給了200個鏡頭后,就天南地北東拉西扯胡侃一通,最后硬邦邦丟幾句叫人膽寒的話:“已經(jīng)幾個月了,連鏡頭也分不出來,拍‘毒草’怎么那么積極?再分不出來鏡頭我就拿你們幾個是問!”“毒草”是指謝鐵驪以前導演的《早春二月》。
  
  她輕松地揚長而去了,留下來的劇組演員和攝制組導演、攝影師還是不能碰頭,不能坐到一起,除了爭論,就是相互指責。別看于會泳能寫詞作曲,在分鏡頭上他還是門外漢。他卻不服這口氣,也要高著嗓門爭個高低。
  
  鏡頭眼看著分配不下去,原來只是坐在一邊聽聽發(fā)言的狄福才,這時也急得火燒火燎了!也不看看現(xiàn)在日歷翻到何月何時了,轉眼1969年就要交代了,還在這兒慢慢悠悠打發(fā)歲月,簡直是拿時間開玩笑!
  
  他再也沉不住氣了,也看不下去了,粗聲甕氣,拿出部隊作風,制止爭論不休的演員們:“這樣下去再有半年也分不出鏡頭,F(xiàn)在,你們先聽導演的意見。要相信導演會根據(jù)劇情、場次重點和人物需要安排鏡頭的,等聽完導演的意見,你們再談自己的意見。誰也不許爭!你們知道,江青只給200個鏡頭,像這樣,300個、400個鏡頭也不夠啊!江青同志知道了這個情況怎么辦?你們交代得了嗎?”
  
  這一震,還真的管點用,大家漸漸平靜了下來。狄福才一看,有門兒,連忙因勢利導:“我認為首先應解決態(tài)度問題,演‘樣板戲’的人不一定就是樣板人,要成為樣板人必須支持攝制組,相信攝制組,依靠攝制組,才可能拍好‘樣板戲’!”他扭頭問于會泳,他知道劇團那邊只要說服于會泳就等于說服了其他演員:“老于,你說是不是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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