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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與中國

一、蒙古鐵騎鑄造的歐亞大陸交往空間

“七百年前的一天，有三個男子漢從一艘不很大的帶槳帆船上走了下來，在威尼斯的石鋪碼頭登岸。他們腳穿高至膝蓋的臟皮靴，身穿綢面皮袍，另有緞帶緊系腰間；綢面的質(zhì)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從里面露出了粗裘毛襯料。這些破爛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擺只長及膝，前胸用一排圓形紐扣扣住……到家后，三個人脫去破爛不堪的皮袍，換上長可拖地的緋紅色威尼斯式綢面大袍。接著，他們拾起又臟又破的蒙古袍，撕開襯里，那些原先藏在衣縫里的翡翠、紅寶石、石榴石和鉆石，紛紛掉落在地上�！�

這段文字出自英國漢學家吳芳思的筆下，書的名字叫《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而吳芳思轉(zhuǎn)述的實際上是 16 世紀意大利人拉木學的記載。

從吳芳思的書名，我們不難想象，直至今天，仍有人懷疑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當然，今天絕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糾纏于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同時期，有許多像馬可·波羅那樣的外國人來到中國游歷，并且都留下了生動的文字。也許，我們更應(yīng)該關(guān)注的，是馬可·波羅們筆下的那個時代，和那個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對中國乃至對世界跨入近現(xiàn)代門檻，所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

13 世紀出現(xiàn)的蒙古鐵騎曾令整個世界膽寒。但歷史充滿了悖論，破壞和建設(shè)往往如影隨形。正如歐洲殖民者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東方的現(xiàn)代之門，蒙古馬蹄聲碎之處，東方文明也在有意無意之間浸潤著西方的土地。對此，法國歷史學家格魯塞曾有一個形象比喻：“將環(huán)繞禁苑的墻垣吹倒，并將樹木連根拔起的風暴，卻將鮮花的種子從一個花園傳播到另一個花園�！�

在此之前，東西方國家雖有上千年的往來，但此疆彼界的政治格局，地理距離的遙遠險惡，也在事實上限制著雙方交往的深入。

13世紀初成吉思汗興起后，隨著蒙古政權(quán)的不斷對外擴張，一個史無前例的龐大帝國開始出現(xiàn)了。在東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的廣袤土地上生活的眾多民族，都成為其統(tǒng)治下的臣民。

蒙古帝國的擴張是殘酷血腥的，幾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國家，都曾痛苦不堪�？晌阌怪M言的是，蒙古的擴張實際上也打破了東西方間長期的政治壁壘，而統(tǒng)一完善的驛站系統(tǒng)，又使歐亞大陸的交往暢通無阻，在無形中縮短了東西方的空間距離，由此，這一時期也成為前近代東西方交流最為興盛的一個時期。

隨著蒙古鐵騎向西不斷擴張，中國對西方世界的認識逐步深入。蒙古第一次西征期間，作為成吉思汗的隨員，耶律楚材以親身經(jīng)歷撰寫了《西游錄》，全真教首領(lǐng)丘處機應(yīng)邀到大雪山會見成吉思汗后，其隨行人員也撰有《長春真人西游記》，這兩部書，都成為今天研究13世紀上半期中亞地區(qū)歷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文明的交流向來都是相互的。當中國的四大發(fā)明逐漸被西方人所熟悉的時候，西方的商人們也將異域奇珍帶到了中國。

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都是威尼斯的商人。1271年，攜帶教皇寫給蒙古大汗的書信和贈予大汗的禮物，十七歲的馬可·波羅隨家人萬里迢迢，來到了中國，并在1275年夏抵達上都開平府。

此時，蒙古的大汗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與祖父最初統(tǒng)一草原部落時遇到的情形不同，忽必烈所面對的最主要的難題，是如何把大量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民，凝聚成一個大一統(tǒng)的王朝。

上都是忽必烈的龍興之地，農(nóng)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在此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初來乍到的馬可·波羅完全被這里的景色所迷倒，在游記中，他寫道：上都是忽必烈大汗建造的都城，城內(nèi)有一座大理石的宮殿，極其美麗。宮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間里面都鍍了金，繪有各種鳥獸花木，工巧至極。其設(shè)計、裝飾賞心悅目，令人嘆為觀止。宮殿有墻垣環(huán)繞，圈出的范圍約有十六英里。墻內(nèi)有泉渠、川流和草原，也有各種野獸，只是沒有猛獸。這里的動物都是大汗獵鷹的食物。

二、元大都印象

馬可·波羅在華十七年，大都是他待得最久的城市，也是他最熟悉的城市。這座國際大都市有一個響亮的突厥語名字——“汗八里”，也就是大汗之城。馬可·波羅在游記中也這樣稱呼它。

馬可·波羅對大都的布局、城市管理、社會風俗都有非常詳細的描述，這里的每一件事物，對他而言，都頗為新奇。不過，最吸引他注意的，是大都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胺彩鞘澜缟献顬橄∑嬲滟F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這里出售的商品數(shù)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彼�在游記中這樣寫道。

在大都，馬可·波羅看到一種前所未聞的貨幣——紙幣。他發(fā)現(xiàn)這種紙幣實際上是用樹皮制作的，人們把樹皮剝開，取出外面粗皮與樹干之間那層白色的細皮，將細皮浸泡在水中，隨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搗碎，就可以制成紙幣原料。這種紙幣用途很廣，如果因長期使用而損壞，只要支付紙幣面額百分之三的費用，就可以立即換取新的紙幣。當然，熟悉元朝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馬可·波羅見到的，就是忽必烈發(fā)行的紙幣——中統(tǒng)與至元寶鈔。

馬可·波羅對中國各地的商品、物產(chǎn)頗為敏感，在游記中不厭其煩地加以敘述，這大概與他的職業(yè)有關(guān)。作為受到蒙古統(tǒng)治者重用的威尼斯商人，他在華的身份很有可能是斡脫商人。斡脫商人往往由色目人充當，持有蒙古統(tǒng)治者頒發(fā)的牌符，到各地經(jīng)商，為蒙古統(tǒng)治者賺取利潤。

煤是今天人們再熟悉不過的東西，據(jù)元代北京地方志《析津志》的記載，當時大都的居民已經(jīng)開始使用采自郊外西山的煤炭。不過，在當時世界絕大多數(shù)地方，人們還不懂得如何使用煤。馬可·波羅對能夠燃燒的“黑石頭”——煤充滿了好奇。在游記中，他這樣寫道：“這種黑石頭燃燒起來和木柴沒有什么差別，但它的熱度優(yōu)于木柴。如果夜間燃燒，等到第二天早晨石頭的火也不會熄滅�！辈⒄f，“這種石頭可以取之不盡，而且價格十分低廉�！�

熟悉北京的人都知道盧溝橋，但知道盧溝橋在西方也叫“馬可·波羅橋”的人恐怕就不多了。這一得名當然要歸功于馬可·波羅的介紹。在游記中，他對這座世界上最美麗的橋有著生動的描述：此橋長三百步，寬超過八步，即使十個騎馬的人在橋上并肩而行，也不會感覺狹窄。這座橋有二十四個拱，由二十五個橋墩支撐著，建筑工藝非常高超。橋是用極美的大理石修建的，兩側(cè)是美麗的欄桿，用大理石板和石柱結(jié)合，布置奇佳。登橋時橋面比橋頂略寬。橋兩邊的欄桿非常整齊，就像用墨線畫出來的一樣。橋頭各有一個高大的石柱，立在石龜上，柱子的底部、頂部各有一個獅子。橋上還有雕刻石獅的美麗石柱，兩柱的距離為一步半，各柱之間用大理石板為欄，雕刻種種形狀。石板兩端嵌以石柱，全橋都是如此。有了這些大理石欄桿，行人就不會失足落水。

20 世紀 40 年代，我國著名學者楊志玖先生在《永樂大典》所錄元代《經(jīng)世大典 • 站赤門》中找到一份材料，講的是 1290 年前往伊利汗國阿魯渾汗處的三位使臣支請口糧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三位使臣的名字分別為兀魯 、阿必失呵、火者，與馬可 • 波羅游記中提到的伊利汗國三使臣 Oulatai（兀魯 ）、Apusca（阿必失呵）與Coja（火者）發(fā)音正好相符。這為馬可 • 波羅到過中國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旁證。

馬可 • 波羅雖然在中國旅居多年，但從游記來看，他顯然不懂漢語。不過，作為旅居中國的色目人，他只要是掌握蒙古語、波斯語或者突厥語中的任意一種，就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暢通無阻，而馬可 • 波羅顯然具有這種能力。

幾乎像我們所見到的同時代其他游記一樣，在具體年代、數(shù)字、地理狀況等方面，《馬可•波羅游記》都有不準確、前后矛盾，甚至是嚴重失實的地方，而且由于馬可•波羅本人不懂漢語，再加上目前所見抄本種類繁多，使得游記中出現(xiàn)的大量地名、人名，已經(jīng)變得難以釋讀。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不是身臨其境，是很難講得那么具體生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