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節(jié) 當(dāng)野心家遇到陰謀家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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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與趙高，一個是融政治家、陰謀家、學(xué)者為一體的人，一個是融野心家、陰謀家和宦官為一體的人，二人狹路相逢，誰敗誰勝？這也許不是能夠用常理度之的。對二人進行比較，大有意味。
人在官場，往往利令智昏，雖明白及時抽身的道理，卻是身不由己，不愿拋棄榮華富貴，最后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這也許是人性使然吧！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集大學(xué)者、大權(quán)謀家、大政治家于一身的李斯，就是這樣一個例證。他在身為秦國丞相的大紅大紫時期，多次想起老師荀子告誡他的“物忌太盛”的話，也多次想和他兒子一起回到故鄉(xiāng)上蔡過那種牽著黃犬、優(yōu)游自在的生活，但由于功利之心太重，權(quán)勢之欲太盛，未能抽身離去，最終落個父子均被腰斬的下場。
李斯出生于戰(zhàn)國末期，是楚國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西）人，少時家境不太寬裕，年輕時曾經(jīng)做過掌官文書的小官。至于他的性格為人，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列傳》中插敘了一件小事，極能夠形象地說明。
據(jù)說，在李斯當(dāng)小官時，曾到廁所里方便，看到老鼠偷糞便吃，人和狗一來，老鼠就慌忙逃走了。過了不久，他在國家的糧倉里又看到了老鼠，這些老鼠整日大搖大擺地吃糧食，長得肥肥胖胖，而且安安穩(wěn)穩(wěn)，不用擔(dān)驚受怕。他兩相比較，十分感慨地說：“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意思是說，人有能與無能，就好像老鼠一樣，全靠自己想辦法，有能耐就能做官倉里的老鼠，無能耐就只能做廁所里的老鼠。這個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預(yù)示了他未來的結(jié)局。
為了能做官倉里的老鼠，求得榮華富貴，他辭去了小吏職務(wù)，前往齊國，拜當(dāng)時著名的儒學(xué)大師荀子為師。荀子雖繼承了孔子的儒學(xué)，也打著孔子的旗號講學(xué)，但他對儒學(xué)進行了較大的改造，較少傳統(tǒng)儒學(xué)的“仁政”主張，多了些“法治”的思想，這很適合李斯的胃口。
李斯十分勤奮，同荀子一起研究“帝王之術(shù)”，即怎樣治理國家、怎樣當(dāng)官的學(xué)問。學(xué)成之后，他便辭別荀子，要到秦國去。
荀子問他為什么要到秦國去，李斯回答說：“人生在世，貧賤是最大的恥辱，窮困是最大的悲哀，要想出人頭地，就必須干出一番事業(yè)來。齊王萎靡不振，楚國也無所作為，只有秦王正雄心勃勃，準備兼并齊、楚，統(tǒng)一天下，因此，那里是尋找機會、成就事業(yè)的好地方。如果留在齊、楚，不久即成亡國之民，能有什么前途呢？所以，我要到秦國去尋找適合我個人的機會。”
荀子的思想中本來就有許多法家的成分，他同意李斯前往秦國干，但告誡李斯要注意節(jié)制，在成功之際想想“物忌太盛”的話，不要一味地往前走，必要的時候要給自己留條后路。
李斯來到秦國，投到極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呂不韋的門下，很快就以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呂不韋的器重，當(dāng)上了小官。官雖不大，但有接近秦王的機會，有此一點就足夠了。
處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軍功而顯，亦不能以理政見長。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嶄露頭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書。他在揣摸了秦王的心理，分析了當(dāng)時的形勢后，毅然給秦王上書說：凡是能干成事業(yè)的人，全是能夠把握機遇的人。過去秦穆公時代國勢很盛，但總是無法統(tǒng)一中國，其原因有二：一是當(dāng)時周天子勢力還強，威望還在，不易推翻；二是當(dāng)時諸侯國力量還較強大，與秦國相比，差距尚未拉開。不過從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劇衰落，各諸侯國戰(zhàn)爭不斷，秦國已經(jīng)趁機強大起來了�，F(xiàn)在國勢強盛、大王賢德，掃平六國真是如撣灰塵，這正是建立帝業(yè)、統(tǒng)一天下的絕好時機。大王千萬不可錯過了。
這些話既符合秦國及各諸侯國的實際情況，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李斯贏得了秦王的賞識，被提拔為長史。接著，李斯不僅在大政方針上為秦王出謀劃策，還在具體方案上提出意見。他勸秦王拿出財物，重賄六國君臣，使他們離心離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國各個擊破。這一謀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為客卿。李斯在秦國開始崛起了。
可就在這時，秦國掀起了一場反對外國人的運動，是韓國派間諜幫秦國修渠引起的。
韓國是秦國的近鄰，秦國若想統(tǒng)一六國，韓國首當(dāng)其沖，因此韓國感到既著急又害怕，但又無其他辦法可想。于是，他們就派一個叫鄭國的水利專家來到秦國，對秦王陳述在某地修渠的必要，征得了秦王的同意，開始修渠。不久，鄭國修渠的目的暴露了，原來，鄭國是韓國的間諜，修渠的目的并非為了興修水利，而是為了消耗秦國的人力和財力，以免秦國國力強盛后集中兵力東進。這時，東方各諸侯國也紛紛暗派間諜，以各種方式在秦國活動，尤其以做賓客的為多，有些間諜也被揭露出來。這樣，出身秦國的群臣一方面為秦國考慮，同時也為了消除官場競爭對手，都堅決主張驅(qū)逐外國人。在這種情況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懷著失望而又悲傷的心情離開秦國，在臨近邊境的時候，他覺得應(yīng)該最后試一試，否則，一旦出了秦國，就再無返回之日，一生的功名利祿也就付諸東流了。于是，他抱著試探的態(tài)度，給秦王上了一道奏章，這就是著名的《諫逐客書》：
我聽說群臣議論逐客，這是不對的。從前的時候，秦穆公尋訪賢能之士，從西方的戎地請來了由余，從東方的楚地請來了百里奚，又從宋國請來了蹇叔，并任用從晉國來的丕豹、公孫支。正是因為任用了這五個人，秦穆公才兼并了二十個國家，在西方稱霸。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新法，移風(fēng)易俗，國家更加富強，因此打敗了楚國、魏國，擴大了近千里的國土，秦國更加強大起來。秦惠文王采用張儀的計謀，拆散了六國的合縱之約，迫使各國服從秦國。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貴戚力量，加強王權(quán)，蠶食諸侯，秦國終于建立了帝業(yè)。這四代君王都是因為任用客卿才對秦國作出貢獻的，客卿有什么對不起秦國的呢？如果當(dāng)初這四位君王也下逐客令，只能導(dǎo)致國家沒有富利之實，也沒有強大之名。
在《諫逐客書》里，李斯還用秦國喜歡異國出產(chǎn)的珍珠、寶馬、美女為例，反問為什么物產(chǎn)能用，人才就不能用呢？得出的結(jié)論是，如果秦國不用他國人才，那是為淵驅(qū)魚、為叢驅(qū)鳥，只能使人才歸于各國，加強各國的力量，對秦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是很不利的。
《諫逐客書》可謂證據(jù)確鑿，理論也符合秦國當(dāng)時的實際需要，又兼言辭懇切，情意真誠，秦王讀后大受感動，竟撤銷了“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為廷尉。
被囚系獄中的韓國奸細鄭國也趁機上書說，當(dāng)初鼓動秦國修渠的目的確是為了消耗秦國的人力物力，但修渠也確實是秦國的需要，否則，大王當(dāng)初就不會批準動工了。況且現(xiàn)在已修了一半，如果半途而廢，那就前功盡棄，如能堅持修完，那秦國將會受澤萬代。秦王覺得鄭國的話也有道理，就放他出獄，繼續(xù)主持修渠。這就是戰(zhàn)國時期著名的水利工程鄭國渠的來歷。
李斯在秦國總算站穩(wěn)了腳跟，經(jīng)過一番“諫逐客”的接觸，秦王也就更加信任李斯，李斯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正在這時，李斯的同學(xué)韓非也來到了秦國，這對李斯來說，是個極大的挑戰(zhàn)。
韓非是韓國人，韓王的同族。他學(xué)識淵博、思維敏捷，是戰(zhàn)國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學(xué)說發(fā)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一面，把慎到的“勢”、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shù)”結(jié)合起來，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君主專制理論。他著作極豐，先后寫出了《孤憤》、《五蠹》、《說難》等文著。這些著作，本是因他看到韓國太過軟弱，上書獻策而不被用，感到失望和怨怒而發(fā)憤著述的，韓國君主未加重視，誰知傳到秦國后，秦王竟是見而驚呼，大喊：“我若是能見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無憾。”韓國對人才的輕侮和秦國對人才的重視，真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后來秦國攻打韓國，形勢危急，韓王不得不起用韓非，讓他出使秦國。就這樣，韓非來到了秦國。
李斯明白，不論是學(xué)術(shù)能力還是政治、外交能力，自己都遠不如韓非。現(xiàn)在秦王把他留下，是否重用，還未決定，不過一旦重用，自己就永世不得出頭。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祿，他必須首先除掉韓非。他對秦王說：“韓非是韓王的親族，大王現(xiàn)攻打韓國，韓非自然不會同意，愛韓不愛秦，這是人之常情。”秦王說：“既然不能用，那就放走吧！”李斯的目的是要趕盡殺絕，于是又對秦王說：“如果放他回韓國，他定會為韓出謀劃策，對秦國十分不利。不如就趁他羽翼未成之時將他殺掉。”秦王聽信了李斯的話，李斯就送給韓非毒藥，令他自盡。韓非深知李斯的為人，就飲毒自殺了。李斯從此沒有了對手，就更加放膽大干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全兼并了六國，使中國在經(jīng)歷了長期分裂割據(jù)的局面以后復(fù)歸于統(tǒng)一。統(tǒng)一之后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管理這個大一統(tǒng)的國家。丞相王綰首先提出，全國地方太大，難以管理，應(yīng)像周代那樣，分封諸子，裂土而治。在召集群臣討論這件事時，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上書說：“殷、周所以能有千年的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把天下分封給了子弟和功臣�，F(xiàn)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沒有封地，同于百姓，萬一發(fā)生了像齊國的田常、晉國的六卿那樣的叛亂，又有誰來相救呢？凡是不以古為師而能長久的，從來沒有聽說過。”唯有李斯堅持置郡設(shè)縣，遣官治理。他認為，天下之所以戰(zhàn)亂頻仍，全在于周朝分封以來，諸侯各自為政，相互仇視，周天子也無力制止。如今天下一統(tǒng)，如果再立許多國家，等于再次分裂，不利于中央集權(quán)管理。
出于對當(dāng)時情況的考慮，也出于個人生活經(jīng)歷，秦始皇接納了李斯的建議把全國分為三十六郡，郡下置縣。李斯為中國封建社會建立成熟的統(tǒng)治形式，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淳于越堅持實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給李斯處理。而李斯審查的結(jié)果，卻是非常奇怪：認為淳于越泥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狀全是由于讀書，尤其是讀古書的緣故，竟建議秦始皇下令焚書。
按照李斯的規(guī)定，凡秦記以外的史書，凡是博士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等都要統(tǒng)統(tǒng)燒掉，只準留下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談?wù)撛姇�，就在鬧市區(qū)處死，并暴尸街頭；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處死；官吏知道而不檢舉者，與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燒書者，面上刺字，并征發(fā)修筑長城。毫無疑問這是對中國文化的一次大摧殘。
在焚書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對書生進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將咸陽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即為“坑儒”事件。
“焚書坑儒”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僅給中國文化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也是對人類文明的一次極大的污辱，是對人的尊嚴的殘暴踐踏。這個事件，固然與秦始皇的暴政主張分不開，但李斯的借題發(fā)揮乃至無中生有也確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今天看來，李斯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極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為了從精神到物質(zhì)上徹底消滅自己的競爭對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秦卻步，李斯也就可以獨行秦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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