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節(jié) 明代的搶鹽風波之重新認識鹽：被鹽商打破的權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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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愛才不愛德
鹽看似普通，其實是一種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在歷史上甚至影響到國家的興衰存亡。明朝名臣龐尚鵬就是因為得罪了鹽商而被罷了官。不過機會再次降臨到他頭上，萬歷四年（1576年）龐尚鵬被重新起用，任福建巡撫。這在許多人看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簡單。
這一年，張居正得了一場大病，一方面原因是權力斗爭愈來愈嚴酷，一方面原因是一條鞭法在實行過程中因為用人不當出現(xiàn)了不少問題。為此，張居正憂心忡忡。有人舉薦一位德才兼?zhèn)涞拇蟪箭嬌轩i前往江南再推一條鞭法，張居正聞聽連連搖頭：此人我是知道的，是位能臣，但我決不用他。
“為何？”來人非常詫異。“我用的人必須要有才。”“龐尚鵬就非常有才呀，我給您介紹一下這個人。”
嘉靖年間，廣東南海人龐尚鵬奉旨巡按河南，他可是嘉靖年間著名的廉直官員。河南的一些貪官一聽龐尚鵬來了，不是稱病就是辭職，或者是趕緊請求外派。巡撫蔡汝楠一看，傻了。這可咋工作呀！龐尚鵬一看，微微一笑：“蔡大人，人們常說兵不在多而在精，官員也不再多而在能干！只要你我同心，和其他同僚合作自然不會耽誤工作！”蔡汝楠一聽連連點頭：“對呀對呀，你我定會好好合作。”
一年后，雙方合作甚歡。對于河南的工作嘉靖皇帝也非常滿意�？删驮谶@時，河南忽然發(fā)生水災，百姓流離失所、困苦不堪。巡撫蔡汝楠眼見此情此景，卻打起了自己的小盤算。如果這個時候告訴皇上河南遭災了而且損失慘重，很有可能皇上之前對河南的好印象就都沒了。
為此，蔡汝楠決定獻白鹿告知天降神鹿于河南，河南黎民生活富足、安居樂業(yè)。龐尚鵬一聽，雙目緊緊地盯著巡撫：蔡大人，天災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減少損失，盡快恢復百姓的正常生活。不能為了自己的官帽而去造假，敬獻白鹿騙皇上高興。同僚們?yōu)榱烁髯缘睦嬉埠芸赡懿粫掖┠悖銙行淖詥栆幌�，這樣對得起百姓嗎？
蔡汝楠聞聽，面露慚愧。龐尚鵬這樣做令河南官員為之敬佩。到后來，龐尚鵬被任命為浙江巡按，在七年里他眼見地方官吏魚肉百姓，特別是在稅收方面，利用國家漏洞偷稅漏稅，為此龐尚鵬首先將他們一個個地法辦。其次，針對賦役名目繁多、負擔不公、偷稅漏稅現(xiàn)象，先后推行了里甲均平法、十段錦法、一條鞭法（龐尚鵬是第一個在全省推行一條鞭法的封疆大吏），逐步將人丁收稅改為按田地收稅，因為效果顯著，南方的其他地區(qū)紛紛效仿。因此，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之前，南方許多省份已經(jīng)施行多年。
“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張居正說著，看著來人，“但我有不能用他的理由。”“什么理由？”“他不是我的人，而且不聽話！”“哦。”來人沉吟良久，“我知道了。唉，既然您不能容他，那我也不好說了。那您休息，我回去了！”來人說完起身告辭。出了張府，來人冷笑一聲：“張居正呀張居正，你雖為能臣良相，但權力之心過重。不論忠奸善惡，唯馬首是瞻者可得榮華，你這樣做，你的政策能推行得長遠嗎！你樹敵太多，龐公才德兼?zhèn)淠悴挥弥�，那天下必有人對此不服�?rdquo;
張居正之所以拒絕龐尚鵬入閣，根本原因是權力之爭。其重要原因則在于張居正改革集團內(nèi)部的核心成員，如王崇古、張四維等人就出身于鹽商家族，鹽商憑借雄厚的財力影響著政局。龐尚鵬得罪了鹽商也就意味著得罪了張氏集團。明政府的鹽業(yè)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鹽商勢力的增長。
因為食鹽屬于生活必需品，產(chǎn)鹽地和售鹽地之間的差價極大，使得販賣私鹽自西漢開始非常盛行。西漢對販私鹽者砍掉左腳趾，以后處罰越來越嚴，東漢末年起凡是販私鹽者無論多少皆是死刑。歷朝歷代對販私鹽的處罰輕重，多是根據(jù)販鹽量的多少而定，但以斤論死刑則成為主流。
可以說歷朝歷代對于鹽非�？粗�，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決定了政治、經(jīng)濟的走向，更影響了政局的發(fā)展。如果不是因為鹽，明萬歷初期的政壇上張居正很可能不會“一股獨大”。
張居正拒絕重用龐尚鵬后沒有幾年，龐尚鵬便去世了。之前，龐尚鵬被張居正貶職在家，原因就是在著名的“張居正違制”的政治斗爭中，他站在了大部分朝臣一邊得罪了張居正。在此之前，龐尚鵬還有一次被貶，被貶的原因就是鹽。
龐尚鵬比張居正更早地推行了一條鞭法，對其中的利弊有著更深的認識。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是在全國層面上進行的，并沒有具體執(zhí)行的經(jīng)驗，對于一條鞭法的優(yōu)缺點體味并不深刻。正是這種不足，使得他過分地看重此法，對反對者正確的意見并沒有認真吸取，造成流民在更大范圍內(nèi)出現(xiàn)，最終明朝亡于流民之手。
朱元璋對鹽非常重視。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朱元璋就在被剿滅的張士誠的地盤設立了兩淮都轉(zhuǎn)運鹽使司。鹽的生產(chǎn)由灶戶負責，進入“灶籍”。洪武時期灶戶大概有9.2150萬戶，灶丁27.0843萬人；弘治時期灶戶為12.0244萬戶，灶丁35.1981萬人；嘉靖萬歷時期灶戶為8.2502萬戶，灶丁41.3051萬人。按照明代一個灶丁，三個幫貼推算，洪武時期專門從事煎鹽的人達百萬以上。
與鹽戶相關的柴夫、馬夫、割草夫、運水夫、其他相關材料的供給者、運輸者，以及洪武時期官方主管的大鹽和豫晉兩省的小鹽相關從業(yè)者可達200萬人以上，如果算上硝鹽、軍鹽的從業(yè)者，這個數(shù)字還會再增加百萬。
在封建社會，給政府做工是件苦差事，國家可以以各種理由剝奪你應有的權利，所以，灶戶的社會地位比較低，逃亡者在朱元璋時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杖打八十。假如灶戶出身的人真的當了官，為了免去賤民的尷尬，買地買田假冒“民籍”，被發(fā)現(xiàn)后，官也當不成了，發(fā)回原籍重新當灶戶。
明初，鹽的生產(chǎn)組織是以“戶”為單位的，隨著時間的發(fā)展，由于生育率、體格等原因（一丁辦鹽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辦鹽三十引者），灶戶出現(xiàn)了較大的貧富分化，為了增加鹽稅收入附帶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兩淮鹽場開始按“丁”征稅，隨后推廣到全國。朱元璋的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并對日后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都有借鑒意義。
鹽自古就是重要的經(jīng)濟物資。商周時期鹽業(yè)實行自由經(jīng)營，自秦漢開始官方壟斷鹽業(yè)。唐代中后期，劉晏對鹽法進行了改革，商人可以到鹽場購買食鹽進行售賣。分界銷售出現(xiàn)自劉晏時期，引制開始于宋代。鹽引就是政府發(fā)給行銷鹽的商人繳納過路費的憑證。引的作用是區(qū)別鹽的售價以及賣鹽的地界。宋代的鹽引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因此，并未實行專賣制度。到了明代，開始實行專商引岸制，即指定商人將鹽運到指定的銷售地點。
朱元璋又實行“開中制”，商家負責運糧到邊關，政府則給鹽引，商人拿著鹽引到產(chǎn)鹽區(qū)取食鹽，之后到指定地區(qū)銷售。實行過程中，以自愿為主，政府不用行政命令強迫，考慮商人利益也較為全面，兼顧了糧食的生產(chǎn)、收購、運輸、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費，以及人工費用等。
然而，軍糧儲運地點在北部、西北、西南等邊關重鎮(zhèn)，而支取食鹽的地方卻在東部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qū)。為此，商人要想獲得利潤就需要付出極大的金錢成本、時間成本，以及冒其他不可預知的各類風險，如人身安全和損害健康等。
鹽商獲取利潤的關鍵，是每引可兌換的糧食和財政補貼。假如每引的鹽無論是淮鹽還是浙鹽都是200斤，根據(jù)距離的遠近兌換的糧食數(shù)量肯定會不同。例如淮鹽，如果運到臨濠府府倉則可以兌換5石米，運到通州是2石米。浙鹽運到大同、太原、通州可兌換的糧食就分別為0.8石、1石、4石、1.8石。理由很簡單，在距離上浙鹽產(chǎn)區(qū)相對北方更近一些。
鹽引運糧的出現(xiàn)主要是為了邊關糧食供給。它彌補了明初軍事墾田與墾田收入之間的時間差。但因明初朱元璋父子對于軍田的重視，以及軍田的大規(guī)模開發(fā)，“開中法”在軍糧上的比重不高，否則，朱元璋也不會說出不費民間一粒米的自夸之詞。
所以，在朱元璋時代鹽引發(fā)放并不多，有的年份一例都沒有，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四例。
但其后隨著軍田荒廢并被文武官員、太監(jiān)、皇室、官商家族等大規(guī)模兼并，軍田已經(jīng)難以供給邊關。為此，鹽引的發(fā)放越來越多，鹽引運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其后鹽商分化為邊商和內(nèi)商。邊商（以陜商、老晉商為主）交錢得到鹽引，內(nèi)商（以徽商、晉商為主）則負責看守鹽場和取鹽。因此，邊商和內(nèi)商都開始在九邊、產(chǎn)鹽區(qū)（如揚州、杭州等）附近定居。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葉淇變革鹽法，實行了“折色開中”，商人可以不再運輸糧食，只需繳納銀兩就可以得到鹽引。其后一條鞭法實行，國家又開始實行了賦役代銀、邊餉銀制等制度，最終促使陜商、晉商和徽商等商幫的興起與沒落。
在國家層面，鹽更到了影響國家財政稅收的地步，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直接關系到政府對于各項事務的財政支出。萬歷年間的戶部尚書李汝華統(tǒng)計：國家稅收400萬兩，其中鹽稅占一半，兩淮68萬兩，長蘆18萬兩，山東8萬兩，兩浙15萬兩，福建2萬兩，廣東2萬兩，云南3.8萬兩。如果加上不進入專門儲存白銀的太倉庫的河南12萬兩，以及川陜等地的鹽稅的話，全國鹽稅達240多萬兩。
鹽的重要性還在于高額的利潤，其利潤率可以達到200％以上。正是這一原因，明中后期發(fā)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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