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靠譜科學家牛頓的不靠譜貨幣政策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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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威廉•朗茲的9條建議，當時的大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約翰•洛克認為白銀數(shù)量才是市場貿(mào)易中起作用的關(guān)鍵，而非硬幣的面值，無 論將硬幣法定面值規(guī)定成什么樣，都無法改變流通中不足的缺陷。這是約翰•洛克長期以來堅持的觀點，他在1691年就已經(jīng)為此作出過相應發(fā)言：“不管你說這 塊硬幣值12便士、15便士、60便士或是75便士，或者將其稱之為克朗或達克特，它都不可能買到比從前更多的牛奶、鹽或面包，因而也就不可能引誘人們將 白銀送去鑄幣廠——因為金銀不能拿來了就放在那里。而我們的貿(mào)易收支平衡則要求所有金銀都得再出口，同時還要從原來的庫存中提取更多的白銀以應付海外的貿(mào) 易繼續(xù)下去”。
就在威廉•朗茲與約翰•洛克爭執(zhí)不休之際，艾薩克•牛頓登上了這個擂臺，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當時的牛頓還未上任鑄幣廠廠長一職，但他對鑄幣有一定的監(jiān) 督權(quán)。事實上牛頓在我們所熟悉的經(jīng)典力學的范疇之外，還對貨幣制度起到過很大的影響。美國作家J.伯恩斯坦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指責牛頓“胸襟狹窄而兇暴，好 發(fā)狂怒……比起物理學，他至少用同樣多或更多的時間花費在煉金術(shù)和《圣經(jīng)》編年史上。”
當時牛頓提出的主張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4點：
1.由議會立法強行規(guī)定一克朗硬幣的價值與一盎司白銀價值相等；
2.改變硬幣的法定面值比改變白銀價值更合理；“也就是說是將一克朗硬幣的價值增加到一盎司白銀的價值（6先令3便士），而不是相反將一盎司白銀價值減少到一克朗的價值”；
3.最大限度降低重鑄貨幣的成本；
4.應當維持英格蘭和其他國家的金銀兌換率相同，以免套利行為沖擊國家貨幣體系。
在上述前三條建議中你會發(fā)現(xiàn)牛頓在處理貨幣的問題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既贊同威廉•朗茲提出的貶值建議，卻又無法繞開約翰•洛克所提出的“白銀為 王”的理論，因為他骨子里堅持的是銀本位，但白銀的流失與黃金大行其道的現(xiàn)世狀況令他無法回避。最終這場爭論應該算是以威廉•朗茲的勝出而宣告結(jié)束，但解 決貨幣問題的方法真就如此簡單嗎？
事實上在往后的日子里，真正令統(tǒng)治層感到頭痛的是匯率的問題。牛頓在1696年針對金銀兌換率提出過一些看法：
“如果黃金在國內(nèi)比在國外更有價值，那么白銀及其鑄幣將被出口到國外并從那里買回黃金；然而，如果白銀及銀幣的價值增加得太多，同時又不成比例地增加黃金的價值，那么就會出現(xiàn)相反的情況。”
國際兌換率之間存在的差異使金銀及其鑄幣的動蕩起伏難以得到平息。無論是大爭論也好，或是英國政府之后的各種舉措也罷，在狹義上講都只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白銀與銀幣的價值不對稱。
威廉•朗茲的勝利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并非完全由于其理論對貨幣體系產(chǎn)生的良性影響，相信更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這種理論符合了統(tǒng)治層貪婪的本性。他和牛 頓的理論加起來就是：讓硬幣變得更輕，但價值卻被強力規(guī)定為較過去更高。這樣一來，政府由于戰(zhàn)爭等各方面因素所造成的赤字都能夠得到極大緩沖，最終吃虧的 是債權(quán)人而非債務人，而約翰•洛克當時所代表的一般財團及商會多數(shù)歸于債權(quán)人一列，這就使這場爭論的實際意義大打折扣。
從實際意義的角度觀察，以約翰•洛克、威廉•朗茲以及艾薩克•牛頓三人為代表的貨幣大討論并未推動金本位制的建立，他們所提出的各種理論無外乎是頭痛 醫(yī)頭、腳痛醫(yī)腳，不解決根本問題。依當時的貨幣體系來看，如果不觸及到貨幣弊端的根本，則無論什么樣的理論或舉措都無法解決核心的問題。
當時的貨幣貿(mào)易體系在技術(shù)上可以說是以下四項比率的隨機組合：
1.國內(nèi)金銀比價；
2.國內(nèi)金銀及其鑄幣比價；
3.國際金銀比價；
4.國際金銀及其鑄幣比價。
即使放在今天，這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數(shù)字游戲，在這個游戲里，存在著最基本的三個不確定因素：
1.金銀產(chǎn)量的不確定；
2.金銀鑄幣磨損量的不確定；
3.鑄幣成本的不確定。
由于“三個不確定”導致“四項比率”起伏動蕩，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種跌宕起伏都會從中形成投機空間，對貨幣與貿(mào)易的影響取決于這個空間的大小和渠道的 開放程度。如此一來，無論是威廉•朗茲的貶值論，還是約翰•洛克的白銀貿(mào)易論，其功效都顯得很一般，甚至有些蚍蜉撼大樹的荒謬感。因為無論你做出怎樣的改 革方案，都至多只能夠維持“四項比率”中的第2項及“三個不確定”中的第3項，況且這種維持并不具備持久性，一旦其中那些你無法掌控的因素出現(xiàn)微小的變 化，那么投機浪潮就會立刻興起，隨之某一種貨幣的信用就會受到打擊。假如是本位幣的信用出現(xiàn)下降，那么擠兌現(xiàn)象就會出現(xiàn)，政府就會再次站在改革的十字路 口，躊躇而抑郁。
表2-2-11558年至1649年，年均鑄幣發(fā)行量（單位：英鎊）
時期 白銀 黃金
1558－1649年 171961 86299
1649－1694年 83886 155853
從表2-2-1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銀幣在逐漸走下坡路，金幣正大行其道。這說明同時期白銀升值，黃金貶值，老百姓把銀幣藏在家里或是融化掉換金幣， 投機商在國際金銀及其鑄幣市場上敲著自己的如意算盤，大量白銀外流。在金屬貨幣時期，當一種貨幣被大量儲藏、融化或是被大量投入在國際貨幣兌換中套利，那 么這種貨幣就無法作為本位幣。因為由于本土投機和國際投機的難以遏制，會導致它的流通和購買力受到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不確定的，所以會出現(xiàn)一時擠兌，一 時無人問津的大起大落。如此起伏不定，國家經(jīng)濟就無法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這時貨幣改革就會自然的被推崇。
任何一種貨幣都是信用評估下的契約媒介，所以任何一次經(jīng)濟危機與貨幣革命都無外乎是社會信用道德敗壞所造成的。
1695年的大爭論事件其本身并未起到預期的效果，但它卻史無前例地讓人們看到了貨幣體系中投機行為的擴散，并為此敲響了警鐘，悲觀主義者亦會將其稱之為“敲響喪鐘”。
過去統(tǒng)治階層降低貨幣成色從而滿足自己各種貪婪的需要，其中的矛盾主體是統(tǒng)治層所扮演的拾利者和平民所扮演的失利者。由于大航海時代的開啟，重商主義 的興起，使矛盾主題發(fā)生了變化，過渡到了一個政府與投機者對立的局面。當雙方的利益產(chǎn)生沖突之后，貨幣制度的改革就會隨之啟動，在這種零和博弈的對壘下， 無論哪一方勝出，都不影響貨幣體系的惡性循環(huán)。因為無論任何一方所做出的改革提案都額外夾雜著滿足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所以當貨幣出現(xiàn)核心革命的時候，就意 味著舊貨幣及其制度已經(jīng)無法支撐經(jīng)濟體的正常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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