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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劉晏已是二十五歲的青年，可謂滿腹經(jīng)綸，胸懷壯志。這一年，唐玄宗下詔：內外官伯叔兄弟子侄中能任刺史、縣令者，有關部門可推薦。同時強調：“自今以后，三省侍郎闕，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闕，先求曾任縣令者。”是年秋天，河北、河南一帶二十四州發(fā)生水災，玄宗派御史中丞張倚到東都洛陽和河北賑災。劉晏躍躍欲試，準備離開京城長安去當“外官”。
　　
　　此時劉晏在秘書省供職已經(jīng)十六年了。十六年飽讀詩書，其眼界之開闊，心性之高，像一只籠中飛鳥，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翅膀，想到更為廣闊之地歷練一番。劉晏很清楚，治國安邦，上靠宰相輔佐，下賴州縣吏治。刺史是“治人之本”，縣令是“親民要職”。他能夠理解唐玄宗“諸刺史縣令，與朕共治，情寄尤切”的急迫心情。雖說有皇帝不斷強調“外官”的重要性，但相對于京城的安逸，更多的人特別是有些權勢的貴族子弟，更不愿意去那些邊遠之地吃苦。出任外官的，則往往是處于政治邊緣沒有勢力或犯了錯誤被懲罰貶斥才被委以刺史縣令。社會上形成一種現(xiàn)象：一旦被任命京官，則歡呼雀躍，欣喜不已；反之被放之外官，則一眼沮喪，如喪考妣。唐玄宗也看出了這一點弊端，也曾三番五次敕令內外官交流。選拔有才識的京官出任都督、刺史，同時調任政績卓著的都督、刺史到京城做官，使之“出入嘗均，永為常式”。讓宏才通識的京官去任外官，推動地方政權的治理；選調體察民情的外官充任京官，改善中央輔政更切合實際。一下一上，一出一進，京官外官互相交流，無疑對提高官員素質，推動“開元之治”有一定作用。
　　
　　劉晏做出了一個不同的選擇，上書玄宗：“不做京城內官，自薦出任外官，不求刺史，縣令一類就可。”
　　
　　天寶元年（742年），有人報，在桃林縣古函谷關掘得老子李聃當年所藏石函經(jīng)匱玉版朱書。繼而玄宗也稱，在夢中曾經(jīng)見老子真容。另外還有人從盩厔縣掘得老子玉石雕像。于是，皇帝根據(jù)臣下的建議決定改元，以開元三十年（742）為天寶元年，并將掘得靈符之桃林縣改為靈寶縣。同時為唐玄元重建新廟，香火供奉，四時祭祀。大赦天下百姓所欠租稅，諸色賦役全免，宣告天下“吳穹孚祐佑，萬方無事。六府惟修，寰字晏如”。并宣布所有官吏和平民中有文才武略的，各地推薦。京城文武官員有能任刺史者可自薦。群臣請玄宗加尊號“天寶”，成為“開元天寶圣文神武皇帝”。值得一提的是史學界公認：唐玄宗于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罷免賢相張九齡，委政口蜜腹劍的李林甫。這是“開元之治”進入晚期的標志，是唐玄宗由“明”趨于“昏”的轉折點。但是，明君趨于昏君尚有一個量變的過程，其核心是陶醉于“萬方無事”的“告成功”，居安忘危；迷戀于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事”，近奸疏賢；樂于歌功頌德，更喜于阿諛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