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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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1992年2月，柏林墻倒塌兩年后，東德守墻的衛(wèi)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審判。在柏林墻轟然倒塌前，二十七歲的他曾射殺了一位企圖翻墻而過的二十歲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從1960到1990的短短三十年間，只有空氣、飛鳥可以穿越的“隔離人民的墻”柏林墻下，先后有三百位東德欲越墻逃亡者被無情的子彈射殺，成為墻下的冤魂。
僅僅是為執(zhí)行上級的命令么？亨里奇的律師辯稱這些衛(wèi)兵的天職就是服從，罪當(dāng)不在衛(wèi)兵個人。然而法官西奧多•賽德爾卻在一種人性的高度斷然反駁：“作為警察，不執(zhí)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zhǔn)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quán)，這是你應(yīng)主動承擔(dān)的良心義務(wù)。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dāng)法律和良知沖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zhǔn)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原則。”
是啊，李鐘岳也是活在體制內(nèi)的滿清的官員，但他守住了自己的良知，他沒有把體制的命令、上司的命令當(dāng)做作惡的借口。李鐘岳知道自己放在首位的是一個人，然后才是滿清的縣令。雖然李鐘岳背負(fù)體制的重壓，但李鐘岳也有自己的選擇，以自殺來抗擊惡政，來說明良知的正當(dāng)性。李鐘岳死了，他的牌位曾被人們放到秋瑾的紀(jì)念堂配享，這是人們和歷史對他的最好認(rèn)可和公允的評價。李鐘岳也是“抬高一厘米”的人，在面對惡政時不忘抵抗與自救，是“人類良知的一剎那”，這一厘米是高于人頂?shù)囊焕迕�，是長在體制之上的一厘米，也是見證人類良知的一厘米。
你問李鐘岳比晚清的那些官吏多出些什么，我說，只多出一厘米！
而對于秋瑾來說，她比晚清的知識人多出了些什么？我說，她比女人多出了男人氣，比男人多出了英雄氣。我知道當(dāng)求仁得仁的機(jī)會到來的時候，秋瑾不能不死，無論對革命黨，還是對滿清，秋瑾必須死。我想到了魯迅先生，其實在烏篷船欸乃的紹興，在有師爺傳統(tǒng)的紹興，秋瑾的家和魯迅、徐錫麟的家只是隔了幾條胡同、幾條水。物理上的距離很近，又有著留日的背景相重疊，也可稱作同學(xué)的，但秋瑾和魯迅的性格來得卻是兩樣，一是赤裸的火的赤焰，一是包裹著冰與火的赤焰。1927年，魯迅到廣州中山大學(xué)任教，熱血的青年開歡迎會。魯迅卻兜頭潑了冷水，“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么‘戰(zhàn)士’、‘革命家’”。魯迅的思想深處，對一些空頭的名號是警惕的，無論空頭的文學(xué)家、革命家，還是所謂的戰(zhàn)士，這和秋瑾不同，“我只好咬著牙關(guān)，背了‘戰(zhàn)士’招牌走進(jìn)房里去，想到敝同鄉(xiāng)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噼噼啪啪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么？”
也許是魯迅看到過過多的死和血，看到過過多的瞞和騙，魯迅的心是悲涼的。他看出是革命黨內(nèi)部給勇于犧牲者的熱烈掌聲將秋瑾送上了烈士的刑臺，秋姑娘是被同志捧殺的，死是秋姑娘的必然。在秋瑾死去的十二年后，魯迅的《藥》再次以人血饅頭讓人記起秋瑾，但革命者的血，卻被愚弱者當(dāng)成了醫(yī)治癆病的稀奇藥引，這是怎樣一種無盡的哀良：志士們軀體里沸涌的血，被一大群鐵屋子里懵懂的人鴨子一樣引頸覬覦。若是命運(yùn)玩笑，革命者忽地不死，那群愚昧的看客的表情究竟何如？他們也許會化成豺虎，群撲上前，撕噬志士的喉嚨，渴飲那鮮血……
在魯迅的冷眼下，他看透了天上的深淵，他看透了承諾黃金國的虛妄，他知道狂熱的背后，是不盡的蒼涼。當(dāng)許廣平去游行的時候，魯迅也是極不贊成、不鼓勵做無謂的犧牲的。但是另一方面，人們都是沉默的羔羊，無疑也會使劊子手猖狂張目和放縱。
也是魯迅說過：“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陳天華雖然選擇了熱血的蹈海，讓這古老的土地上綻開了血之花，但陳天華的遺書卻是出奇地冷靜，也許冷靜的血就接通了魯迅的最內(nèi)在的心理。有大志的人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激情不一定就是過激，不一定就是蠻力。
1905年12月8日，陳天華因抗議日本頒布“清國留學(xué)生取締規(guī)則”而蹈海自殺。翌日，留學(xué)生們公推秋瑾為召集人，在留學(xué)生會館之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會上，秋瑾宣布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這個細(xì)節(jié)，原先是為一些人所避諱的，當(dāng)我在日本學(xué)者永田圭介《競雄女俠傳：秋瑾》中讀到這個細(xì)節(jié)時，我也是吃驚異常。
1905年是秋瑾在日本留學(xué)的第二年，當(dāng)時魯迅已經(jīng)在日本待了兩年。在這個時間里魯迅也經(jīng)受了幻燈片的刺激，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日本人砍頭，旁邊的看客也是中國人，魯迅的心是隱痛的。也就是在此時，留日學(xué)生遇到了一件大事，日本政府與清政府勾結(jié)，為限制留學(xué)生反清政治活動頒布了“清國留學(xué)生取締規(guī)則”（應(yīng)該注意，“取締”一語在日語中主要意為“管束”、“管理”）。規(guī)則一公布，立刻在留學(xué)生中卷起了洪波巨瀾，當(dāng)時的秋瑾再也坐不住了，熱血沸騰，櫻花的國度再也不能安靜放下一張書桌了。此時的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發(fā)表社論，更是烈火烹油，嘲笑中國人“放縱卑劣，團(tuán)結(jié)薄弱”。
一向自尊的陳天華感到自尊的傷害已經(jīng)到了臨界點，他決計以性命反駁蔑視，于是選擇投海自殺。
陳天華在《絕命書》中說，中國受列強(qiáng)之侮，因為中國自身有滅亡之理。某者之滅，乃自己欲滅。只是中國之滅亡若最少需時十年的話，則與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今日。若如此能促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嘗膽，刻苦求學(xué)以養(yǎng)實力，則國家興隆亦未可知，中國不滅亦未可知。
弱國是沒有尊嚴(yán)的，弱國的子民是沒有尊嚴(yán)的，讀到陳天華憤而投海的史實，我總是悲憤難抑。他的死，也許換取了警醒，也許只是水中蕩起的漣漪，最后歸于虛無。陳天華死了，活著的還在爭吵。去和留，拯救與逍遙，面對著糾纏如麻的留日同學(xué)，秋瑾忽地秀出了短刀，以刀擊案，怒喝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留日學(xué)生，說出那句“吃我一刀”的話。也許，你能想象曾纏足的秋瑾暴烈起來，猶如持刀挾持人質(zhì)的恐怖分子。但秋瑾拔刀的目的和最大的正義恰是消弭恐怖，革命最大的正義就是讓弱小者免于恐怖而前行。
瘦小的魯迅，顯然是不入秋瑾的襟抱的，雖然越東自古是慷慨悲歌臥薪嘗膽之地，也許她覺得魯迅們身上多的是陰柔或者是柔韌，少的是爆發(fā)是血氣的蒸騰。在晚清的年代里，秋瑾身上的男子氣概是超于一般女性的。阿倫特曾說“紅色羅莎”盧森堡身上散發(fā)著一種“男子氣概”（manliness），在歷史的進(jìn)程中是空前絕后的。但我想阿倫特不知道秋瑾，如果她知道秋瑾會改變自己的看法的。我想僅有男子氣概也可能只是粗野的強(qiáng)蠻的專橫的，盧森堡說：“我這個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還要柔弱。”正由于有了柔弱的人性做底子，有人道主義做質(zhì)地，革命的刀與火才是可為人間所接受的。其實秋瑾身上何嘗沒有柔弱，正因為她不忍看到故國那些弱小者的涕淚而走向了俠義，走向了拯救，走向了血與火。
法國詩人雨果有一首贊頌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詩人米歇爾的詩，題目是《比男人還偉大》。面對秋瑾這樣的有奇行的女性，我們除了沿用詩人雨果的話，還能有什么更恰切的詞語去描寫么？“比男人還偉大”！秋瑾自己也說“英雄也有雌”！我知道在1903年的中秋節(jié)，王廷鈞叫秋瑾準(zhǔn)備晚宴要請客吃飯，誰知他自己卻在晚宴前被人拉走去吃酒了。中秋之夜，秋瑾獨自一人面對一桌酒菜，天上一輪明月，只有對影成三人，于是，她換上男裝，帶一個仆人，毅然到一個戲園去看戲。這是秋瑾第一次著男裝。待看罷戲回家，時間已過午夜。正巧王廷鈞也剛剛吃完酒回來，當(dāng)他得知秋瑾身著男裝去戲園看戲，不禁勃然大怒，竟然動手打了秋瑾。秋瑾自小是學(xué)過武的，真要動起手來，王廷鈞怕不是對手。秋瑾采取的是冷眼看著這狂怒的男人。
拳腳侮辱、所謂的家法和夫權(quán)，已使這位比男人偉大的女子忍無可忍，如娜拉一樣走出家門。于是在朋友吳芝瑛紗帽胡同的宅第里，就誕生了和岳武穆相媲美的《滿江紅》詞章：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jié)。為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fēng)味徒思浙�？鄬z，強(qiáng)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算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dāng)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
在這平平仄仄的文字里，我們看到了秋瑾的雄強(qiáng)和反抗與不平。只因你是女性，所以你格外不幸。秋瑾在致大哥秋譽(yù)章的信中曾幾次提到自己在夫家的位置和境遇，“直奴仆不如”。尊嚴(yán)無論男女，平等無論男女，或者說人性是秋瑾內(nèi)心的支撐，她看到了、遭受了來自各方面慘不忍睹的暴力和人性的扭曲，但她采取了抵抗，對傳統(tǒng)，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絕的抵抗，無論傳統(tǒng)的夫權(quán)還是滿清的統(tǒng)治。她在信中有“以國士待我，以國士報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報之”的文辭，面對著奴役，縱然是夫妻間，秋瑾也是采取了不茍且。俗語說的“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雖然是口上的常談，但內(nèi)在的精神還在熠熠閃光。傳統(tǒng)，縱然是千年，只要是虛偽和不道德，只要是不把人當(dāng)做人，縱然是父母、夫妻和兒女帶來的，也要舉劍奮力一擊。我相信每個人的腔子里都有一股子沸騰的血，特別是處于奴役和懷才未有彰顯的時候。而這時，如果能遇到一真心以國士待你的人，你滿腔子的血就會涌頂而出。
敏感如魯迅先生，白眼和侮辱未必少于陳天華和秋瑾，但魯迅并沒有拔劍起舞，熱血相向，而是走向了另一個更加荊棘和坎凜的路途，但這個路途難免有看客的尷尬折磨著他、提示著他。
我想魯迅先生后來的文字是洗刷自己作為看客而茍活的心理的，是秋瑾的死，是徐錫麟的悲壯，是這些鄰家的同學(xué)的血釀成了魯迅心底的苦澀文字的苦澀，也釀成了后來他的《為了忘卻的紀(jì)念》那樣金石質(zhì)地的文字。
魯迅是選擇了留下來。在留下來的人中，有秋瑾的同學(xué)王時澤。秋瑾在私下，曾和王時澤就歸與留進(jìn)行過交流。那是在秋瑾歸國行前，對“歸否”一問，王的回答是“甲午之恥未雪，又訂辛丑和約。我們來到這里，原為忍辱求學(xué)……不必憤激于一時”。
秋瑾不再說話，幾天后即束裝就道，歸國而去。
歸國后的秋瑾擬了一封《致王時澤書》，以文字和理性表明了自己的立身處世志向，信文雖不長，卻見毅然和斷然，大英雄做即做矣，何須纏綿？
吾與君志相若也，而今則君與予異。何始同而終相背乎？雖然，其異也，適其所以同也。蓋君之志則在于忍辱以成其學(xué)，而吾則義不受辱以貽我祖國之羞。然諸君誠能忍辱以成其學(xué)者，則辱也甚暫，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負(fù)氣，不能如君等所為，然吾甚望諸君之毋忘國恥也。吾歸國后，亦當(dāng)盡力籌劃，以期光復(fù)舊物，與君相見于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茍留此未死之余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于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復(fù)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于謀光復(fù)者，則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藎、史堅如、吳越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與諸君交勉之。
走，有走的依據(jù)，秋瑾的信坦直地傾泄出自己走的理由、歸的目的。大義在肩，她不能不走，再就是作為女子的一份尊榮，她要維護(hù)一個女子的尊嚴(yán)。
其實我看重的是信中的這兩句話：君我之異，雖表面為負(fù)氣，內(nèi)里卻有大義存焉，一己的長遠(yuǎn)之學(xué)業(yè)與一國的眼前之榮辱，秋瑾無法作長遠(yuǎn)的利益之選，她的熱血無法潑灑到窗明幾凈的學(xué)問里去，她必須和這些學(xué)問中人畫下一道鴻溝，一道楚河漢界，一邊是井水，一邊是河水。“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這句話，如果對比正月間與徐自華在西湖邊的對答，已經(jīng)是一決絕一輕松。此時的秋瑾已經(jīng)歷了許多血和死，9月吳樾彈炸五大臣血殉燕市，12月陳天華的高歌蹈海，我們讀到的是秋瑾的救世的熱腸：“如許傷心家國恨，那堪客里度春風(fēng)？”
此時的秋瑾正如一把寶劍或者是一把短鐵，十年磨成的一劍，還未曾試過如霜的鋒芒呢，這劍與刀開始躍躍欲試地鳴叫，在墻壁，在匣中，也在秋瑾的靴筒里。但這刀從靴筒里抽出了，出鞘的刀怎能回返？秋瑾的這一幕，也是魯迅目睹的一幕——刀插講臺上。我想也許正是此景此情在十年后的發(fā)酵，才有了魯迅的《鑄劍》里的熱血的文字，那不是冷冰的文字，是叫人熱血沸騰的血和號叫，是秋瑾遙遠(yuǎn)的回響。
秋瑾被砍頭梟首的血，也濺到了李鐘岳的良知里。讓我們還原賦閑的李鐘岳。他整日整夜地念叨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這句話，獨自一人，有時就將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fēng)秋雨愁煞人”展出來“注視默誦”，這時隨默誦而下的是縱橫溝壑的老淚。這樣的場景一日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秋瑾的血成了威壓，李鐘岳在良心的自責(zé)下，覺得秋瑾死在自己的任內(nèi)，是自己的恥辱，最后他的投繯解脫離秋瑾被害尚不到百天。“身后蕭條，幾不能棺殮。”
一個縣官，其清也如此，其窮也如此，似水似冰，環(huán)視當(dāng)時的中國，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有人格底線的縣令，是個有恥感的縣令，他的投繯，一是愧對秋瑾，再是對滿清之絕望使然。作為一個山東人，李鐘岳是受孔孟濡染較深的，從骨髓到肌膚，他有自己的恥辱感和人格底線，死就死了，不愿受辱于官場，但他卻贏得了歷史的榮耀。
對比李鐘岳，那些在晚清官場奔競，沒有底線是非，以皇家的是非為是非的人，卻被釘在恥辱柱上。
殺害秋瑾、為大清王朝撲滅星火的功臣張曾揚(yáng)，非但出人意料地未能加官晉爵，反而無法在浙江巡撫的現(xiàn)職安身，改任江蘇，也被當(dāng)?shù)丶澝窬艹�。遷就民意的清廷萬般無奈，只好再發(fā)上諭，將張氏轉(zhuǎn)調(diào)山西。其離杭起程時，自知民間結(jié)怨已深，恐有風(fēng)潮，故乘火車赴埠。及由八旗會館至清泰門外車站，有軍隊擁護(hù)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燒錠帛、倒糞道中者，均罵聲不絕”。
秋瑾被殺后，當(dāng)時的輿論界是有道德感是非感的，他們并沒有找一個替罪狼——晚清政府——放水，而是對張曾揚(yáng)、貴福們進(jìn)行口誅筆伐的追討，不依不饒將二人永遠(yuǎn)涂抹在歷史的汗青上。我想到以色列人，也沒有簡單地為所有的屠猶罪行找一個替罪狼——希特勒——而偃旗息鼓，而是對證據(jù)確鑿的納粹兇犯一個也不放過，哪怕只是對一個下級官兵也窮追不舍。
我想到了張志新和林昭，那些手上沾滿這些女性鮮血的人，有幾個懷著自責(zé)而自殺？
秋瑾的死和血，硌痛了一些有良知的人，她激怒了這民族久已蟄伏的那良知，一個女人的死使一個民族的男子羞愧，秋瑾讓麻木驚醒，給踉蹌以力氣，給無情以熱血，給鐵石以惻隱，為冥作光，為旱作潤，為良知作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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