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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人的禮教”，這句話深深地銘刻在接受過一定程度教育的幾代中國人的心靈，并支配著他們對儒家的認識。
　　
　　這個詞起碼出現(xiàn)、流行于新文化運動中。1919年11月1日，四川文人吳虞在《新青年》第6卷第6號上發(fā)表《吃人與禮教》一文，高調(diào)提出這樣的觀點：“我們?nèi)缃駪?yīng)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這篇文章在“吃人”和“禮教”之間畫上等號，而新文化運動領(lǐng)袖胡適之先生盛贊吳虞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氏之論斷不脛而走。
　　
　　此后，一撥又一撥人把一盆又一盆臟水潑到禮教之上：追求進步和個性解放的青年們爭做沖破封建禮教的英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諸多小說以此為主題；民法的立法者們致力于破壞禮教；五十年代以來的社會政治運動總以禮教為攻擊對象。近百年來，禮教持續(xù)地被妖魔化，變成一個無人不曉的貶義詞。流風(fēng)所及，今日知識分子提到禮教，仍不假思索地作痛心疾首狀。
　　
　　然而，“禮”究竟是什么？“教”又是什么？“禮教”究竟是什么？禮教在社會治理中究竟發(fā)揮著什么功能？禮教是否真的如文人控訴的那樣嚴厲束縛人性？破除了禮教，人們是否就可以獲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