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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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了梁襄王一面，孟子出來后就輕蔑地說：“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于是決計離魏而去。
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天下之大，究竟何處是我家？
七
從齊國出走四年后，他再次聽到來自齊國的召喚。
歸來吧，歸來喲，浪跡天涯的大師……呼喚聲聲，聲聲入耳。
就像一個一氣之下憤而離婚的女子，當她獨守閨怨，以棄婦身份與更多不堪的垃圾男人見過，并冷靜思考之后，會漸漸想起起初的那個男人的種種好來，于是就有了復婚的念頭。
這當然是個拙劣的比喻。公元前三一九年，齊宣王即位，執(zhí)政后他辦的第一件事便是振興弛廢已久的稷下學宮，禮聘天下學士。一時間，八方輻輳，應者云集，從各國而來的學者千數(shù)百人，盛極一時。
孟子拖著疲憊的身軀，再次回到闊別已久的臨淄。這次，齊宣王給予了孟子前所未有的禮遇，任命他為無職事也無言責的卿大夫。
齊宣王向孟子詢問齊桓公、晉文公如何稱霸之事，孟子卻避而不談，扭轉話題，大談他的仁政主張，提出了“制民之產”、“恒產恒心”、“不征不稅”等為政策略，強調“保民而王”、“樂民之樂，憂民之優(yōu)”。
在孟子心中，只有仁政是普天之道，而王霸之說、刑名之論、取勝之術、利益之論等等都是違背王政的邪說。“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xiāng)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zhàn)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xiāng)道，不志于仁，而求為之強戰(zhàn)，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下》）
秦用商鞅進行變法，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zhàn)勝弱敵；齊用孫臏、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蘇秦、張儀縱橫天下，天下無不以攻伐為賢，而孟子反對上述這些人的思想觀點、政治措施和軍事行動。在孟子的心目中，他們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豪杰和大丈夫，而是十惡不赦的罪人。這些人越顯赫，越榮耀，越需要自己挺身而出，與之抗衡，拯救處于水深火熱中的天下萬民。他堅信，哪怕只有一個圣君明王能接受他的“仁政”思想，整個天下便可運于掌握之中，人民便會安居樂業(yè)。
但齊宣王還是沒有采納孟子的主張，這使孟子再次產生離開的念頭。雖然齊宣王帶著極大的尊敬挽留這位文化老人，并開出條件：“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yǎng)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但孟子對此輕蔑一笑。他不需要這個，他需要的是實現(xiàn)自己理想抱負的王道樂土。
破鏡難以重圓，有裂痕的婚姻靠乳膠粘不住。
他再次啟程。公元前三一二年，他落落寡歡地離開了齊國，決定回到故鄉(xiāng)，狐死首丘。離開齊國邊邑晝城后，他仰天悲嘆：“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在外飄零了三十五個春秋的孟子，回到了故鄉(xiāng)。如同晚年歸魯?shù)目鬃�，此時的孟子已經清楚知道，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會被任何諸侯采用，于是蟄伏書齋，不復出游。“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上》）這個“以身殉道”，對垂暮之年的孟子而言，就是邊進行學術整理工作，為往圣繼絕學，述孔子之意，邊開館授徒，闡述其思想學說。
在這里，他找到了人生最后的一份快樂。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盡心上》）此時，耄耋之年的他已絕無可能再有父母俱存的快樂，但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他已經做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也已經實現(xiàn)，他該掀須一笑了。
帶著他“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的獨有快樂，這個智慧的老人于公元前三〇五年與世長辭。
八
孟子的學說體系建立在性善之上，他認為善是人的基本自覺。
這種自覺表現(xiàn)在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及是非之心四端。道德價值的自覺與生俱來，即人心本善。人之所以不善，是受私欲蒙蔽。因此，人應放棄私利，建立良好的個人道德觀。
由此，人必須靠自我修養(yǎng)及發(fā)揮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擴充存于自家內心的善端，通過“盡性”，培養(yǎng)浩然之氣，使人成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主張須先有仁心，然后方有仁政。而仁政的具體表現(xiàn)，就是實行王道，為民制產，反對霸力。
他認為現(xiàn)實世界是道德的世界，道德根源背后的標準是天，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若君主無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從中可以看出，分別凸現(xiàn)在孟子學術思想體系和人格精神稟賦之中的兩個字眼：一是貴民，一是傲岸。
這兩項特質，幾乎在他一生的行為與言語中俯拾即是。
他努力要成就一種具有狂者胸次的大丈夫人格，以天下為己任，肩負道義，堅定不移。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是他一句驚世駭俗的政治宣言。
與齊宣王討論“湯放桀，武王伐紂”時，齊宣王問：“臣弒其君，可乎？”孟子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地慷慨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把不仁不義、殘害百姓的商王紂稱為一夫，稱周武王推翻商紂王，并非犯上作亂的弒君行為，而是為民除害。
齊宣王問卿時，孟子更是石破天驚地說貴戚之卿是：“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齊宣王聞之，立刻“勃然變乎色”。
在齊是否伐燕問題上，生氣的孟子甚至在得知齊宣王準備召見自己時，故意稱病不朝。第二天出門吊東郭氏時，齊王派人來問病，孟仲子派人半路上阻攔孟子，勸他去見見齊王。傲岸的孟子不但不去，干脆不回家，躲到景丑家留宿。景丑也指責他，君臣之間應該主敬，我怎么只見齊王敬你，不見你敬齊王呢？
孟子的回答是，齊國沒有一個人向齊王講仁義，不是因為仁義不好，是他們認為不值得與齊王談，這是對齊王最大的不敬。我卻進獻堯舜之道，所以在齊國沒有人能像我這樣尊敬齊王了。
但是，齊王有富貴，我有仁；齊王有爵位，我有義。天下最尊貴的東西有三種：一是爵位，二是年齒，三是德行。齊王怎么可以因為他有爵位和富貴，就輕慢有年齒和德行的我呢？于是他提出：“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而自己，就是不應召的人。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還有，他罵梁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罵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甚至炮轟一切，指責春秋五霸及當今諸侯、大夫：“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當學生景春認為，公孫衍、張儀這樣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的人應該是大丈夫，孟子厲聲反駁說：“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他甚至當面向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這是殺傷力多么大的一句話！
隔了足足有一千七百年之久，到明朝洪武五年，朱元璋閑覽《孟子》時，在《離婁》中讀到了它，朱皇帝立刻怒不可遏，惡狠狠地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當天就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不得配享孔子。
公元一三九四年，朱元璋又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對《孟子》進行刪節(jié)，將孟子重民輕君的大不敬之處刪掉八十五條，編就了一本刪節(jié)版的《孟子節(jié)文》。
蔑視君權，傲視王侯，當然是孟子“貴民輕君”的思想使然，但更重要的卻是他胸中真力彌漫的浩然之氣在發(fā)力。
“萬物皆備于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自然形成一種浩蕩深渾、至大至剛、獨與天地自在精神相往來的人格。
他的生命本體中就植入了所向無敵的綿綿力道。
即便是在離齊歸鄉(xiāng)的路上，他仍無視自己年已八秩的壽考，沒有去想這已是自己向世界告別的時分。他極為自負也極為自傲地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shù)，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他用豪情滿懷、充盈天地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志士仁人。
九
一路宣揚王道，一路應駁辯難，口干舌燥的孟子，似乎自己都認為說話太多，有些喋喋不休。
他自我申辯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就是因為“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但不得不說，他是一個一流的辯論家，思采、文采、辭采、口才均屬超凡絕倫。
秉承述而不作的古風，為推行王道仁政，建構儒學道統(tǒng)，一方面用他擅長的近比遠譬向諸侯大夫或娓娓道來，或厲聲呵責；一方面用他綿密的思維、善辯的口舌，向楊、墨、農家等學說進行批判，回應各種非儒學派的質疑和責難，廓清儒學發(fā)展的障礙。
他在儒學發(fā)展史上所起的承前啟后作用，至大至偉。
韓愈說：“揚子云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圣，不得位�？昭詿o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程頤說：“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
自韓愈的道統(tǒng)論給孟子點定確切的坐標之后，孟子應有的學術形象和學術地位才得以漸漸理清。
宋神宗熙寧四年，《孟子》一書開始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
元豐七年，孟子走進孔廟，配享孔子，宋儒開始把《孟子》從子書升格為經書。
繼之，是學界中一場長達百年的貶孟與尊孟爭論。司馬光就曾著《疑孟》，認為孟子“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不是賢人，是忍人。
直到南宋時，朱熹寫就《讀余隱之尊孟辯》，撥云見日，一切非難孟子的嘵嘵之論才告停息。朱熹后來將《孟子》編錄《四書》之中，從此，孟子站在了孔子身后，《孟子》則走上了所有讀書人的案頭。
一個東方的亞里士多德，就此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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