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員，從文人墨客到巨商豪門， 從貧寒的販夫走卒到良田千頃的富人，都有一種對游俠近乎崇拜的心態(tài)。認識游俠，也就能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去了解漢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歷史。
一場耗盡元陽的長達七年的戰(zhàn)爭終于結束了。那些曾經(jīng)遍布郊野城郭中的遺骸被不斷掩埋，舊墳新墓比鄰相望，殘垣斷壁時可見及，但每一個活下來的人畢竟可以在精疲力竭后長舒一口氣了。這就是我們從現(xiàn)存漢代資料中想象的公元前202年初中國的一個景象。
這的確是中國歷史上不同尋常的一年。
這一年的二月甲午日，意滿志得的漢王劉邦在定陶汜水北岸登基稱帝。盡管血色征塵襯印著多少有些寒磣的登基典禮，但卻標志著中國歷史上大放異彩的漢王朝的誕生。
此前稍早一些日子，是一出英雄末路悲劇的落幕。悍勇剛烈卻無謀少略的西楚霸王項羽，在丘陵起伏的垓下?lián)]淚訣別愛姬，率八百余名壯士突圍，行至烏江岸邊終于沒能擺脫緊追不舍的密密麻麻的漢軍將士。一場驚心動魄的殊死拼殺后，“力拔山兮氣蓋世”的一代英雄自刎而死。項王敗亡后，華夏土地上便再也沒有人能與劉邦相抗衡了，七年內戰(zhàn)由此劃上了句號。
也是在這一年，還發(fā)生了與項羽之死和劉邦建立漢家江山有關的一個歷史事件。項羽麾下有一位名叫季布的“為氣任俠”的將軍，在楚漢相爭的年代里，他屢屢把劉邦打得狼狽不堪。項羽敗死之后，劉邦恨意猶在，他以當時最高的賞格——一千斤黃金捕捉季布，并通令天下：膽敢藏匿季布，要受“罪及三族”嚴厲懲罰�。�1］季布東躲西藏，最后決定去魯?shù)匾晃唤兄旒业膫b者家中為奴避禍。朱家一眼就看出了季布的真實身份，毫不猶豫收留了這位處境窘迫的項羽部將，讓他負責農作，并告誡其子：農活要聽此奴安排，要和他一同吃飯。隨后，朱家冒著生命危險乘車趕赴洛陽，請劉邦少時好友汝陰侯夏侯嬰為季布說項。朱家語辭懇切，其中有一句話足以打動當朝最高統(tǒng)治者：如今皇上剛剛取得天下，就以一己之私怨捕捉一個人，是不是想讓天下人都曉得皇上的心胸狹窄��？夏侯嬰把朱家的話講給劉邦，皇帝覺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赦免季布。［2］這樣，季布在朱家，度過一段時間不長的名為奴仆實為貴賓的平靜生活后，很快成為漢中央政府的一名郎中官。［3］
這個歷史事件給司馬遷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了，他不僅在《史記•季布傳》中用富有感染力的筆調，描述了這個故事的本末，還在《史記•游俠列傳》中把朱家作為漢興以來的第一位名俠加以贊揚，說朱家的行為雖然常常觸犯法律，但卻舉止仗義，行為廉潔，懂得禮讓，十分值得稱道。的確如此，與曾是季布同僚，同樣為劉邦所忌恨，先為韓信所收留，后又被韓信為保全自己而逼迫自殺的楚將鐘離昧相比，季布真是好運氣，朱家的英雄本色也更為熠熠閃光。
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一個朝代都能找到不顧己危、濟人解難的事件或傳說，但人們卻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與西漢前期同類故事的某些區(qū)別。朱家的事跡不是個別的，在當時和以后，有許多朱家式的人物不斷出現(xiàn)，他們被時人稱為“俠”或“游俠”。季布在投奔朱家之前，就曾被淮陽俠士周氏所容留。太史公對游俠溢漾于字里行間的贊頌同樣也不是偶然的，這是這一時代價值觀念和社會輿論的主流�？傊蝹b現(xiàn)象和對這一現(xiàn)象的肯定性評價，構成了西漢前期社會風貌的一曲最具時代感的雙重奏。仰慕，同情，信任，愛戴……對游俠群體的這些正面情緒，彌漫于整個社會中——從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員，從文人墨客到巨商豪門，從貧寒的販夫走卒到良田千頃的富人，都有一種對游俠近乎崇拜的心態(tài)。朱家為人排憂解難，關東（泛指函谷關以東今河南、山東、河北、山西一帶）廣大地區(qū)的人們都眼巴巴地盼望著結識他。被朱家搭救過的季布，也曾是一位“為氣任俠”的俠士，早年因此受到項羽的器重。在漢任職后，俠性不改，他的家鄉(xiāng)楚地流傳著這樣一條民謠：“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4］很快，這個謠諺便傳播到周圍地區(qū)，季布因之名動天下。季布之弟季心也與乃兄一樣喜好任俠，在關中周圍方圓幾千里有很大的號召力，人們爭著為他效盡死命。［5］上面提到的劉邦赦免季布，自然有其政治策略上的考慮，但也可能包含對朱家、季布行為的贊賞成分。［6］文、景時期，洛陽大俠劇孟不但在民間享有盛譽，而且聲聞朝廷，吳楚七國叛亂，率漢軍平叛的太尉周亞夫請到劇孟后，喜出望外道：吳、楚叛亂卻不找劇孟，我知道他們不會有大的作為了。［7］“眾庶榮其（指游俠）名跡，覬而慕之。”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游俠傳》中用短短十個字，濃縮了這個時期的世風和人情。
然而，正是這位班固十分尖銳地抨擊了他的前輩司馬遷對游俠的頌揚。在班固的眼中，游俠是一群作奸犯科、行為暴戾的亡命之徒，是維系國家綱紀禮法的死敵，是社會安定的可怕的破壞者。因此，一篇《史記•游俠列傳》乃是貶低賢人褒獎奸雄“是非頗謬于圣人”的不祥文字。［8］從表面上看，為了否定司馬遷的見解，消解其影響，班固試圖把《漢書•游俠傳》寫成一篇與《史記》的主旨和格調針鋒相對的作品，但在對游俠的重視上，班固與司馬遷卻異曲同工，或者說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這一點我們將在本書第五章討論。不過，幾乎所有的后世評論家都更看重班、馬之間的差異，他們在比照這兩部表面上看來義趣相左的作品時也難以斷定孰優(yōu)孰劣。近世國學大師章太炎曾不無困惑地寫道：“史公重視游俠，其所描寫，皆虎虎有生氣；班氏反之謂之亂世奸雄，其言實亦有理。是故《史》、《漢》之優(yōu)劣，未可輕易下斷語也。”［9］其實，無論在章氏之前，還是在其后；無論是歷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還是普通百姓，人們對游俠的看法一直錯落參差，或褒或貶，有揚有抑。這種情形表明游俠現(xiàn)象在漢代乃至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的重要性與復雜性。換句話說，認識游俠，也就能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去了解漢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歷史。
概括地說，在游俠出現(xiàn)之后，就存在著對其形象和歷史的不斷重建，存在著三種意義上的歷史想象。其一，政治性想象。這種想象多出現(xiàn)在動蕩歲月，想象者多將游俠看作具有優(yōu)秀品質的勇敢力量，因而在其所塑造出的游俠形象充滿了積極性，進而夸大游俠的作用，使游俠具有了理想主義色彩。這種想象在鼓舞人心，弘揚民族精神方面曾發(fā)揮過作用，但由于它忽視了對游俠的全面說明，很難對游俠進行準確的歷史定位。如章太炎不僅認為“天下有亟事，非俠士無足屬”，而且說游俠“當亂世則輔民，當治世則輔法”，［10］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其二，藝術化想象。這種想象多出現(xiàn)在文人筆下，想象者不僅強調了游俠仗義疏財、扶危濟難的英雄品質，且多將游俠作為身懷絕技、武勇過人的神奇人物，使游俠具有了浪漫主義色彩。從盛唐的詠俠詩，到明清的俠義小說如《水滸》、《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以至以平江不肖生、宮白羽等為代表的舊派武俠小說和以金庸、梁羽生等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走的即是這一路徑。這種想象可以造成閱讀中的愉悅，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成為成年人的童話，卻同樣不能準確地揭示游俠的發(fā)生和演變。其三，學術性的想象。這種想象把游俠放置在學理的框架中進行考察，它沒有政治性想象激發(fā)出的鼓動性，沒有藝術化想象提供的“美感”，卻最逼近游俠的真實原貌。本書立足之點在于學理分析。
在觀察漢代游俠活動之前，應該追溯這個階層的誕生。
關于游俠的產生，是一個能引起人們廣泛興趣的文化話題。據(jù)統(tǒng)計，現(xiàn)代學界關于俠的起源有七種說法，即起源于刺客、起源于戰(zhàn)國諸子、起源于民間、起源于原始氏族遺風、起源于神話原型、起源于特殊精神氣質和起源于士。［11］這些看法的依據(jù)各有側重，說服力也各有差異。
�。�1）起源于刺客說的依據(jù)是戰(zhàn)國后期，隨著游民崛起和國士失位，游民中的游士即刺客流落民間，他們自覺地吸收了儒、墨、道、縱橫諸家思想的某些成分，繼承了古代氏族遺風中互助精神，成為游俠的直接源頭。［12］
�。�2）起源于諸子說包括起源于儒家、起源于墨家和起源于縱橫家。其中，起源于儒家的依據(jù)是孔子提倡尚武精神，其后學漆雕氏之儒剛武勇直，正是游俠之祖。［13］起源于墨家的依據(jù)是，墨家兼愛和互助精神是游俠的精神，墨子鉅子之徒也就是游俠。［14］起源于縱橫家的依據(jù)是縱橫家中魯仲連為旗幟的策士，在縱橫家衰落后，退出政壇散入民間。［15］此外，有學者強調西漢前期游俠與黃老之學的關聯(lián)，其說大略謂：在漢代人看來黃老之學是“家人言”即老百姓讀的書，［16］而非社會上層的書籍，這與游俠為閭里細民正相吻合。游俠本是一種傳奇式的行動，出發(fā)點是任情適性，與儒、墨均有不同，而與道家主張有相合之處。［17］
（3）起源于民間說主張游俠的基本來源是戰(zhàn)國社會的某些群體，平民、游民或商人組成了游俠的主干。［18］
�。�4）起源于原始遺風說的依據(jù)是，原始氏族的一個重要風俗，是氏族成員勇于承擔為同族人復仇的使命，好勇輕死。這種風俗流及后世，便成為游俠產生的土壤。［19］
（5）起源于神話原型說主張從現(xiàn)象、內涵、功能等方面分析游俠形象，認為中國俠文化形成了“神性”、“人性”和“魔性”三大板塊而其源頭便是神話中的英雄原型。［20］
�。�6）起源于特殊精神氣質說即將游俠定位于精神層面上，認為“俠”指的是一種英雄主義的氣質和行為方式，［21］游俠是在大無畏英雄精神感召下，以特有的生活目標、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為紐帶形成的群體。［22］
�。�7）游俠起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文武分途之后的武士階層，［23］這是中國和日本史學界最流行的觀點。
（1）的合理之處在于點明了游俠與刺客的密切關聯(lián)，實際上不僅在戰(zhàn)國時代，到了漢代刺客仍是游俠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個說法的不合理性同樣也很明顯，游俠包括了刺客，但并不都是刺客，戰(zhàn)國時期的“卿相之俠”如四公子流即是如此（關于“卿相之俠”的說明詳后文）。因此，刺客并不是游俠的源頭。（2）的合理之處在于看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一些思想流派與游俠風格的相似點，但卻存在著歷史和邏輯上的致命硬傷。尚武和互助精神雖是產生俠者的文化土壤之一，卻不必然造成俠者的出現(xiàn)。我們所見到的早期即戰(zhàn)國時期的“卿相之俠”和民間下層的刺客，沒有一人與儒、墨或縱橫家有明顯關聯(lián)。漆雕氏之儒和墨子鉅子之徒確有俠者氣象，但至多表明他們具備了俠者的潛質或就是俠者，并不能證明俠者起源于儒、墨等學派。黃老之學是西漢前期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家人言”不過是說它的普及程度，與閭巷細民并無關聯(lián)。（3）的合理之處在于看到了俠者來源的社會性，但無論是將俠者歸為平民，抑或商賈、抑或游民，都具有明顯的單一性；況且，對俠者出身的描述，并不能代替對俠者來源的證明，如有的評論者所說，民間社會的平民、游民、商賈中都可能產生游俠，但不能由此反推出游俠出身于這些階層或群體。［24］（4）的合理之處是看到了游俠的品質并不是后代才有，這個思路對于更深入地考察游俠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是有積極意義的。問題在于，游俠名稱的出現(xiàn)、游俠對社會的重大影響，何以不出現(xiàn)在原始氏族時期，而是出現(xiàn)在數(shù)千年以后的戰(zhàn)國時期？因此用原始氏族遺風說明游俠的產生同樣缺乏說服力。（5）的看法充滿了想象力卻缺乏堅實的歷史分析基礎。（6）將游俠的精神品質過分理想化，在我們后面的敘述和分析中，讀者會看到無論戰(zhàn)國時期的游俠還是漢代的游俠，不同的個體，在性格氣質、道德品格以及行事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將游俠的興起歸為社會上某些秉性獨特的人，并不符合歷史事實。（7）著力于討論社會結構的改變與游俠集團出現(xiàn)的歷史聯(lián)系，具有歷史和邏輯的深度，本書作者贊同這個觀點，并擬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沿著這一思路做更多的分析。
“俠”或“游俠”名稱最早出現(xiàn)在戰(zhàn)國晚期《韓非子》書中，其中的《顯學》、《五蠹》和《八說》諸篇都提到了游俠�！俄n非子》對游俠特征的概括是，首先，他們是一支武裝的力量，所謂“俠以武犯禁”。［25］其次，他們不是國家的武裝力量，而是私人的武裝力量即所謂“群俠以私劍養(yǎng)”。［26］最后，也是最關鍵的是，他們是國家的對立面，時時瓦解著君主權威，是君權的大敵�！讹@學》指出：“立節(jié)參民，執(zhí)操不侵，怨言過于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斗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zhàn)距敵而無私斗，不可得也。國平則養(yǎng)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yǎng)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yǎng)，此所以亂也。”《八說》寫道：“棄官寵交謂之有俠”，“有俠者官職曠也”，“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這些指摘都集中在君權與游俠的對立方面。
戰(zhàn)國以后一些學者都對游俠也進行了考察。東漢史學家班固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指出：周王室衰弱，各國諸侯可以違反等級，擅自決定征伐。自齊桓公、晉文公之后，諸侯國中的大夫與陪臣又左右大權混亂的局面發(fā)展到戰(zhàn)國，為了加強自身實力，諸國之間或合縱或連橫，出現(xiàn)了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和春申君。他們憑借自身是王公的優(yōu)勢，競相作游俠之事，把有一技之長的人奉若上賓。［27］北宋文學家蘇軾用富有感染力的筆調描寫道：從春秋末年到戰(zhàn)國時代，無論是諸侯還是各國的卿相，都爭先恐后豢養(yǎng)士人。從務實的謀士說客，到務虛的談天說地之輩，到善擊劍能抗鼎的力士，甚至雞鳴狗盜之流，都受到他們的禮遇。享受鮮衣美食的賓客，真是數(shù)都數(shù)不過來。［28］這些說法在描繪出俠者形象的同時，也點出了游俠出現(xiàn)的歷史環(huán)境。
在王權控制有序、社會尊卑等級分明的文化環(huán)境中，以武力對包括王權在內的社會傳統(tǒng)規(guī)范發(fā)起挑戰(zhàn)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盡管有的學者把游俠的萌芽追循到史前時代氏族成員的尚武和互助之風，但這種設想的依據(jù)卻是十分薄弱的，它不能解釋為何自史前以降到西周的幾千年間，游俠無影無蹤。尚武可以而且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只是表現(xiàn)為“王于興師，修我戈矛”的為“王”、“國”的無數(shù)次征戰(zhàn)，“互助”也僅僅是農村公社成員之間的相互援助，并沒有轉化為與王權或君權所拮抗的社會勢力。因此，尚武并不是游俠產生的唯一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條件。
從春秋中期開始，隨著深刻的經(jīng)濟、政治、社會、思想的劇烈動蕩，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不斷涌動呈現(xiàn)，我們今天觀看這段歷史的文字時確有目不暇接、心神旌搖之感。
任何一個變革的年代，都有原本平凡的社會集團迅速“當紅”。“士”正是這個時期獲益最大的階層之一，它吸足了時代的養(yǎng)分，由地位普通而走向強大，蓬蓬勃勃地發(fā)展著。馮友蘭在《原儒墨》一文中指出，先秦時期的“士”是有才能者的通稱。才能包括較高的文化知識水平，隨機應變的能力，出眾的武藝勇力，以及擅長其他技藝。［29］靠著才能，“士”從平民中分化脫穎而出，不再與農業(yè)生產為伍，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地位；靠著才能，“士”擺脫了舊有的宗法血緣束縛，走南入北，尋找有“慧眼”的主人�？恐拍埽�“士”在社會上穩(wěn)穩(wěn)地站住了腳跟。傳統(tǒng)社會秩序被打破后，血緣關系、爵位名號這些昔日榮譽黯然失色，實力成為一切事業(yè)最有效的保證。各國的統(tǒng)治者和各國中的公卿貴族，都敏感地察覺到“士”的非同尋常，他們紛紛以優(yōu)厚條件招募“士”人。“士”云集公門，肩負起繁多的職責。他們或為主人著書立說，探尋強國之道；或為主人出謀劃策于密室，縱橫裨閡于宮中；或奔走游說于列國，以三寸不爛之舌取征戰(zhàn)之果，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為主人凝聚人心；或以強壯的體格和出色的武藝扈從主人，為主人鏟除政敵仇人。晉國下卿欒盈為對付權臣范鞅，禮賢下“士”，許多文人力士來到他的門下。［30］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因能搏殺猛虎，而被齊景公收入宮中，號為齊國“三士”。［31］“憚用文者歸儒，好用力者為俠。”［32］春秋時期“士”人所表現(xiàn)出的多姿多彩的責任，乃是“士”人文武分途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勇士在這種社會氣氛中，與文士一樣，搏擊政治與社會旋流，建功立業(yè)。如同他們在歷史上留下了一長串名單―魯莊公有壯士曹沫，齊莊公有勇士殖綽、郭最、邢蒯、賈舉、盧蒲癸、王何，晉卿欒盈有力臣督戎，吳公子光交結勇士專諸、要離——他們也在歷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生活在當時和稍后的文化精英們，在許多著述如《墨子》、《管子》以及《左傳》中，都以熱情洋溢的語言稱贊他們是“天下之豪杰”，國家安全的保障。
時光很決流到了戰(zhàn)國，戰(zhàn)亂依舊，動蕩依舊，以強凌弱依舊，新說選出依舊．現(xiàn)在，兩種情形——“食客”階層和“信”的觀念植根人心——持續(xù)發(fā)展，終于最后完成了游俠的鑄造程序。
由于社會分化的劇烈，由于才能被作為一種社會認可的交換物換取地位與尊重，戰(zhàn)國社會廣泛出現(xiàn)了被稱為“食客”或“門客”的現(xiàn)象。春秋時養(yǎng)士之風，至此一轉突出而具體地表現(xiàn)為養(yǎng)客之風。按照《禮記•曲禮》、《說文》以及《史記》等書的概括與描寫，“食客”具有兩層含義．第一以自己的能力或特長打動權貴名門，使之提供相應規(guī)格的生活條件（“食客”的語義即由此來）；第二，為權貴名門出謀獻策，赴湯蹈火。在當時人看來，才能有三類。首先是文智之才。包括長于智計謀略，能言善辯。其次，是勇悍剛烈，武藝超群。最后，有一技之長，即所謂“雞鳴狗盜之徒”。人們的社會地位顯得那樣的無足輕重，它僅僅是才能的附屬物，“毛遂自薦”這個流傳千載的成語語源，所敘述的就是戰(zhàn)國時這類眾多故事中的一例。有時低下的地位甚至成為魅力的象征。魏國門吏侯贏是“修身潔行數(shù)十年”的當世高人，他的低賤地位不僅沒有讓名動天下的信陵君感到輕蔑，反倒使他更添敬意。侯贏受到公侯親往迎接并被拜為上賓的禮遇。［33］同樣，不拘小節(jié)的品行也不足以撼動能力的位置，貌辨雖“為人多疵”即有不少小缺點，但卻是一個有大節(jié)的奇士，齊國靖廓君所看重的正是他的奇節(jié)，于是，貌辨被安排在最好的住所，由公侯的長子親自接待。［34］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才能與地位待遇基本上只是等值交換關系，因此門客與門客、門客與主人之間形成相對平等的關系。社會的變革不但讓許多人走上了“客”的人生道路，而且為“客”的容納者們營造了廣闊的政治和社會時空。這時，秦、齊、楚、韓、趙、魏、燕七雄并立，海內諸侯已不似春秋時那般紛亂。政治格局的相對穩(wěn)定，使各國內的貴族成為主要的養(yǎng)客者。在養(yǎng)客的貴族看來，門下人才濟濟，是保持已有的土地和財富、“顯名于諸侯”的唯一途徑。加之，各國國君所關注的是攻城略地、御敵制勝；作為王室宗親的貴族在本國養(yǎng)客，吸引各國精英異才，還有助于增強本國力量。因此，他們大都對貴族養(yǎng)客表現(xiàn)得頗為寬容。一時之間，各國蓄客之風異常強勁，齊國孟嘗君田文、楚國春申君黃歇、趙國平原君趙勝、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是當時養(yǎng)客最多的貴族，其門下之客成百上千，有‘四君子”之稱。這樣，司馬遷總結的兩類特色鮮明的群體開始縱橫在中國歷史舞臺上，這就是“卿相之俠”和“布衣之俠”。［35］他們的出現(xiàn)，標志著游俠集團的正式誕生。
以“四君子”為代表的“卿相之俠”，都表現(xiàn)出“虛心下士”的風格，因此，許多在社會分化和動蕩中，窮愁潦倒甚至犯罪在逃卻具有特殊才能的人，順理成章來到他們門下。有一次，孟嘗君夜宴門客，有一人被燈光遮住，另一客以為招待的飯食有別，大怒欲走，孟嘗君站起，把自己的食物端給此人看。自然，孟嘗君和所有客人的飯食都是一樣的。他在薛地還特意招納逃亡的人和有罪的人。［36］信陵君以“為人仁而下士”著稱一時，他從不因自己地位高貴傲慢待客，方圓幾千里的士人爭先恐后趕到他的門下。［37］重士甚至被推到后人難以理解的極端。平原君寵愛的美人嘲笑路上打水的跛子，這個跋者找到平原君，要求殺掉美人。平原君口中答應，心中卻不以為然：這個家伙，竟然因一笑就要殺了我的美人，真是太過分了!美人不死，門客紛紛離去。平原君便斷然殺了愛姬，門客們又紛紛歸來。其間的奧秘被平原君的一個食客道破：“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38］在“四君子”的門客中，都有許多身懷武技的人。他們有勇力，擅長徒手格斗，精通劍術。平原君曾率二十名“有勇力、文武備具”的食客赴楚國求援，決心文請不成，便以武力脅迫楚王。信陵君門客中有著名力士朱亥，他在關鍵時錐殺魏國大將晉鄙，矯令大破秦軍。［39］為國赴難是“四君子”們的又一共同品性。孟嘗君曾入秦為相，但他卻身在秦地心在齊，冒著生命危險，逃回故土，聯(lián)絡諸國，共同抗秦。［40］秦軍直搗趙國國都邯鄲，趙危在旦夕。平原君派出門下“敢死之士”三千人，勇陷秦陣，為保衛(wèi)趙國立下頭功。［41］信陵君因與魏王有隙，一度留趙不歸，秦國乘機出兵攻趙。起初，信陵君尚以前嫌而怒氣未消，當聽到門客“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而目立天下”的勸告后，立即揚鞭飛車趕回魏國，與魏王相逢一泣泯前怨。［42］春申君先與楚太子一起勇敢地入秦為人質．并協(xié)助太子歸楚。擔任楚相后，他任用荀子為蘭陵令，北上攻滅魯國，聯(lián)合諸侯抵御強秦，可謂為楚國盡心盡忠。正因為如此，他們存在的本身，對于凱覷國來說，就是一種威懾力量。信陵君聲名鵲起，他國“不敢加兵謀魏十余年”。［43］
相形之下，“布衣之俠”的情形比“卿相之俠”要復雜得多。一些俠者走入包括后者在內的王公之門，成為他們的得力助手。還有相當數(shù)量的“布衣之俠”居住在城市，他們或漂無定蹤，或從事被視為“低賤”的職業(yè)。這些人中一個共同特征是，雖然生活不一定富有，社會地位也往往不高，但他們的內心深處卻充滿著自負與高貴的情感，自尊的品性是他們立世的支柱，也是他們行俠的前提。豫讓曾先后去范氏、中行氏家中作門客，因得不到他們的尊重，斷然離開二家。燕太子丹懷疑荊軻不愿入秦行刺，委婉道：“日己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竟當眾怒斥太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44］他們另一個共同特征是，言必信，行必果，為“知己”者輕死赴難。抽象的“知己”在不同俠者身上的具體呈現(xiàn)也不盡相同。有的人需要的是地位的尊寵。得到智伯尊敬的豫讓，在智伯被趙襄子殺死后，長嘆道：“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我魂魄不愧矣！”他改名換姓，以漆涂身，剃須去眉，吞炭毀音，殘身苦形，三番五次為智伯報仇。［45］屠者聶政是一個孝子，原本與母親、姐姐一起過著平靜的生活，在官場傾軋中敗北的韓國高官嚴仲子為求聶政出力，攜金為聶母祝壽。聶大為感動：“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他許諾嚴仲子，一旦老母歸天，便為“知己者用”。聶母去世葬畢，聶政果然立即赴韓，上演了一幕獨身刺殺韓相俠累，自屠出腸身亡的悲壯歷史劇。［46］荊軻放蕩不羈，燕太子丹投其所好，“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荊軻被深深地打動了。他持刃涉死西行，為戰(zhàn)國游俠留下了最后的輝煌。［47］
關于“信”的提出，可以在春秋時代看到它的斑斑影痕。這時，“守命共時”已被明確視作“信”的內涵。［48］“信”既是臣子對君主的一種重要的道德承諾，也是君主對臣下與百姓樹立威望的標志。然而，“忠”、“禮”、“仁”、“智”、“勇”、“廉”、“貞”等道德規(guī)范與“信”的矛盾，始終困擾著春秋人的心靈�？鬃影训钟|“仁”、“禮”而“言必信，行必果”的做法，視作“小人們”的勾當。［49］這種困惑根源于春秋時期王權尚不夠脆弱，傳統(tǒng)的尊卑等級觀念仍然支持相當一部分社會精英的內心世界。到了戰(zhàn)國時代，隨著王權的徹底式微，隨著包括商品交換、財產交換、能力交換在內的寬泛意義上的“交換”行為廣泛發(fā)展，成為一種影響人際關系的嶄新的因素。“忠”、“禮”、“仁”、“智”、“勇”等傳統(tǒng)道德范疇經(jīng)受著這一新因素的洗刷與改造：“忠”不僅由等級來維持，更重要的是靠在實用主義支配下的心靈溝通來實現(xiàn)，“禮”不只是尊卑分明的綱紀和標志，它的呈現(xiàn)更需要淡化了宗法的彼此相知；“仁”、“智”、“勇”也不再是效忠王室的精神力量。韓非雖不無偏激但清晰明了地指出了這一變化：“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持劍攻殺“世尊之曰‘磏勇之士’”，“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50］“恩”的施行與這一切變化息息相關。相對于“恩”的對等物是“義”，即對“恩”的回報。而無論是“恩”還是“義”，都要通過“信”最終確定（需要指出，其時“恩，的施行和“義”的回報包括有形與無形兩個方面，無形是蘊于心中，感念終生，這導致了游俠為人解難而無所取的精神）。為了報知遇之恩，為了守信立身，墨家鉅子孟勝等人為陽城君守城而死；［51］縮高以生命換取國家的平安；［52］魯仲連“義不帝秦”，蹈海而死；［53］虞卿為救解友人之難擲卻相�。�54］……這些世世相繼的眾多之人分布在諸國，生活經(jīng)歷各異，除墨家團體外都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游俠集團，［55］但他們用自己生命唱出的絢麗之歌，給戰(zhàn)國時期游俠的興起，寫下了一筆時代的濃重注腳。
游俠是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的語詞，這個稱謂在后代仍被長期和廣泛使用。兩漢時期，又出現(xiàn)了一些與游俠有關的新的語詞，它們是“輕俠”、“豪俠”、“健俠”、“伉俠”和“勇俠”。
“輕俠”一詞不見《史記》，其余資料提到“輕俠”的次數(shù)分別是《漢書》6次，《漢紀》2次，《后漢書》1次，《三國志》6次。可以反映“輕俠”特征的有如下資料�！稘h書•酷吏傳•尹賞》云：“永始、元延間，上怠于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漢書•游俠傳•原涉》云：“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余，逢赦出�？T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jié)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發(fā)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仇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漢書•何并傳》云：“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奸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漢書•酷吏傳•尹賞》云：“輕薄少年惡子”，同一件事荀悅《漢紀》卷二六《孝成皇帝紀》作“輕俠少年惡子弟”�！度龂�•吳書•甘寧傳》注引《吳書》云：“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于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可以看出，所謂“輕俠”是專指那些招客殺人、藏匿亡命的俠者，他們稱霸鄉(xiāng)里，其行徑每每違亂法紀。瞿同祖強調“輕俠”的“輕快”，［56］似乎有些望文生義了。
“豪俠”一詞也不見《史記》，在其他文獻中這個語詞出現(xiàn)33次。其中，《漢書》僅4次，其余均見東漢和三國文獻。反映“豪俠”特點的有如下資料�！稘h書•游俠傳》云：“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萭）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萭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其后京兆不復從也。”“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yǎng)刺客者也。”《漢書•趙廣漢傳》云：杜建“素豪俠，賓客為奸利”�！逗鬂h書•竇融傳》云：竇融“以豪俠為名”，“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杰”。《后漢書•馬援傳》馬援誡子侄書云：“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三國志•魏書•王修傳》云：“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shù)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zhí)。”可知“豪俠”是地方上有影響之人，其行徑與“輕俠”略同，小異者似乎是“豪俠”的交際圈似乎更廣，交往對象多是本地或其他地方的有影響的豪杰。
“健俠”和“伉俠”各出現(xiàn)1次。前者見《后漢書•董卓傳》，云：董卓“少嘗游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后歸耕于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牛千余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后者見《漢書•朱博傳》，云：朱博“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按顏師古解釋，伉俠即健俠。由上述兩則故事看，“健俠”或“伉俠”強調的是俠者勇敢爽決的氣質，而非其行為取向，這大概是“健俠”或“伉俠”稱謂少見于史籍的原因。
三國魏人魚豢《魏略》設《勇俠傳》，但“勇俠”語詞并非魚豢所創(chuàng)。曹操《河朔寒》詩中即有“勇俠輕非”之句。［57］《魏略》久佚，殘本主要見于《三國志》裴松之注中�！度龂�•魏書•閻溫傳》裴松之注文中引錄了《魏略•勇俠傳》，是否就是《勇俠傳》全部文字不好說。裴松之注引的《勇俠傳》文本中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4個“勇俠”，他們或行俠仗義，救護受官府通緝的要犯（孫賓碩、祝公道），或以報仇解怨為事（楊阿若），或單身救母，殺賊人近二十人（祝公道）。所謂“勇俠”強調的是勇邁的精神，這一點與“健俠”和“伉俠”有相類之處。
“游俠”的異名在兩漢時期的情形大體如此。可以說就實質而言，“輕俠”等稱謂并未超出“游俠”的基本概念，但其出現(xiàn)的時間卻反映出漢代社會的某些變化。“輕俠”和“豪俠”所指的大都是在鄉(xiāng)村和城市閭里有勢力、有影響的人物，他們不僅在民間呼風喚雨，而且能影響地方政權，其中有的人在風云聚會的社會動蕩時期，興兵起事，成為一方領袖。“輕俠”和“豪俠”語詞多出現(xiàn)在西漢后期和東漢時期，這與這個時期豪族勢力不斷增強的歷史情狀是一致的。“勇俠”出現(xiàn)在漢末，則可能與動亂的社會現(xiàn)實有關——在法紀綱常蕩然無存的時代，人們的生存成為最突出的問題，對“勇俠”的立名和歌頌，顯示了對安全感的迫切需求。
在前面關于游俠起源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有的研究者將游俠來源、精神氣質和行為方式作為一個單一化的整體，這個判斷是不確切的。從戰(zhàn)國到兩漢時期，游俠群體呈現(xiàn)出如下幾個特征：
第一，游俠是歷史的產物，更確切地說，它是中國古代特定的社會形態(tài)下的歷史的產物。在西周王制時期，實行分封制度，［58］國家和社會秩序按照公、卿、大夫、士、庶人的級序排列，每個人都有自己特屬的階層，等級分明。在這種社會結構里，士臣于大夫，大夫臣于卿，卿臣于公，而公則對周王承擔貢納和征討等義務。周王直接統(tǒng)治的地域并不大，他對全國的控制，主要是通過這種形式伸展開來。這種統(tǒng)治方式與秦漢以后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有很大不同，一個后果是社會基層被控制在大夫或卿的手中，在這種嚴密的等級秩序中，也就不能產生出與國家控制相對立的民間秩序。春秋戰(zhàn)國社會的劇烈動蕩，撼動并瓦解了原本嚴格的等級制度，從而為游俠的出現(xiàn)提供了必要的歷史條件。
第二，游俠是一個龐雜的群體，他們有不同職業(yè)，有不同社會身份。［59］這個群體的外延和內涵雖有確定性，卻較為模糊。游俠的行為固然不是個人行為，具有集團性質，［60］但似乎不宜夸大其內在聯(lián)系的密切程度。追隨漢代的著名俠者的人群，都沒有形成特定的組織。在漢代資料中，只有《漢書•酷吏傳•尹賞》“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以及《潛夫論•述赦》“洛陽至有主諧和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shù)千”，才具有一定程度組織化的影跡。但與后代幫會組織相比，仍有不小的距離。
有的研究者認為《漢書•游俠傳》收入的西漢后期俠者風貌與《史記•游俠列傳》不同，緣于班固與司馬遷游俠觀念的不同，［61］似乎并不妥當。司馬遷雖直斥橫暴豪族是“盜跖居民間者”，但他重墨濃彩記述并給予贊揚的郭解何嘗沒有橫暴的行為。他著錄于史的“卿相之俠”孟嘗君因趙人譏笑他身材矮小，竟令門客“斫擊殺數(shù)百人，遂滅一縣以去”。［62］樓護入《漢書•游俠傳》頗受一些研究者詬病。明人茅坤認為樓護“特一鄉(xiāng)愿耳，而班掾以附之俠，非是”。［63］而樓護拘捕友人之子呂寬更是與朱家、郭解背道而馳，后人斥之為“小人之不義者”［64］，并不過分。班固將樓護列為游俠，且沒有顧忌地記述了他的非俠行為，何以如此？按照《漢書•游俠傳•樓護》的描述，樓護交游廣泛，“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歡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又講信義，有“樓君卿（樓護字君卿）唇舌”之譽，“言其見信用也”；且贍養(yǎng)故人呂公夫妻終身。而這些都是俠行的表現(xiàn)。他與外戚王氏家族成員打得火熱，令人聯(lián)想到比他稍晚的竇融，此人“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杰，以任俠為名”，［65］與樓護幾乎全同。瞿同祖指出：“分析一下游俠的活動即可看出，有如下行為之一種的就可以被認為是‘俠’：信守諾言，救人困厄，藏匿亡命，結交賓客并且慷慨疏財。”［66］其實，在這些之外，若還有其他劣跡，同樣也可被認作游俠。就此而言班固以樓護入《游俠傳》并不令人意外，反倒讓我們看到游俠的群體的復雜性。
第三，游俠的歷史脈絡是變動不居的。兩漢的勃興都與游俠活動有著直接關聯(lián)。劉邦“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yè)”，［67］頗有俠者氣象。袁宏寫道：“高祖之興，草創(chuàng)大倫，解赭衣而為將相，舍介胄而居廟堂，皆風云豪杰，屈起壯夫，非有師友淵深，可得而觀，徒以氣勇武功彰于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68］增淵龍夫指出：秦末群雄的軍事勢力，與鄉(xiāng)曲豪俠帶劍立節(jié)招集徒黨的狀況是一致的，劉邦集團的形成過程和于此前后的豪俠勢力的軍事勢力化的過程完全是同一的。［69］新朝末年，南陽劉氏集團的領袖們也都以任俠知名，如劉秀喜游俠，臧亡匿死，斗雞走馬；［70］劉秀長兄劉演好俠養(yǎng)士，性剛毅，慷慨有大節(jié)。［71］然而這兩個王朝建立后，都對游俠采取了從控制到打擊的過程。這是君權與地方勢力對立、國家秩序和民間秩序對立的必然結果。劉秀姊湖陽公主謂劉秀：“文叔（劉秀字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劉秀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72］朝廷對有些事情的態(tài)度也是如此，所謂攻守之勢異也。另一方面，游俠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卻始終存在，君主和中央的權威沒有也不能完全占據(jù)社會基層，社會基層的正常運轉需要依賴地方上有勢力的人維持。在這種政治生態(tài)和社會生態(tài)中，漢代的游俠有了多種出路，他們的勢力與君主和政府的權威在對立中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平衡。勞榦認為漢代政府不能將游俠消滅殆盡，是因為游俠活動范圍廣泛，能夠消滅游俠的只是少數(shù)酷吏或能吏，大部分官員只能讓游俠橫行。而且即使是酷吏或能吏，僅能翦除游俠中的領袖人物，而不能徹底鏟除游俠。同時游俠之流往往與政治上最有勢力的人相勾結。［73］這似乎只看到了歷史的表象，究其根源是在于漢代國家控制社會時面臨的復雜局勢。進言之，在國家勢力強大或游俠勢力坐大時，國家對游俠打擊的力度便會增強，從而使平衡的天平傾向國家一側；當國家勢力衰微或發(fā)生動蕩時，游俠便會聚合起力量，以自己的秩序替代原有的國家秩序。
第四，顧頡剛指出：游俠“自戰(zhàn)國以迄西漢，殆五百年”。［74］其后，有學者認為東漢王朝的主要階段，沒有相關游俠的記錄，典型例證是外戚陰興“門無游俠”。［75］東漢時期游俠階層基本上已不再存在。范曄《后漢書》在保留了《史》、《漢》編纂篇章并新增《宦者》、《獨行》、《方術》列傳的同時，取消了《游俠》傳，這表明范曄認為游俠在東漢時期已不復存在，沒有必要為其單獨列傳。其根本原因在于東漢的封建社會較之西漢更為成熟，西漢的游俠階層在封建制演變中不斷同豪強地主合二為一，它原來的社會階級基礎即社會變革中的游民階層為豪強地主的階級基礎所替代。游俠已轉變?yōu)楹缽姷刂鳎辉偈窃瓉硪饬x上的游俠。［76］陰識“門無游俠”云云《資治通鑒》撰述者即已提出質疑：“西都之季，萭章、樓護、陳遵等皆俠游于貴近之門，至于此時，亦有杜保、王磐之徒。”［77］其實，持此觀點學者所依靠的證據(jù)不獨只是一個孤證，且表明正因為這是一個特例，因此才被史家專門著錄。據(jù)我們統(tǒng)計東漢前期到桓帝時俠者有32人，不能說已經(jīng)絕跡。這些俠者有普通百姓、豪族、官員、官宦子弟、諸侯王（參見本書附表《漢代游俠行跡略表》），范圍之廣與西漢無異。朝廷對游俠的打擊也如西漢。［78］此外，還有一個學者注意不多的資料�！稘h書•刑法志》云：“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這個描述大致符合東漢前期情形，但應當看到的是，“豪桀之俠”只是俠的一部分，在經(jīng)濟沒有恢復，土地兼并還沒有完全展開時期，豪俠數(shù)量有限是合理的。而這種情況在東漢中期即得到改變。進言之，如果說東漢時期的游俠有哪些特點，那就是首先，強化了西漢后期豪族游俠發(fā)展的勢頭，他們在地方上的力量更為強大。如瞿同祖所說，在東漢的地方社會里，游俠仍然是一個強勢集團。［79］其次，游俠的精神并沒有因這個王朝“貴文”而消泯，而是向著更寬闊的空間散播。“自戰(zhàn)國豫讓、聶政、荊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能為人所不敢為，世競慕之。其后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徇人刻己，然諾不欺，以立名節(jié)。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采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為茍難，遂成風俗。”［80］趙翼的這段分析正是的論。游俠是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的產物，“只要這種現(xiàn)實秩序的個別、具體的性質沒有改變，任俠習俗和游俠的活躍，便不會在歷史上絕跡”。［81］不獨東漢社會存在游俠，東漢以后以至近代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游俠始終存在，無論是否使用“游俠”這個語詞。至于說范曄沒有在《后漢書》中為游俠立傳，也不能說明范曄認為游俠在東漢不復存在，在《后漢書》中，“游俠”、“豪俠”等詞語頻頻出現(xiàn)，表明范曄是肯定東漢社會有游俠的。至于他為何不為游俠立傳，我同意增淵龍夫的意見，這并非意味著游俠活動的衰退，而是因為歷史記載的視角固定到另一方面。［82］
漢代游俠的故事是一個大場景下的大故事，漢代游俠的歷史是漢代歷史的一個縮影，漢代游俠發(fā)展和演變的軌跡，顯示了帝制早期時代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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