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且不說這個不斷更改的“極限能力”到底有多少科學性，就是一個城市真正人滿為患，勞動人口自給有余，首先是應當拒絕外來人口的就業(yè)。現在我們的大城市，沒有外地人既無法生存（沒有人掃地做飯、陪醫(yī)清污、送貨保安）也無法發(fā)展（沒有人做城市中到處是工地的建筑和裝修、也沒有了包括媒體在內各新興領域中堪稱中堅力量的北漂、海漂等）。因此，離不開外來人口的就業(yè)又否定別人的權利，是自相矛盾的虛偽。
不少西方發(fā)達國家，基于本國人民利益優(yōu)先的原則限制外國移民，對外國人就業(yè)有嚴格限制，這即便在民主法治國家確也無可非議。但一旦市場確有難以替代的需要且批準了外國人合法就業(yè)，法律上就允許就業(yè)滿幾年的外國人申請移民和國籍�，F在，中國大城市中工作就業(yè)8-10年的本國公民都不能申請戶籍，本國戶籍門檻比發(fā)達國家的國籍還高，這是極為荒唐的現象。
其二，換個角度看，中國搞了世界上最嚴格的城市戶籍管理制度，但我們并沒避免大城市人口不斷膨脹。可見戶籍制度只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控制人口流動的有效工具，在要素普遍流動的市場經濟中早已過時和失效，負面作用與日俱增。但限購令不是削除和弱化現行戶籍制度的不合理，反而進一步強化其作用，這是它受到廣泛批評的主要原因。
其三，其實真正導致大城市過度膨脹的，不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外來包括所謂低端服務人口（沒有不同層次勞動就業(yè)的城市還是城市，還能運轉嗎？），而是大工程、大項目、大機關在大城市的過度集中。真要擔心人口資源承載能力，分散一些大投資、大項目、大機關，就業(yè)離開了，大城市的無論高端低端的人口自然會跟著分流。世界上很多發(fā)達國家的政府機關都不在特大城市，許多世界著名大學和跨國公司的總部甚至都在小城鎮(zhèn)，于己于國兩利，就是這個道理。我們現在不去反思自己造成而且還在不斷加碼的投資和機構的過度集中，反過來一面開出高價吸引所謂高端人才，一面公然歧視自己不可或缺的普通外來就業(yè)人口，這是思維邏輯的顛倒和混亂。
其實，連開發(fā)商都知道，大都市飛奔的房價恰恰是被巨額的基礎設施投資堆出來的。記得還在奧運籌辦初期北京樓市還很平淡時，一次與潘石屹、張欣夫婦見面（因后者是我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校友和近鄰），潘石屹當時就預言，在如此規(guī)劃的巨額交通和基礎設施投資下，北京房價想不漲都難。
現在講經濟結構轉型成了時尚。但許多人并不明白，身處城市化發(fā)展歷史階段，中國當今最大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是城市化的轉型。沒有這個轉型，其他的一切結構調整和轉型都是空中樓閣和枝尾末節(jié)。在人均4000美元的時候，世界上一般國家的城市化率是60％，而我們減去沒有住房的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所謂流動人口，戶籍城市化率僅為34%。面對從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轉型的這個十二五乃至更長時期的主題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限購令竟然還要開歷史的倒車，這使得任何辯護不免都顯得理屈詞窮。
限購令的另一個特點是保護存量、只動增量。這似乎與我們1980年代雙軌制增量改革有相似之處，其實則大大不然。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是保護和封閉計劃存量，發(fā)展市場增量，使市場力量不斷變大，最后取計劃存量而代之。但限購令是保護和發(fā)展存量，限制增量。它對居民現有住房，無論多少套，一概不聞不問，很多還繼續(xù)開綠燈，相反對外來移民這個代表城市化發(fā)展方向的增量下手嚴加控制，這與中國增量改革的經驗正好是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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