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城市，總會發(fā)出偉大的召喚，誰能聽得到、聽得懂召喚，并堅定地決然行動，誰就能創(chuàng)造出也許不會同樣偉大，但必將不平凡的事業(yè)。如果你的內(nèi)心足夠強大，你的激情足夠澎湃，你的目標足夠明確，你的理想足夠飽滿，終有一天，你將會發(fā)現(xiàn)你所創(chuàng)造的事業(yè)，不僅已經(jīng)足以無愧于偉大城市的召喚，而且很可能正在使偉大的城市變得更加偉大。事實上，每一座偉大的城市，總是有偉大的理由。
2003年，有一群人聽到了、聽懂了北京這座偉大城市的召喚，他們沒有絲毫猶豫，迎著召喚，堅定地決然行動。從此，對中國傳媒界乃至對中國社會而言，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一段新的傳奇開啟了。十年之后，他們階段性地創(chuàng)造了屬于自己、也屬于北京這座偉大城市、中國這個偉大社會的永恒歷史，并以此為時間節(jié)點，投身全媒體，繼續(xù)創(chuàng)造著下一個十年的新奇跡，書寫著未來百年的新故事。
那是怎樣的召喚？他們又是誰？現(xiàn)在，我們就讓時光倒流。
2003年，北京。即將進入不惑之年、頗具詩人浪漫氣質的《光明日報》資深記者戴自更，第三次決定辭職，準備投身一家房地產(chǎn)公司。這一年，正是中國的房地產(chǎn)市場蓬勃發(fā)展、高唱猛進之時，此時進入房地產(chǎn)界，
無疑是人生的最優(yōu)選擇。之所以如此，是他深感自己作為資深新聞人，雖然獲得過不少各類新聞獎項，但這卻并不在他的自我實現(xiàn)體系之內(nèi)，甚至深感自己被拋棄于火熱的現(xiàn)實之外。這是一種尖銳的、恥辱的痛。然而，《光明日報》更需要他，命他擔任《光明日報》報刊工作部主任，負責子報子刊的管理，其中最主要的任務是改造《生活時報》�！渡顣r報》是《光明日報》所屬的一份報紙，1996年創(chuàng)刊，辦了六年，換了五任總編輯，卻依然不能實現(xiàn)當初定的“做第二張《北京晚報》”的目標，發(fā)行量和影響力日漸式微，還欠了光明日報印刷廠2000多萬元的資金，幾乎要拖垮印刷廠。在戴自更看來，《生活時報》之所以辦不下去，關鍵原因是仍然按照辦黨報或者辦黨報副刊的思維辦報紙，導致讀者不接受，市場不接受。怎么辦？另起爐灶，重新開始，以《生活時報》的刊號為最可倚仗的財富，借此找一筆錢，少則兩三千萬，多則上億，在北京重新辦一份適應市場需求，更符合時代氣質、城市品質的報紙。
北京是偉大的城市，需要同樣偉大的歷史。但，這又談何容易？事實也證明，雖然戴自更在2003年5月份前后，先后聯(lián)系了六七家投資方，但一來對方打算投入的都比較少，二來他感覺很多人想的是用辦報紙作為噱頭，再去圖謀賺錢，目的并不是真正辦報。所以，夢依然只是夢。山重水復。2003年6月26日，戴自更踏入了廣東省廣州大道中289號：南方日報報業(yè)集團。在這里，他去找了南方報業(yè)旗下《21世紀經(jīng)濟報道》的發(fā)行人沈灝，問他有沒有興趣辦一份報紙，像《南方周末》或《21世紀經(jīng)濟報道》那樣的。之所以找沈灝，是因為戴自更在任《光明日報》駐廣州記者站站長時，曾一直訂閱《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對南方報業(yè)這批新聞人有著職業(yè)上的尊敬，同時又有著根深蒂固的信任感。時隔多年之后，他依然堅定地認為，要在北京這座偉大的城市辦一份同樣偉大的報紙，“南方”是他必須憑借的力量。然而，沈灝對戴自更的想法興趣不大。出門。關門。
事有湊巧，走到樓下時，戴自更碰到了熟人，《中國青年報》駐廣州站的記者林煒。林煒對他說，要不你找《南方都市報》合作？于是，戴自更打通了時任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的電話……
“我去上海出差，住在與世界同步豪華的賓館里，早晨在明亮安靜的餐廳里喝咖啡吃牛油面包，可遺憾的是竟然找不到一張可以看一眼的當?shù)貓蠹�，這時候就有一種獨立于世界之外、被世界拋棄的感覺。”
講這個故事的人，就是程益中。
作為《南方都市報》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他曾帶領《南方都市報》以草莽之氣廝殺于江湖，硬是在創(chuàng)刊四年之后，在激烈的廣州報業(yè)市場殺出血路，2000年年底使《南方都市報》日均發(fā)行過百萬，跨入百萬大報行列，并以全年2.6億元的廣告額徹底顛覆了廣州的報業(yè)格局，宣布將與《廣州日報》爭奪報業(yè)市場頭把交椅的位置：“臺上只有兩個人，因為這是決賽。從來只有兩人爭奪冠軍，我們站在這里。”
也是在這一年，其時已是《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的程益中，帶領《南方都市報》大舉進入深圳：“我來了，我看見，我征服。”很快，深圳成為《南方都市報》繼廣州之后苦心經(jīng)營并取得重大成功的另一重鎮(zhèn)，這份報紙也迅速將在廣州培育的精神氣質移植到深圳團隊。自此一直到2003年，《南方都市報》和程益中都在努力超越著自身的不可能性，發(fā)生在上海的故事，只是這種努力超越的小小注腳，卻也是他渴望在偉大的城市中辦一份同樣偉大的報紙的心理流露。
“在中國，在北京，由于歷史的原因，報業(yè)遠遠落后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水平，起點還很低，水平還很低，與我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形象極不相稱，與北京市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形象極不相稱。”
“這不是一件小事情。這樣的城市還敢說自己是國際化大都市嗎？
還敢說自己是世界的一員嗎？報紙是城市的形象、門面和口碑！報紙辦得不好，城市的形象就受損，城市的門面就難看，城市的口碑就不好，城市就顯得畸形。報紙更是城市的靈魂，報紙辦得難看，城市的心靈就不美好。這會影響投資形象的！從吸引外資的角度，看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份上，我們也要把報紙辦好。”
偉大的城市，需要一份偉大的報紙。這正是偉大的城市發(fā)出的偉大的召喚。戴自更聽到了、聽懂了，程益中聽到了、聽懂了……2003年11月8日，在《新京報》創(chuàng)刊成立大會上，程益中就此做了激情澎湃的講演，從此以后，一群人都聽到了、聽懂了，決然行動了，一走就是十年。在這個大會上，從時任光明日報報業(yè)集團總編輯袁志發(fā)、南方日報報業(yè)集團總編輯范以錦的手里，戴自更接過了新京報社社長的任命書，程益中接過了新京報社總編輯的任命書。
他們聽到的召喚——
楊斌（網(wǎng)易高級副總裁、曾任新京報第二任總編輯）：第一次來北京是2000年8月。晚上11點，我約孫雪東和王景春出去逛。出租車司機問，去哪兒？我說，去天安門，繞一圈就回。2003年6月，我又到了北京，知道兩家集團正在談合作。晚上，我坐著高爽的老尼桑，說，到天安門，繞中南海一圈。繞完，高爽問，再去哪兒？我說，再繞一圈。再繞完，我對高爽說，一定要來這里辦報。
王躍春（新京報社副社長、第三任總編輯）：2003年創(chuàng)辦《新京報》，那時我在深圳混得也算是有些呼風喚雨的意思了，面對一張未知的新報紙，要扔了幾乎所有家當和積累，依然是一分鐘都沒有遲疑過。《新京報》創(chuàng)刊是什么概念？我個人的體驗就是無論個人生活、辦公條件還是新聞環(huán)境，
一夜回到二十年前。但這段經(jīng)歷是我人生最驕傲的部分了，親歷一份事業(yè)的從無到有，人生能有幾次？
偉大城市的偉大報紙——
1851年9月18日，亨利•雷蒙德在紐約出版了第一期《紐約時報》。1785年，《泰晤士報》在倫敦艦隊街創(chuàng)辦。1874年，日本人子庵峻在東京創(chuàng)立了《讀賣新聞》。
100多年來，紐約人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了美國的崛起；東京人在《讀賣新聞》上看到了日本在全球經(jīng)濟力量的輕重變化；倫敦與《泰晤士報》、巴黎與《世界報》、華盛頓與《華盛頓郵報》、洛杉磯與《洛杉磯時報》、新加坡與《聯(lián)合早報》……
這些世界著名城市往往與它們所在地的一份厚重的報紙緊密相連。2003年11月11日，《新京報》在北京創(chuàng)刊，以北京市場最厚、最貴的報紙，見證北京這座偉大城市的光榮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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