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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華民國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機構(gòu)加緊籌備或制作這方面的選題，有圖書有電影有電視劇，可以期待屆時會有一批有價值的作品涌現(xiàn)。

　　因為職業(yè)關(guān)系，我最近應邀閱讀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稿，或應邀參加一些相關(guān)選題的研討會，深受啟發(fā)，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覺得有提出來討論的必要。

　　我當然贊成歷史題材影視劇“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chuàng)作原則，創(chuàng)作者在充分把握歷史脈絡的前提下，應該擁有比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蒼穹之昴》，其實就是在大的歷史框架下表達作者對這一段歷史的理解，以具體的日常生活去解讀那個時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重新建構(gòu)人們對那段歷史的想象。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guān)辛亥革命的大片，當然也不必拘泥于歷史事實本身，不應該束縛創(chuàng)作者的手腳，作者在不違背大的歷史框架前提下，重構(gòu)辛亥革命敘事模式，不僅必要，而且必需。

　　從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創(chuàng)作者對辛亥革命發(fā)生的原因與背景還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從戊戌六君子寫起，有的作品從保路運動開始，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其實，辛亥革命的發(fā)生必須從甲午戰(zhàn)爭說起，沒有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就沒有辦法證明先前三十年洋務運動是一場跛足的現(xiàn)代化運動，也就沒有孫中山的覺醒，沒有中國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應該寫出孫中山等民主主義先行者不畏艱難前赴后繼的精神，寫出他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斗爭氣勢和愈挫愈奮的勇氣。

　　當然，辛亥革命從革命黨人發(fā)動的一連串武裝起義最后演化為全民族的覺醒全民族的抗爭，因此還必須描寫和兼顧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與孫中山差不多同時興起的改良主義運動，他們的中堅無疑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憲黨人和他們發(fā)起的立憲運動，有各地的新軍，特別是袁世凱、張之洞兩人一南一北所統(tǒng)帥的新式軍隊，這些軍隊原本是大清王朝統(tǒng)治的基石，最后卻成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眾自發(fā)或不自發(fā)的抗爭，也是清朝統(tǒng)治根基瓦解的一個原因，也很值得描寫歌頌。

　　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創(chuàng)作者將之定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這當然不能有什么問題，但總顯得有點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說南北和談，不說孫中山南方革命黨人向北方的袁世凱移交權(quán)力，辛亥革命就會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談并達成一致，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過這次和談，不僅終結(jié)了中國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國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協(xié)，使中國避免了一次法國大革命式的戰(zhàn)爭，避免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血腥屠殺。這是我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不愿說的，其實這可是當年國際社會對中國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舉措。不論是清廷宣布退位，還是孫中山宣布讓權(quán)，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事件，是中國歷史上可以與三代禪讓相媲美的偉大事件。

　　影視作品當然離不開人物刻畫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個好的歷史題材影視作品肯定會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點有色彩。就辛亥革命這段歷史說，由于在過去一百年間，附加在這段歷史上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太過濃厚，因此許多人們耳熟能詳?shù)臍v史人物，可能并不是歷史真實，這就給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發(fā)揮的空間。

　　比如攝政王載灃。許多文學作品的描寫者都將這個人物寫得非常不堪，這其實太單調(diào)太平面。載灃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攝政王監(jiān)國，沒有辦法與清初攝政王多爾袞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選擇載灃，絕不是選擇他的無能、粗魯和傳統(tǒng)描寫中所說的短視與自私。只要仔細研究載灃的相關(guān)資料，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載灃在過去一些文學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種妖魔化的結(jié)果。這種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為歷史找出責任的承擔者。一個王朝的消逝不能沒有原因，因此找到了這個倒霉的攝政王載灃。真實的載灃是晚清王爺中第一個走向世界見過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國際視野，對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憲運動并不敵視，如果不是他對立憲呼聲給予善意回應和良性互動，那么后來的事情還真的很難說。

　　至于與攝政王載灃一起擔負起監(jiān)國重任的還有隆�；侍�后，許多的文學藝術(shù)作品在對這個形象的理解上，也有著很深的誤會和平面化的理解。隆�；侍�后或許沒有慈禧太后那樣豐沛的政治資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將大清王朝交給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據(jù)。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資料，就不難看出她并不是傳統(tǒng)理解中的婦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別是國內(nèi)各界的普遍反響，就知道她是怎樣一個人，對中國作了怎樣的貢獻。簡單地說，如果不是她的態(tài)度與決斷，南北之間不可能走上談判桌，魚死網(wǎng)破孤注一擲，大概是一種概率比較高的可能。

　　在清末民初歷史舞臺上，最有聲有色的無疑首推袁世凱。只是由于袁世凱在生命最后歲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歷史上的形象發(fā)生根本逆轉(zhuǎn)，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無可取之處。其實，袁世凱如果真的像傳說中那樣陰謀、狡詐，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們就很難理解清末民初國際國內(nèi)“非袁莫屬”的共識和普遍呼聲，無法理解孫中山何以心悅誠服地推戴袁世凱，并欣然移交權(quán)力。過去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顯然違背了歷史真實，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所以現(xiàn)在真的應該重新考慮怎樣重塑袁世凱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凱思想手腕中舊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孫中山所說的那樣，具有相當?shù)男滤枷耄�他既是維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靈魂，是清末民初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們固守舊有觀點看待袁世凱，清末民初的許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說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黨人，國際社會也不會對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說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舊河山了。

　　至于辛亥革命時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也應該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寫出個性，寫出光彩，寫出人性的光輝，也要寫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臉譜，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樣看待這些人物，不要為尊者諱，更不要虧待先人，延續(xù)他們之間的仇恨和對立。

　　當然，要想重新詮釋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構(gòu)辛亥革命敘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比較中立比較科學的歷史觀價值觀，盡量吸收學術(shù)界的新成果，盡量對辛亥以來幾十年中對歷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個“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觀察去描寫那些歷史人物，就會得出不一樣甚至很不一樣的觀感。一部歷史劇，如果沒有不一樣，或形態(tài)稍新的歷史觀，要想成功，估計會非常困難。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真誠期待能夠有一部或幾部接近于歷史真實而又具有藝術(shù)價值的歷史劇出現(xiàn)，以反映和記錄辛亥那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