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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宣中興”指西漢昭帝劉弗陵、宣帝劉詢當政時期，從公元前87年劉弗陵繼位開始，至公元前49年劉詢?nèi)ナ�，約38年。其間平定西域，緩和社會矛盾，儒法兼?zhèn)�，舉行國家方針政策大辯論，創(chuàng)“常平倉”貢獻世界。

　　【來龍：霸王道雜之】

　　不幸中的萬幸，劉徹晚年對自己所作所為頗有悔意，懸崖勒馬。公元前89年三月劉徹下《輪臺罪己詔》：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劉徹主動做“自我批評”，承認錯誤，表示悔改，并開創(chuàng)一種文體“罪己詔”，或者說“新風”。從此，每當朝廷出現(xiàn)危機或遭受天災之時，有些帝王都會發(fā)布“罪已詔”，及時公開進行自省自責。據(jù)統(tǒng)計，歷史上先后有90來位帝王下過“罪己詔”，不僅發(fā)生重大人禍要主動檢討自己的領導責任，連發(fā)生不可抗拒的天災也要深刻反省自己有什么過錯讓老天爺生氣發(fā)怒。應該說，能“罪己”比那些死不認罪甚至還要強求人們頌揚、對指責加以“文字獄”的好N倍（N大于100）！

　　同年六月劉徹又反省說：“當務之急是禁苛暴，止擅武，力本農(nóng)，對養(yǎng)馬者免徭役，不再舉武事�！睆拇瞬辉俪霰�。劉徹不是嘴上說說，而是脫胎換骨，徹底整改，重回休養(yǎng)生息的國策，天下逐步恢復興盛與和諧，而避免像強秦一樣暴亡，為“昭宣中興”奠定了基礎。

　　劉徹奠定中華疆域版圖，功不可沒。但我想，他對中國影響更大的，恐怕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以來，從劉邦到劉啟，崇尚的是“無為而治”思想。劉邦雖然重視儒家朝儀之類，但沒有大興儒教。竇太后對儒家那一套反感得很。劉徹上臺之初，儒學還受壓抑，因為有竇太后在那里把著。公元前135年竇太后一死，儒家人物粉墨登場。

　　公元前134年劉徹下詔征求治國方略。蜇伏已久的大儒董仲舒應運而出，援道入儒，系統(tǒng)提出“天人感應”學說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jīng)”的主張，正中劉徹下懷。于是，儒學開始影響整個中國歷史。儒家雖然曾受暴秦摧殘，但后來更常與暴政為伍，如開始重用程朱理學的不是宋人而是屠夫般的蒙古人，把孔子抬到無以復加地步的也是蒙古人，這該是不爭的事實吧！

　　“天人感應”說認為，天人之間的關系十分微妙。國家政治有失，天會降災譴責他；如不自省，又會出怪異現(xiàn)象警告他；如果還不悔改，天會改變其成命，使他喪邦失國。反之，王者將王天下，天會出現(xiàn)神秘的征兆，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這種理論顯然近乎巫術，董仲舒自己也差點吃大虧。公元前130年遼東高廟和長陵高園殿發(fā)生火災，董仲舒推說其意，跟時政聯(lián)系，觸犯大忌。劉徹大怒，把董仲舒打下大獄。后來，董仲舒雖然赦免復官，但再也不敢談論災異。董仲舒想換一種方式將帝王關進道德的籠子，劉徹不上當，好比想把老虎關進籠子結(jié)果自己差點被老虎吃了。

　　董仲舒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以陰陽的流轉(zhuǎn)，與四時配合，推論出東南西北中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關系，突出土居中央，為五行之主，認為五行是天道的表現(xiàn)，進而把這種陽尊陰卑的理論用于社會，推論出“三綱五�！��？鬃佑小熬�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但不具備強制性，且與孟子的思想明顯沖突。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笨梢�，儒家本來也重民輕君，難怪儒家老祖宗得不到重用，秦始皇惱火起來甚至坑儒。董仲舒提升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具有等級約束力，像諾曼•梅勒所說的梯子，更重要的是把百姓也關進了禮的籠子。有這樣的好事，劉徹自然歡喜，難怪從此歷代帝王無不重視！

　　后來進一步強調(diào)“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更糟了！“三綱五�！弊兂扇寮业木�髓。有了它，時時處處都有等級，也就時時處處有約束、委屈與犧牲。我在《歷史上的60年》中寫道：

　　除了君臣、夫妻、父子，其他一切關系，儒教都有一套又一套的“禮”來制造一系列“人上人”與“人下人”，有本事不讓任何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平等。比如婆媳關系，在一般家庭中誰尊誰卑不用我說�？蛇@媳婦如果是公主，那就不一樣了。清朝禮制規(guī)定，駙馬本人及其父母同公主見面，必須先行屈膝叩安禮；如果公主有賞賜，駙馬及其父母還要叩頭謝恩。難怪有諺曰：“娶妻得公主，平地起官府。”

　　從此，百姓受到禮與法的雙重制約，相對于孔子時代是一種歷史大倒退。

　　獨尊儒術，說透了就是“武大郎開店”：凡比武大郎高的人都不得進門。民間這話雖然粗鄙些，可是沒有比這更貼切的了。因為“獨尊儒術”，不僅其他學問都成了“奇技淫巧”、雕蟲小技，即使同是儒學，董仲舒和朱熹之流不敢超越孔孟，后人又不敢超越董仲舒和朱熹之流，千百年下來，到清朝的學者只能在那幾本破書的字音、字義上皓首窮經(jīng)，嗚呼！

　　不過，劉徹雖然說是“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但從總體來看，他實際上顯然并不是只采納儒術。他的接班人也一樣，劉詢更如此。一天吃飯的時候，太子劉奭突然對父皇提意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劉詢喝酒本來高高興興，一聽這話立時變臉，斥責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nèi)蔚陆�，用周政乎？”歷來是“霸道”與“王道”兼雜著用，禮法并重，你怎么可以只用周政德教呢？這話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霸道”指法家，“王道”指儒家。相關專家學者認為，“霸王道雜之”主要表達了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王霸結(jié)合，即代表儒法結(jié)合，由此延伸是禮法、德刑結(jié)合。這種結(jié)合可以表達為政治指導思想與法律制度的結(jié)合、道德倫理與法律的結(jié)合、理論與實踐的結(jié)合、政治家與思想家的結(jié)合等等。二是在王霸結(jié)合為主的前提下或確立王霸結(jié)合這個多面體之后，再對道、墨、名、陰陽等凡是符合鞏固、完善封建大一統(tǒng)帝國政治秩序和長治久安的所有學術思想，“雜”而采之，兼而用之。換句話說，所謂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也就是在王道、霸道結(jié)合的同時雜取其他學派的政治思想來治理國家。這里的“雜”，包含對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思想廣為吸納、兼容并包、為我所用的意思。

　　實際上，“霸王道雜之”不僅是漢家制度，也是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治國理民的方式。換言之，也稱“外儒內(nèi)法”，或者“內(nèi)圣外王”。外儒給封建統(tǒng)治披上一層仁德的外衣，內(nèi)法則為專制統(tǒng)治提供堅強的后盾。從百度搜出的一篇短文對此作了精彩剖析（可惜作者佚名），摘要如下：

　　從某種意義上講，封建宗法社會的結(jié)構形態(tài)，正是外儒內(nèi)法統(tǒng)治術的必然產(chǎn)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層“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倫理依托。翻開歷朝歷代的律書，可以發(fā)現(xiàn)，開頭都冠冕堂皇地戴著一頂仁德的倫理樣式的帽子。這樣做的結(jié)果，一方面，可以為統(tǒng)治者的包庇縱容犯罪留下后路，又為法律向每個社會細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門。只要是統(tǒng)治者不愿懲罰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輕松地“宥”之，給予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么做，不僅不會有“枉法”的責任，反而顯示出統(tǒng)治者的寬厚仁慈，體恤下情。而當作為社會細胞的家族出現(xiàn)罪犯時，統(tǒng)治者又可以將某個家族成員的罪刑放大為整個家族的罪刑：族內(nèi)未能很好地執(zhí)行禮教，以致出此敗類！于是滅九族、連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滿門抄斬”就是以此為依據(jù)得以執(zhí)行起來的。與此同時，這種儒法結(jié)合的統(tǒng)治方式，還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會的每個細胞組織之中，特別是封建集權統(tǒng)治的后期，國家將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長有權采取法律的手段懲罰族人，而法律這時保護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穩(wěn)定：只要族長認為有錯，就可以到宗祠里對族人實施懲處。私設公堂在封建社會里之所以不被看成犯罪，原因正在于此。

　　“霸王道雜之”是“昭宣中興”以至整個漢代、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的統(tǒng)治要領。說中國封建社會是儒家社會，實際上是不準確的。

　　看中國歷史，常覺得困惑：統(tǒng)治者滿口仁義道德，怎么動不動就誅人九族甚至十族，而且還要凌遲——千刀萬剮？又為什么那么多人會人格分裂，說一套做一套，對自己的孩子也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聽聽“霸王道雜之”之說，便可以恍然大悟！

　　《炎黃春秋》總編吳思在仔細揣摩了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后，發(fā)現(xiàn)支配中國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東西，常常與他們宣稱遵循的那些原則相去甚遠�！皩τ谶@個擅長舞文弄墨的集團，要敝開它的自我吹噓和堂皇表白，才能發(fā)現(xiàn)其本來面目�！眳撬歼�一針見血地揭露：它們說的那些很漂亮的東西，“假如當真行得通，我們的文明肯定有資格征服世界——無須花那些冤枉的錢搞大選、維持議會和最高法院，統(tǒng)治集團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樣慈愛，像圣賢一樣英明”。所謂“外儒內(nèi)法”、“內(nèi)圣外王”，也就是吳思所說的“潛規(guī)則”吧，已在中國潛行數(shù)千年。

　　一、第二個周公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帝王三宮六院，妻妾妃嬪如云，卻時常發(fā)生沒有兒子或者難選個合適的兒子繼位的問題。其原因諸多。劉徹有六個兒子，因為“巫蠱之禍”殃及40萬人，血流成河，太子劉據(jù)被迫自殺。殺完，有人冒死上書，他才覺得可能有冤，腸子都悔青了，下“罪己詔”，又建“思子宮”，無奈劉據(jù)不能復生。次子齊懷王劉閎，也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剩下四個：一是燕王劉旦，博學經(jīng)書雜說，好星歷數(shù)術倡優(yōu)射獵。劉據(jù)死后，劉旦很有希望成為太子，可是操之過急，上書請求入京師，激怒劉徹，反被壓制。二是廣陵王劉胥，為人驕奢，好倡樂逸游。三是昌邑王劉髆，李夫人之子，李廣利外甥。李廣利和劉徹侄兒劉屈氂策劃謀求劉髆為太子，事發(fā)后李廣利還投降匈奴，劉屈氂被腰斬。公元前88年即劉徹去世前一年，劉髆去世。四是最小的兒子劉弗陵，據(jù)說極像劉徹少年之時。

　　問題是劉弗陵太小。為此，劉徹雙管齊下，一是為防止自己死后主少母壯，呂后之事重演，將劉弗陵生母趙鉤弋賜死，使趙氏沒有親人可以成為“外戚”；二是命畫工畫一幅周公背負周成王的圖，賜予霍光，其意不言自明�；艄馐莿�徹的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用現(xiàn)代話來說是駕駛員兼秘書，深受劉徹信賴。同時，還委托其他一些官員共同輔佐，如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

　　公元前87年春，劉徹在彌留之際立劉弗陵為太子。死后，霍光等人奉劉弗陵繼位，即漢昭帝，時年僅八歲。一個八歲的男孩子，現(xiàn)代剛上小學一年級吧，但在歷史上當皇帝絕對沒問題。跟周公與成王一樣，皇帝的權益由劉弗陵享受，皇帝的事全由霍光干，史書稱“政事一決于光”。

　　跟周公遭遇同樣的是，霍光攝政也引起不滿。與霍光同樣輔政的上官桀就不服：你霍氏可以攝政，我上官氏為什么不行？于是，依附皇帝之姊蓋長公主，結(jié)成反霍聯(lián)盟，將上官氏年幼的孫女送入宮，封為婕妤，想通過公主和孫女取代霍光與劉弗陵。還有一個人更是憤憤不平，這就是燕王劉旦。他比劉弗陵年長，理當立他為太子，由他繼位，怎么能讓那么小一個弟弟接去呢？經(jīng)過幾年密謀，形成以蓋長公主和劉旦為首的兩股反對勢力。他們聯(lián)合起來，決定利用劉旦的合法身份發(fā)動政變。

　　公元前80年九月霍光外出休假，他們認為時機已到，便叫一個人用劉旦的名義上書這時年已14歲的劉弗陵，內(nèi)容是：霍光在檢閱京都兵備，附近道路已經(jīng)戒嚴，同時還跟匈奴勾結(jié)�；艄馍米哉{(diào)兵，目的是為了推翻劉弗陵，自立為帝。為保衛(wèi)劉弗陵，請召劉旦入朝。他們的圖謀是：這奏章送達后，劉弗陵會立即按奏章內(nèi)容宣布霍光的罪狀，緊接著組織朝臣脅迫霍光退職。

　　萬萬沒想到，劉弗陵將此扣壓，不予理睬。更糟的是，第二天一早霍光就得知上官桀等人的舉動，于是站在周公負成王圖前不動。劉弗陵見霍光沒來，連忙向朝臣打聽。上官桀以為勝利在望，添油加醋說：“因為燕王揭露他的陰謀，他不敢來上朝了！”劉弗陵隨即召霍光入朝，卻勸慰說：“我知道那奏章是造謠誹謗！如果你要調(diào)動兵力，燕王遠在外地怎么知道？何況你如果真要推翻我，無須如此大動干戈！”大臣聽了無不驚嘆，沒想到小小皇帝如此聰明善斷。

　　陰謀被揭穿后，他們不甘罷休，干脆赤膊上陣。他們計劃由蓋長公主設宴請霍光，埋伏兵卒將霍光殺掉，廢除劉弗陵。又一次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這陰謀被蓋長公主門下一名官員知道并密報。于是，劉弗陵、霍光先發(fā)制人，將上官桀等人逮捕，誅殺他們家族。蓋長公主和劉旦自知罪孽深重，先后自殺。

　　也許真有所謂“天人感應”，劉徹殺戮太盛，報應到他子孫身上。公元前74年四月21歲的劉弗陵年紀輕輕就病死了，而劉弗陵沒兒子，漢室又一次面臨選繼承人的難題。

　　本來也不太難，選昌邑王劉髆的兒子劉賀，即劉徹的親孫子，根正苗紅。然而，這劉賀太不爭氣，進京繼位途中也忍不住派人搶掠民間美女和財產(chǎn)。據(jù)正史記載，他當皇帝27天，干了1127件荒唐事，平均每天40件。霍光忍無可忍，與大臣們商議，奏請?zhí)�后同意，將劉賀即漢廢帝給廢了，改立劉徹唯一的曾孫劉詢（劉病已），即漢宣帝。

　　劉詢雖然年僅17，可謂歷經(jīng)滄桑。這又得提及慘不忍睹的“巫蠱之禍”：太子劉據(jù)與丞相雙方兵馬在長安街巷激戰(zhàn)五日，劉據(jù)兵敗帶著兩個兒子出逃，藏在湖縣（今河南靈寶）一位好心的窮人家里，又被官吏發(fā)現(xiàn)，無處可逃，只得自縊。兩位皇孫也被殺，幸好尚在襁褓中的劉詢逃過一劫，但也被下獄。又幸逢負責此案的邴吉心善，知道太子被誣陷，憐憫這個無辜的嬰兒，讓忠厚的女囚在寬敞干凈的房間哺育他。后來，劉徹生病，望氣者說長安監(jiān)獄有天子氣，他還命令將獄中人連夜處死。邴吉緊閉大門，拒不執(zhí)行。天亮了，劉徹也清醒些，嘆道：“天意啊！”于是大赦天下，劉詢才得救。要不是僥幸碰上一連串好人，劉詢哪逃得出一連串死局？當然，從他繼承皇位來說，那得益于劉賀出奇之糟。

　　劉賀出奇之糟而能得以及時制止，在那沒有民主機制的封建時代，更是奇跡。錢穆認為明清以前的中國并不能說是皇帝專制，有一定道理。且說劉詢，歷史證明他是位好皇帝。西漢制定廟號、謚號在歷史上是最嚴的，11個皇帝僅4個有正式廟號，劉詢是其一（另三位是劉邦、劉恒、劉徹），可見其功德之高，也可見霍光在選皇位繼承人方面之慧眼與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