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華語、英語、Singlish（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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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華語運動
按照李光耀的治國理念，要把一個沒有單一民族和身份認同的年輕國家建設(shè)好，統(tǒng)一民眾的語言就該成為一項重要的工程。他認為語言政策關(guān)乎一個國家成敗，而統(tǒng)一華族語言是其中一個關(guān)鍵。為了改善不同籍貫的華族人民彼此間的交往，華語必須成為凝聚華族的必要手段。
這只是針對華族而言的。新加坡在獨立后正式全面推行以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政策，讓學生同時掌握英文和母語。按照他的認知，講方言的環(huán)境會給學生學習華語造成干擾，因此必須營造一個有利于講華語的環(huán)境。
于是針對新加坡華族人民的全國推廣講華語運動在1979年展開了。
當時的“講華語運動”主題曲還是由中國臺灣歌手黃鶯鶯演唱的。記得歌詞第一句就開宗明義指出國家的進步和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息息相關(guān)。清脆的歌聲，朗朗上口的旋律，簡單明了地說明了運動的目標：講方言將拖慢國家的發(fā)展，為了國家的未來，為了大局著想，大家少講方言多說華語，而為了孩子的將來，也請與他們講華語。
許多人說了一輩子的南方方言霎時成為了被針對的洪水猛獸，成了拖慢國家發(fā)展的障礙。
為了給大家時間適應(yīng)，政府沒有即刻禁止方言節(jié)目的播出，而是要求電臺和電視臺逐步減少方言廣播。
剛開始，大家的生活如常，或許心中仍存有一絲希望，期待政府能回心轉(zhuǎn)意。不過當最后期限開始迫近，大家也接受了鐵一般的事實，也知道鐵面無私的李光耀從來不跟大家開玩笑。
學校也開始極力配合。我本來高興地認為，隨著“講華語運動”的展開，我們就不必學英語了�？墒俏覀兊挠⑽恼n還是照樣上，老師還是像往常一樣要大家講英語，在她的課堂上誰要說華語就會被罰，講方言更是不可饒恕。
一年一年過去了，那一天終于到來，李大傻的聲音也從“麗的呼聲”中消失了。守在小箱子旁的我有些難過，再也聽不到那位爺爺沙啞的聲音了，那箱子里傳出來的呼聲已不再亮麗。
除了一些新聞時段可聽到方言外，其他方言節(jié)目一律被華語節(jié)目取代，也完全聽不到鄧麗君唱的“做人的媳婦要知道理”的福建歌曲了。
讓人不解的是，電臺、電視臺禁播方言，可是卻允許日語、泰語等我們完全聽不懂的他國語言在空中出現(xiàn)，可見在政府的眼里，方言的殺傷力強過外來語言的侵襲。
忘了是1983年還是1984年的某一天，我們守在電視機旁等著熟悉的港劇播出。那天，港劇按時登場，只見周潤發(fā)和鄭裕玲字正腔圓講著流利的華語，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記得那時我更專注看著他們總是對不上的嘴形。
隔天，仍然看見媽媽和鄰居們在走廊上談?wù)撝耙煌淼碾娨晞�，但他們更多時候不是在討論劇情，而是在抱怨電視劇配音了之后變得多不自然。
配音港劇播了幾集后，參加“走廊會議”的鄰居越來越少了，大家也已經(jīng)接受了鄭裕玲講華語的不可逆轉(zhuǎn)的命運。
一些鄰居因為不習慣，又或許是不滿自己喜愛的方言被奪走，所以干脆不看了。手頭較寬裕的鄰居則買了錄像機，去租錄像帶來看原汁原味的連續(xù)劇。托華語配音的福，住家附近的錄像帶出租店生意變得特別好。
過去，隔壁的廣東大叔在電視劇播出的時候都會留在家里追看，但是當方言節(jié)目禁播后，他沒了娛樂�；蛟S這個社會進步得太快了，他還沒來得及趕上變化的步伐，現(xiàn)在連講了一輩子的廣東話也從公共空間中消失了。
雖然“講華語運動”打著“華人講華語，合情又合理”的口號，但對不同籍貫的老一輩新加坡華人來說，華人講華語卻未必完全合乎情理。
后來廣東大叔常常在配音港劇播出的時候，獨自走到組屋樓下呆坐。他已不再托我?guī)兔I香煙，因為沒有方言節(jié)目作為消遣的他經(jīng)常閑著沒事，喜歡到附近走動。有時會見到他和三兩個同樣也是聽不慣華語配音的大叔大嬸們聚在一起，用香煙和啤酒填補空虛。
或許也只有和同樣被趕到社會邊緣的朋友們聚在一起時，他才能找到娛樂，找回自己的聲音和僅存的尊嚴。畢竟自己私底下講什么語言，政府管不著。
就像李大傻的聲音有一天從空中消失一樣，聚集在組屋樓下的大叔大嬸們的聲音隨著歲月流逝，也變得越來越微弱。廣東大叔的同伴們有的搬遷，有的先走了，最后只剩他自己一人在樓下呆坐著，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外頭世界瞬息萬變，他已跟不上，也無法理解。
后來我也搬了家，再也沒見到這位廣東大叔了。
（二）語到用時方恨少
歲月飛快地過去，方言已經(jīng)成為過去式，而盡管“講華語運動”年復一年地推行著，其地位卻在英語面前矮了一大截。
“講華語運動”推行幾年后，我驕傲地跟鄰居們說著流利的華語，已經(jīng)很少聽到有人再叫我“客家妹”了。華人之間都用華語溝通，大家已經(jīng)分不清誰是廣東大叔、福建大嬸了。
原本以為方言不會再有重見天日的時候，在一個偶然的時機，社會終于想起了這群講方言的老人們。
那是推廣“講華語運動”進行了二十多年后。2002年，可怕的SARS席卷全球，新加坡政府要大家做好嚴密的防控工作，用各種官方語言確保大家了解如何預(yù)防流感，可是最容易受病毒感染的高危群體是根本不懂英語和華語的老一輩。
那時方言已經(jīng)式微，沒有多少年輕醫(yī)務(wù)人員懂得使用方言與老一輩溝通。后來，當局好不容易找出幾個藝人臨時惡補，在電視上用方言講解SARS的注意事項。
此外，每5年舉行一次的大選，也會讓人想起新加坡仍有講方言人口的存在。
說來也同樣很諷刺，方言空間已大大縮小，可是到了這個時候，穿上人民行動黨制服的候選人在群眾大會上都會不時以方言激情演講，仿佛帶我們走進時光隧道，回到舊時代里。
這種拜票方式至今在某些選區(qū)仍管用，不過歷史總在開人們的玩笑�，F(xiàn)在執(zhí)政黨的候選人幾乎都只會說英語，華語說得靈光的已占少數(shù)，而能講流利方言的更是鳳毛麟角。因此一些在野黨候選人亮出了“方言牌”，形象上更貼近民心，其群眾魅力不是一板一眼的執(zhí)政黨候選人能比得上的。
李光耀在快九十歲高齡的時候回顧近三十五年前禁止方言的政策，仍堅持當初的立場。其實他也知道，為了這一政策他與一整代講方言的華人樹了敵。
盡管如此，也盡管目前有人呼吁讓廣播媒體重現(xiàn)方言節(jié)目，他還是很抗拒，仍堅持方言會干擾華文的學習，也認為一旦放寬條例，老一輩華人將開始和子孫用方言溝通。
這或許是多慮了。我看到的普遍情況是，朋友和親戚的小孩一出世就講英語，他們根本無法和祖父母溝通。如果方言解禁，能拉近兩三代人之間的關(guān)系，不也是成就一樁美事嗎？但即使現(xiàn)在挽回方言，也為時已晚，經(jīng)過徹底“消毒”的語言土壤已不適合方言的生長，所以過去阿公阿婆用方言給孫兒講故事的親切畫面恐怕已不復存在。
不可否認，統(tǒng)一華族語言的確有它的貢獻，運動的推行把我們的語言環(huán)境變得更單純，也讓我和其他華族的溝通方便多了。當整個語言環(huán)境變得簡單許多后，我再也不必因為不懂主流的方言而覺得困擾。
在某個程度來說，我是“講華語運動”的受益者，但我后來卻把自己作為客家妹、華人、新加坡人這多重身份以及身邊出現(xiàn)的多種語言當成一種負擔。
現(xiàn)在丟掉了所有多余的負擔，我才發(fā)現(xiàn)，剩下的身份——華人和新加坡人的概念卻是如此模糊，而我口中說出的華語和英語，無論說得怎么標準，在別人眼里都不是最正宗的。
（三）他們驕傲地說:
....“I can’t speak Mandarin.”
語言問題一直是新加坡模式中最摸不到出路的迷宮。這個問題并沒有跟建國初期的就業(yè)、房屋問題一樣隨著國家政策和經(jīng)濟發(fā)展而基本得到解決，至今仍是個糾纏不清的爭議性課題。談?wù)撝形某潭纫约叭藗儗τ谶@個語言的態(tài)度，總會讓人覺得不愉快。
在建國初期，李光耀認識到英文在政治與經(jīng)濟上的重要性，于是把英語當作工作語言。在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取得獨立后第二年，國家正式全面推行雙語教育政策，要求大家學習母語，以保留文化上的歸屬感，增強大家的自信和自尊。
后來到了七十年代，由于國家重視英文，華校畢業(yè)生覓職困難，處處受到歧視，不少家長為了孩子的將來都把子女送到英校就讀。因此，華校的生源減少，學校一所接一所關(guān)閉了。
我入學的時期幾乎已經(jīng)沒有華校英校之分，而是正式接受英校模式的“雙語教育”。我們所謂的雙語并非兩種語言并重，非常陌生的英語成了我的第一語言，而華語則退居為第二語言。除了華文課和道德公民課，其他科目一概以英語為教學語言。
那時，我的班上有四十多個學生，華族學生占多數(shù)，馬來族和印度族學生少于十人，甚至有幾年只有兩三人。老師盡量不用華語和華族學生講課，有時候會對我們比手畫腳解釋，不得已才會說一兩句華語，所以那時很怕遇到異族老師，因為聽不懂的話，也必須要嘗試理解。
英文詞語由26個字母串聯(lián)而成，看起來很容易掌握，但學起來就會發(fā)現(xiàn)這個語言很復雜。有這種感覺一來是因為我們對這個語言感到很陌生，必須從零學起；二來英文里有很多的時態(tài)、語態(tài)，就像百變金剛那樣經(jīng)常變來變?nèi)ィ屓穗y以捉摸！
你看，老師不是說一只狗狗是dog，兩只狗狗就要加一個“s”變成dogs嗎？可是為什么當我把兩個男人寫成mans的時候，老師就在我的答案旁邊打了個叉？
不只是如此，英文還分什么過去式、進行式之類的，真是規(guī)矩多多，而且很多也是沒有道理可講的！
你看，老師說在動詞后面要加“ed”表示動作已完成，可是當我回答go（去）的過去式是goed的時候，我又錯了。原來答案是went�？墒莋o和went根本長得完全不像啊，為什么它們可以隨便認祖認宗？
那時候同學們對英文都存有一些恐懼感，上英文課的時候也心驚膽戰(zhàn)，遇到不滿意的情況也不知道該怎樣用英文跟老師頂嘴。但是到了華文課，因為是我們熟悉的語言，而且老師也經(jīng)常給我們講故事，整個課堂的氣氛就活躍了起來。
雖然學校里的華文老師更受小朋友們歡迎，但當我們看到這些英文不靈光的老師在英文老師，甚至是在一些學生面前抬不起頭時，就知道只有把英文掌握好，我們的社會地位才能提高。
記得在一次周會上，一位華文老師在臺上用發(fā)音不準的英文訓斥大家，結(jié)果他的話非但沒有讓學生們安靜下來，反而引來接連不斷的嘲笑。這位華文老師顏面盡失，快步走向后臺，另一位英文老師見狀連忙接過話筒教訓大家的行為。
雖然英文難學，但大家完全沒有退路。就這樣大家上課，做作業(yè)，背段落，一點一滴地增加了詞匯量，建立了語感，也慢慢地適應(yīng)了以英語為主的學習環(huán)境。
可是，那些來自講英語家庭的學生學習中文的態(tài)度卻往往不如我們學習英文那樣認真，而且我們常遇到一個怪現(xiàn)象：華文不好的學生總會嘲笑其他英文不好的同學。
在我以前碰過的這些同學當中，對華文存在著莫名的痛恨，不愿意說也拒絕學習，還看輕所有華文能力比自己強的同學。有更偏激的家長甚至因為孩子討厭學習華文，而舉家移民西方國家。
對此番怨言，教育部如何回應(yīng)？教育部妥協(xié)了，于是將華文課程修改得更簡單，好迎合這些華文文盲的水平。
一直到了今天，那些只會說英語的華人仍會展現(xiàn)出高人一等的姿態(tài)，有一些甚至以不會華文為傲。當你用華語跟他們交談時，他們會很客氣，但也會很驕傲地回應(yīng)：“Sorry, I can’t speak Mandarin.”（對不起，我不會說中文。）
接下來他們有可能問你：“Are.you.from.China？”
（你是中國來的？）有些人這么問純粹出于好奇，沒有惡意，但當那些一句華文也不會，自以為是洋人的華人這么問的時候，語氣中總是含有不屑的意味。
這些人往往來自社會中上階級講英語的家庭，他們對中國的印象不佳，也鄙視英文說不好的新加坡人，但他們從來不會為自己修讀了十多年的華文，連一句華語都說不清而認為自己笨，或為自己的無能感到羞愧。
我猜想，這些人是在用優(yōu)越感掩飾自己在學習華文時所遇到的挫敗，也因為整個社會不重視華文，他們也順理成章，有充分的理由去看輕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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