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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悍然入侵打亂了中國民眾平凡的生活，自西晉、北宋兩次為躲避戰(zhàn)亂而進行的大規(guī)模人口遷移之后，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大遷徙上演了。這是一幅怎樣的血淚交織的慘烈畫面！占當時中國人口總數(shù)四分之一的人（1 億）踏上了這一條萬難征程，前路漫漫……

四海西奔

就像長三角地區(qū)很多地方一樣，上海往西80 公里的繁華城市——無錫市也在戰(zhàn)爭的最初幾個月里遭到了猛烈的轟炸。跟丈夫和孩子在一起的中國基督徒楊夫人，也成為成千上萬被疏散人群中的一員。1937 年11 月16 日，她僅攜帶了一些重要物品就出發(fā)了，這些物品中包括兩個蘿卜，其中藏有多張面值為200 元（本書涉及的貨幣單位“元”，如未特別說明，均指中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發(fā)行的法幣�！�—譯者注）的鈔票；另外還有一些掏空的雞蛋，其中藏有幾件珠寶。這一隊人馬還必須做出一個可怕的選擇：他們是通過大運河，還是穿過太湖轉(zhuǎn)道其他不那么知名的運河逃難？如果他們選擇大運河，那他們的路線就會與鐵路、主干公路平行，而這些交通干線都是日本轟炸機的襲擊目標。但如果他們走湖泊，就很有可能會被搶劫——這也是死路一條。但此時，頭頂上突然出現(xiàn)轟炸機，他們不得不馬上做出選擇。但趕到大運河一看，他們“遇到了成千上萬的人，有富人，有窮人，都乘著像我們一樣的小漁船……大運河里擠滿了船只”。到處都是恐怖的景象，“岸邊、河里的死尸，到處都是炸沉了的船只”。船上的狀況很糟糕，但那些負責保護船只的士兵卻讓這一狀況更加惡化。楊夫人絕望地描述道：“每艘船上都擠滿了人，幾乎無法動彈。”他們不得不共用唯一的盥洗盆，“一位母親為了不讓孩子的哭喊被士兵們聽見，甚至差點把孩子弄得窒息”。國民黨的士兵本應在那里保護難民，但他們的心思卻更多地放在私自利用船只或趁機從難民身上竊取貴重物品上。

11 月22 日，他們最終抵達了上海西北方向約219 公里的鎮(zhèn)江。接著，一次空襲打亂了登船的隊伍，但他們還是想方設(shè)法，最終擠上了一艘英國輪船。這期間，難民隊伍被噴射水柱，以阻止他們往前擠壓。后來有人描述道：“我們都成了落湯雞�！钡�他們還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最終還是登上了船。有人記載道：“被留在浮橋上的幾千人萬般絕望，還有許多人為了登上船而拋棄了他們的隨身物品甚至是孩子�！苯又�他們從鎮(zhèn)江出發(fā)前往武漢，兩者之間大約520 公里的路程花了他們超過4 天的時間。11 月中旬，國民黨正準備撤離南京，將軍事總部遷到武漢。所以，當時的武漢紛亂異常。但對楊夫人而言，在武漢的逗留卻是顛簸的難民生活中一次小小的休整。隨著首都的遷移，許多外國人大量撤到武漢。楊夫人和許多中國難民一樣，深感有必要搬遷到更靠近內(nèi)陸的地方。他們下一步計劃乘火車逃往武漢向南350公里的長沙市。但他們很快就發(fā)現(xiàn)，輪船上的混亂局面又在火車上重演了：

在車站等了7 小時之后，已是晚上11 點，火車終于到站�？墒呛懿恍�，我們等待的地方是一等車廂�？康牡胤�。當我們奔向三等車廂的時候，許多人在擁擠中幾乎被踩踏致死，尤其是那些孩子和老婦，即便有人幫助他們也無濟于事。我發(fā)現(xiàn)我有3 名家人失散了，我丈夫和用人在一節(jié)節(jié)車廂里詢問：“這里有無錫人嗎？”但始終沒有人回應。我擔心他們被推到了鐵軌上，那樣他們就不可能再次登上火車，因此我焦急萬分。直到第二天早上，失散的親人回來找我們，我才放下心來。

在經(jīng)歷了水路和鐵路的折磨之后，楊夫人一家踏上了公路，這是他們噩夢般的逃亡旅程的最后一個階段。大家商議著要雇一輛卡車，前往長沙西南方向500 公里的廣西。但卡車卻萬般拖延，遲遲不到。1938 年1 月3 日，救命卡車終于到達他們的等待地點，難民們被命令馬上上車。但這輛救命卡車卻讓他們感到各種不適。楊夫人回憶道：

“我聞不慣汽油的味道，卡車震動得也很厲害，我忍不住嘔吐起來。我睜開眼睛，吃的東西全都吐光了，緊跟著另一個乘客也吐了。當時卡車上共有21 個人，只有5 個沒有吐�！彪m然蔣介石及其政府或許做出決定，要在1937 年秋天進行有序的撤離，但像楊夫人這樣的普通民眾根本沒有收到任何通知，而且當時的情況也不僅僅是中國城市被攻擊這么簡單。在城市之外，90% 的中國人生活在農(nóng)村地區(qū)，他們的生活方式幾百年來都沒什么變化：平時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虔誠地信奉宗教，忍受著政府的苛捐雜稅和政令條文。蔣介石的抗日計劃是以中國人民齊心協(xié)力為核心的，但戰(zhàn)爭似乎把中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穩(wěn)定性和居民社會都破壞殆盡。

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7 年7 月底，日本奪取北平和天津之后，立刻向西驅(qū)趕裝備不良、散沙一般的中國軍隊。鐵路在華北的戰(zhàn)爭形勢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日本想要快速運送大批部隊和精良的武器裝備，就必須掌握華北的鐵路。因而在1937 年的夏季，它對華北鐵路的控制權(quán)也確實是越來越大。

那一年秋天發(fā)生了兩場戰(zhàn)爭。在華中地區(qū)，國民黨與日本軍隊拼死抗爭，戰(zhàn)場主要集中在上海，但也往南延伸至廣州。華北的形勢則更加復雜：地方軍閥控制了這些地盤，他們雖然與蔣介石結(jié)盟，但其軍隊并不在后者掌控之下。除此之外，共產(chǎn)黨也是一股很有影響的力量。它的軍隊雖然沒有參與上海戰(zhàn)役，但其領(lǐng)導人卻非常關(guān)心華北其他城市的守衛(wèi)情形，因為這些城市距離他們在陜西的延安根據(jù)地都不遠。從理論上講，蔣介石是全國名義上的最高軍事指揮官，但實際上他無法控制共產(chǎn)黨的行動。毛澤東在長三角的戰(zhàn)事上沒發(fā)表多少意見，但他從延安發(fā)布了一系列命令，試圖在北方打造有利的戰(zhàn)局。位于陜西省東北方向350 公里的太原，現(xiàn)在成了地方軍閥閻錫山的抗日中心，閻錫山試圖抵御不斷涌入華北的日本軍隊。太原和再往北250 公里的大同是山西省的兩座主要城市，在1937 年的秋天，它們的命運將主導整個華北地區(qū)的戰(zhàn)事。太原有一個兵工廠，而大同則有重要的煤礦資源，這兩樣都是令日本人垂涎欲滴的誘惑。

國民黨、地方軍閥、共產(chǎn)黨對抗日本人的戰(zhàn)爭對越來越多的人造成了災難性影響。在軍隊交火的情況下，人們該待在原地不動，還是收拾行囊逃往吉兇未卜、生活艱難的陌生之地？窮人們常常連選擇的余地都沒有，他們一無所有，根本無法背井離鄉(xiāng)。因此，這個問題對中產(chǎn)階級而言，往往顯得更為急迫。

此時，并非所有逃亡者都那么無助。記者杜重遠反而覺得自己可以在這種環(huán)境下一展所長。他曾在1935 年因刊登反日文章而被判入獄。1936 年，杜重遠被釋放之后，國民黨因贊賞其立場而接收了他。中日全面戰(zhàn)爭的爆發(fā)給了杜重遠施展才華的機會，他得以全程報道抗日戰(zhàn)爭的進展。隨著華北的淪陷，以及在國民黨拼死保衛(wèi)國土的1937 年秋季到1938 年春季期間，杜重遠在華北和華東地區(qū)處處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將戰(zhàn)爭的故事實時地傳達給廣大讀者。1937 年8月13 日下午，杜重遠抵達上海，當天正值淞滬會戰(zhàn)正式開戰(zhàn)。杜重遠定期在《抵抗》報上更新的戰(zhàn)況報道讓人產(chǎn)生了一種強烈的印象：自從日寇侵略開始后，中國陷入了一片混亂。諷刺的是，杜重遠自己卻整天陶醉在工作中，對其所見所聞既震驚又振奮。現(xiàn)在一切如其所愿，他與部隊的車隊同行或搭便車，自由地報道抵抗日軍的戰(zhàn)況。在此期間，他常常以報道戰(zhàn)況為由要求軍事護送或搭乘便車。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當敵人不在眼前，天氣晴朗、萬里無云的時候，“大家就像是要去逛山旅行的樣子”。但在杜重遠的戰(zhàn)爭游歷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他對被日軍包圍的中國鐵路線的報道。

他從中國中部出發(fā)，開始了一段前往北方戰(zhàn)場的曲折歷程。1937年8 月中旬，他和伙伴李公樸無法搭乘火車離開上海。他們不得不搭車前往上海西邊120 公里處的城市蘇州，一路上都在躲避敵軍飛機的轟炸。抵達蘇州后，他們找到了火車站站長確認預訂的車位，但卻被告知“客車無多，僅代預備鐵篷車一輛，平時系用于拉牛”。

杜重遠一次又一次地發(fā)現(xiàn)自己總是遭遇火車延誤或線路取消的厄運。他在日記里詳細記錄的不僅僅是個人的挫敗感，更反映了戰(zhàn)爭給中國帶來的全面破壞。當然，對于杜重遠來說，找到多種靈活的方式到達目的地也是他旅途樂趣的來源之一。在20 世紀早期的中國，鐵路是最為快速而時尚的現(xiàn)代化交通工具之一。到戰(zhàn)爭爆發(fā)為止，中國的鐵路運輸從大規(guī)模投入建造到使用只有20 多年的時間，其速度和能力被看成是中國發(fā)展的一個象征。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公司定期利用高速火車的形象來做廣告，以展現(xiàn)日本帝國時尚而具現(xiàn)代化的面貌，彰顯其相對于落后中國的優(yōu)越性。在國民黨掌權(quán)的10 年間，中國的鐵路線獲得了極大的增長，從3 萬公里增長到6 萬公里，國民黨為此甚為驕傲。但此時，這樣的現(xiàn)代化交通工具卻處在敵人的包圍之中，危在旦夕。

杜重遠一路上看到了很多東西，對整個國家的備戰(zhàn)情況了如指掌。在陸地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防空工事。在20 世紀30 年代中期，盡管人們聽說過轟炸的厲害，但空戰(zhàn)仍然只是一件新鮮事。西班牙內(nèi)戰(zhàn)依然在進行之中，到了1937 年，局勢已然變得明朗，德國和意大利的轟炸機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對抗共和黨提供了有力的幫助。在西方政治家中，包括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溫，迷信“轟炸機所向披靡”是他們推崇綏靖政策背后的強力動機。20 世紀30 年代的中國人不像歐洲人那么習慣于新技術(shù)戰(zhàn)爭，因此在跟空中死神打交道時更是嚇得魂飛魄散。但仍然有些地方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山西太原是軍閥閻錫山控制的地盤，此人是頗令蔣介石忌憚的諸多軍閥之一。杜重遠往北行進的旅程雖然危險重重，但并沒有遭遇殺身之禍。1937 年10 月上旬，他到達太原。抵達當天，他報告稱，“我們看到各處都在進行著防空工事的準備。到目前為止，這項準備已經(jīng)有一年之久，這證明當局早就下決心要抵抗侵略”。但情況沒有那么樂觀，更為典型的是往北250 公里的大同的景象。杜重遠從太原搭乘一輛卡車前往大同，結(jié)果被堵塞在軍用汽車和馬車之中。到達時，他看到了這樣的情景：

大同景象與太原殊異。每日因敵機常來轟炸，滿城已呈死氣，防空工事除了在城市周邊挖掘了一些隧道之外，其他可說均為零。城中的政府人員，每天早上會拿上幾個饅頭當早餐，此外整天都伏在隧道之中躲避飛機，直到晚間7 點左右，方敢自由活動……民眾方面毫無組織……老百姓視飛機如神物，敵機雖飛去多時，老百姓尚不敢行動……即使伏在隧道中也不敢高聲談話，恐被飛機聽了去！

在幾周之內(nèi)，正常的生活狀態(tài)被完全打亂。人們不得不在晚上工作，他們長時間靜止不動，忍受著不斷襲來的死亡威脅。在杜重遠抵達太原之前不久，日軍的一次空襲就導致180 人喪生。

混亂的陰影籠罩了中國，從普通店員和農(nóng)民到士兵與政府官員，社會的每一個層面都被影響到了。一些有偏見的國外觀察家對政府的維持能力表達了懷疑，英國外交官道格拉斯•麥基洛普在一份從武漢發(fā)往倫敦的備忘錄中表現(xiàn)得尤為悲觀：

我在此感受到的最強烈印象就是國民政府的消極、無能、分裂主義、不負責任，以及毫無根據(jù)的樂觀。它的樂觀幾乎完全是建立在一種不確定的希望之上：其他國家包括我國將會自愿或不自愿地卷入這場戰(zhàn)爭，并為岌岌可危的中國政府挽回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