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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節(jié) 第六章

袁世凱為何稱帝

對于袁世凱稱帝這件事,多年來人們一直述說不盡,也一直把華盛頓建立美國一事與袁氏的個人品質(zhì)聯(lián)系在一起,其實這有點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之嫌。《劍橋中華民國史》有一段文字稱,作為總統(tǒng)的袁世凱,“雖然有個人野心,也熱望貫徹他自己在中國政體應該如何組織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但他還不是極端利己主義者,不要求別人屈從和諂媚……他的種種過分行為,與其說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還不如說是由于嚴格的官僚政治的觀點引起的!闭撌鲋埸c不是完全集中于袁世凱的個人品質(zhì),而是袁氏所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的確,我們前人留下的專制統(tǒng)治足跡太深刻了。

經(jīng)過艱苦卓絕的奮斗,孫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任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tǒng),宣告了中華民國的成立。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得悉清帝退位及袁世凱贊同共和,遂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并同時舉袁自代。此事與華盛頓不戀權(quán)力,一任屆滿即萌生退休之念一樣偉大。

1781年,美國勝利已成定局,作為總司令的華盛頓有著世界性的聲望,他的部將——曾任米夫林堡守備司令的路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致信華盛頓,建議建立君主制,認為“很有理由采納國王的稱號”。華盛頓在新堡司令部接信后立即叫來秘書,口授了一封措辭嚴厲、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來信所述意見,我仔細閱讀,不勝駭異。你所說的軍隊里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非常,自從作戰(zhàn)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chuàng)的。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斥之為大逆不道。目前我暫守秘密,如再有妄論,定予揭發(fā)。

“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會,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尚有自知之明,對于你所建議之事,誰也沒有我這樣感到厭惡。為表明心跡起見,我必須補充一句,我誠心希望軍隊充分受人敬愛,超乎任何一人。而且就我的能力與影響而論,亦必竭盡所能,使軍隊受人敬愛。是以如果你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后代,或者仍然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類謬念,勿再任其流傳,有厚望焉!

華盛頓之后美國的體制沒有改變,一直到現(xiàn)在?蓪O中山先生把權(quán)力交給袁世凱之后,中華民國不久就易色了,復辟了封建帝制,原因難道僅僅是袁氏投機取巧蒙蔽了孫中山?

在個人身上發(fā)生作用的因素往往有兩種,一個是社會環(huán)境,另一個是自己的信念。就普通人來講是如此,對大人物而言尤其這樣。所謂大人物,往往身居要職,手握重權(quán),他們的每一個行動,都會使無數(shù)人歡樂或憂愁。袁世凱最終的選擇,與其說是個人品質(zhì)問題,毋寧說是千百年來形成的社會環(huán)境催促袁氏踏上專制之路。

若說風范,華盛頓、孫中山二人難分軒輊,可見中國即使有華盛頓之風范者,也不一定產(chǎn)生美利堅的社會效果,因為土壤不同!我們常常驚羨美國只用了200多年的時間就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實質(zhì)而言,美國的強大,是一種制度上的強大,并非來自于哪一個個人。

嚴令如何變成具文的

明朝成化年間的某一天,皇宮的主人正在準備用膳。只見葷素菜肴齊備,珍饈美味無數(shù),其中有一盤豆腐雪白無瑕,頗為誘人。你道這是什么?這看似豆腐的菜肴不是由黃豆制成,而是用百鳥腦釀成,一盤這樣的豆腐,需要近千只鳥腦。

明宮廷在膳食中列有一道豆腐,是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的規(guī)矩,當時大明帝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崇尚樸素,禁止一切奢華。這位出身農(nóng)家,又當過游方僧人的明太祖,坐上皇帝寶座后,“宮室器用,一從樸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過奢,傷財害民”。在災荒之年,更與后妃同吃草蔬糲飯,那時太常寺廚役限制在400名以內(nèi),只有明后期的十分之一。朱元璋認為,人的禍害沒有比私欲更大的了,私欲并非僅是指男女、飲食、服飾諸方面,凡是利己利私的東西,都是私欲!白鳛榫,廢禮縱欲,就會給百姓帶來災難;作為臣子,廢禮縱欲,就會給家庭帶來禍害。”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有司上奏建造皇帝乘輿服御,凡是應該用黃金的地方,明太祖都下令用銅替代。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了一道詔書,恢復唐代的衣冠制度。詔書規(guī)定士紳百姓都要在頭頂束發(fā)。朝廷官員的裝束為頭戴烏紗帽,身穿圓領袍,束帶,著黑靴。士子百姓的裝束是戴四帶巾,穿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兩種顏色。教坊司樂工頭戴青色卐字頂巾,系紅綠兩色帛帶。士紳百姓妻子的首飾允許使用銀并鍍金,耳環(huán)用黃金并珍珠,釧、鐲用銀。穿著的衣服為淺色團衫,用纻、絲、綾、羅、綢、絹制成。樂妓則戴明角冠,穿皂褙子,不許與庶民妻子相同。(《明太祖實錄》卷三十)這些服飾之間面料、樣式、尺寸、顏色差別很大,等級森嚴。不僅朱元璋自己節(jié)儉,明成祖也有其父遺風。他見宦官用米喂雞,斥責道:“此輩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yǎng)牲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之矣。爾等職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罰不宥!泵鞒鯉孜换实鄣谋砺首饔,使那個時期的樸素之氣大盛。

不過到后來,朱元璋的子孫已不復有其祖開國時的窘?jīng)r,儉樸已如敝屣被棄之溝壑。毛奇齡的《明武宗外紀》云,武宗一生嗜酒成癖,無論走到哪里,都帶著飲酒的器具。侍奉左右的人,便趁著皇帝酒醉時做自己的事情,等到武宗酒醒,他們再將美酒進奉,于是又醉。毛奇齡還提到武宗的“豹房”,并說,武宗每天征召教坊樂工入內(nèi)應承。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女人,而且有不少是西域少數(shù)民族的女人,“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豹房”究竟是個什么處所,這里不必探究,因為不管那個地方是什么,都說明武宗已經(jīng)不像明太祖那樣儉樸了。

不惟皇帝不再克己樸素,上行下效,大臣也同樣如此。嚴嵩的家產(chǎn)被籍沒,抄出的餐具中僅筷子一項品類和數(shù)量就令人咋舌:金筷2雙、鑲金牙筷1110雙、鑲銀牙筷1009雙、象牙筷2691雙、玳?10雙、烏木筷6891雙、斑竹筷5931雙、漆筷9510雙,可見位高權(quán)重之家的飲食盛況。萬歷時的張居正,穿戴極其講究,“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遞進”。請客人吃飯時,往往一頓飯的工夫,就要更換幾次衣服。到了晚明,一些富貴子弟喜歡用纻絲綢緞做成衣裳的裩,相當奢華。而有一些仕宦家的內(nèi)人,所戴珠冠,造費達銀400余兩,甚至有花費千兩銀子者。所用珍珠,也是“粗巨異!薄

明朝中后期吃食的品種也豐富多彩。曾有人就朝中官吏大食佳肴的情形描寫道:“中官玉食四方宋,酸筍香螺雜豹胎。駐馬一餐猶未厭,錦盤明旦候門開!比f歷年間進士謝肇淛說:“今之富家巨室,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chǎn),不能辦也!辈恢谷绱耍苫院蠡实鄣纳钊諠u糜爛,黃仁宇先生在《萬歷十五年》中說,正德皇帝在位時常常離開北京,一走就是幾個月甚至長達一年。萬歷皇帝大婚之后在別墅“西內(nèi)”夜游成了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萬歷以后,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不能遏制。

“奢侈”一詞,幾乎人人能解,但很難清晰界定它的邊界。達到什么程度為“奢”,何種地步是“儉”,很難用一句話講清楚。就是奢糜之風的源頭,也很難相當清晰地尋到起點。

明朝中后期城市生活日趨奢華,這種風氣首先來自宮廷,然后四散開來,擴展到平民階層,最后互相推動,一浪高過一浪。以宮廷的齋醮為例,明初齋醮時所用果品也不過“散撮”,即散著堆在器皿中,所用不超過八斤。到了成化年間,果品都改用“粘砌”了,即用糖將各色果品粘在一起,弄成一定的花樣。用來裝果品的盤子,也大至一尺,裝滿一盤需13斤果品。到了晚明,俗尚奢侈,服飾也追求華美,凡衣必用綺紈制成,如果有人不這樣,還穿著袍,反而會被市人嘲笑羞辱。學者陳寶良說,這種奢侈之習,倡導于高層和士大夫階層。如張居正,穿衣“必鮮美耀目”,御史大夫王大參每次出動游獵,前呼后擁,服飾綺麗,照耀數(shù)里。太守金赤城走過之處,百步之外,香氣撲鼻。上下相染,層層相習,整個社會便沉浸在奢侈糜費之中了。樸素也好,奢靡也罷,其路徑基本是從皇帝到皇宮到大臣再到民間,衍蕩之后,皇室、民間又彼此影響。

在人們心目中,明朝是淫靡的,是奢侈的。奢靡為什么不好?因為它可引起許多并發(fā)癥?梢哉f,其病不僅僅在于本身,更在于它是一個征兆, 一種路向。昔者商紂王用了象牙筷子,他手下的大臣便恐懼起來,因為那決不僅僅是一把象牙筷子的問題,而在于從此走上了一條享樂之路,亡國之路。司馬光訓誡子弟說:“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jié)用,遠罪豐家!庇终f:“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xiāng)必盜。”眼界雖然只局限于己身和家庭,卻很實在,沒有空疏的大道理,把多欲和貪賄、偷盜的關系非常明了地說了出來。實際上,身、家、國在奢侈面前是一樣的,沒有大小之分。歷史上哪個朝代不是先無度享樂,最后讓別的人推翻?隋亡之后,歷代有人分析其中的因由,尤以唐朝為甚。魏徵曰:煬帝“侍其富強,不虞后患,役萬物以自奉養(yǎng),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外示威重,內(nèi)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

如果把亡國涉及的各個方面歸類,大體有五個方面:一是禁絕實話相信假語憎惡諫言,二是自恃其強缺乏憂患意識,三是厚斂賦役搜刮民財,四是驕奢淫逸以天下奉己,五是口言善身行惡以資敵寇。這幾條原因,奢靡多欲是一直起作用的因素,唐朝能奪得隋朝的天下,便因隋朝奢靡成風。這種風氣一旦興起,就決不可能只是皇帝一個人糜爛,那里的大臣,那里的國民都會如此。所以說,禁奢靡的關鍵還是帝王、高層。除此之外,嚴格的規(guī)定不是可有可無,覺悟、自省之類有用但不能夸大其作用,它的力量實際是有界限的。

然而,倘若認為嚴令成為具文的原因僅此而已,也不全面。立國皇帝多艱苦樸素,原因往往有兩個:一是易代之初,皇帝深受戰(zhàn)火洗禮,對貧民百姓被剝奪生存權(quán)之后的巨大毀滅力量記憶猶新,對老百姓思安思治的心理體悟深刻,因此皇帝本人多能克己自束,他帶領的班子也就做事比較公平,用盡全力建立法律和秩序,不敢也不愿欺壓宰割百姓;二是新朝立國之初,焚燒的戰(zhàn)火已經(jīng)使舊朝破敗不堪,政治、經(jīng)濟、文化蕭條凄涼。換句話說,客觀上新王朝的皇帝及其領導層,已經(jīng)沒有享樂的可能。比如漢朝建立之初,天子連四匹同顏色的馬都找不到,將相上朝只能乘坐牛車!妒酚洝て綔蕰吩唬骸皾h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zhuǎn)糧饟,作業(yè)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這幾句話道出了漢王朝初立之時的經(jīng)濟狀態(tài)。

享樂,需要四個要點,其一是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繁榮,其二是特權(quán)階層放任自流,其三是沒有實質(zhì)性的監(jiān)督,其四是等級制度的衰微。如果四者之中具備了三點,特權(quán)階層便會如逐臭的蒼蠅,堅韌不拔,勇往曲折地奔向享樂。

就朱元璋來說,他是不具有享樂條件的——無論客觀上還是主觀上,他都不能享樂。元末的連年戰(zhàn)爭,社會經(jīng)濟凋敗枯殘不說,人們的信心一片狼藉,重整河山是他面臨的首要任務。作為一個創(chuàng)業(yè)者,他關注的不是個人如何享樂,而是如何經(jīng)營好已經(jīng)到手的產(chǎn)業(yè)。在封建專制社會,“朕即國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需要艱苦創(chuàng)業(yè)。他的子孫就不同了,自明代中期以后,經(jīng)濟有了較快發(fā)展,商業(yè)比較繁榮,建國初期的窘境已經(jīng)遠離,國內(nèi)沒有戰(zhàn)爭。承平日久,苦盡甘來,百廢俱興,初期百業(yè)凋零的局面已經(jīng)讓位給瑰麗繁華,朱氏子孫不必如其祖那樣如履薄冰。我們假設一下,如果明武宗遭遇明太祖的生存環(huán)境,他也未必吃喝玩樂;設若朱元璋處在武宗環(huán)境中,他也未必那樣自束。人是一樣的,無論是疏庸愚鈍之人還是恭謹賢良的盛才,無不受環(huán)境的影響和制約。如果無視環(huán)境的變化,依然使用朱元璋的老辦法,武宗之類的皇帝未必買賬,奢靡之風也許表面一時好轉(zhuǎn),實際卻依然故我,毫無起色。說白了,明武宗生活的年代,已經(jīng)與建國時期的環(huán)境大相徑庭,如果用朱元璋的法令約束武宗君臣,肯定捉襟見肘,明確反對者雖然不會有,陽奉陰違者一定不會少,結(jié)果就是非常認真地“走過場”。

《明史》中記載了海瑞七十二歲那年的上疏,大略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并舉太祖剝皮囊草之法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說,海瑞的奏本引起了擁護者和反對者互相爭辯,幾乎不可收拾。萬歷皇帝于是親自作出結(jié)論:“海瑞屢經(jīng)薦舉,故特旨簡用。近日條陳重刑之說,有乖政體,且指切朕躬,詞多迂戇,朕已優(yōu)容!比f歷皇帝的結(jié)論,最終會引出什么樣的社會效果,那是歷史研究者的事情,我們可以不必過多思索就能知道的是,萬歷皇帝不同意海瑞的意見,而是認為“有乖政體”,大概就是“不適合當前大局”的意思吧。最后因人制宜,海青天只做了“鎮(zhèn)雅俗、厲頹風”方面的官。

萬歷再昏庸,也懂得海瑞是大明的忠臣,了解海瑞的價值。然而明帝國此時已如一輛駛在下坡路上的巨型車,想停住很難,欲不下滑更不可能。以往積累的經(jīng)驗,只適合另一種路況,不適合此時。明月雖然還是那個明月,但已不屬于朱元璋,而是他的子孫。他的子孫及其領導集團不僅把過去的法條看得輕,而且知道如何陰一套陽一套,如何作秀。萬歷稱海瑞的條陳“有乖政體”,其實是實話。萬歷需要一種新的懲處貪官污吏的模式,需要突破舊眼光。可惜的是,萬歷不可能尋求這一切。一般來說,產(chǎn)生新模式,需要皇帝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朱元璋的子孫幾乎都沒有這種素質(zhì)。就明朝而言,所謂新模式,就是跳出古代道德治國方針和不科學的剝皮實草那一套,然而使人不好理解的是,尋找這種模式的人首先要具有道德優(yōu)勢,顯然萬歷皇帝不能當此大任。這正如民主制度下沒有威權(quán),可從專制跨入民主之境,第一個倡導者必須具有威權(quán)。

找不到新模式或不敢啟用新模式,明帝國就很難停止下滑的趨勢,甚至連下滑的速度也遏制不住。下滑不止,奢靡就會不斷。

誰促成了起義者

不管對農(nóng)民起義軍如何評價,有一個事實誰也不能否認:農(nóng)民不是因為刁鉆、因為好戰(zhàn)斗狠才起義的。我們中國,低眉垂首的人特別多,農(nóng)民尤其如此。試看歷史上那些成功與未成功的起義者,無不是一忍再忍,實在忍無可忍了才扯起大旗,最初原因根本不是想弄個皇帝當當。例如陳勝、吳廣起義,是由于去漁陽戍邊的路上遇雨誤期,而按秦朝的法律,誤期要被砍頭,于是不得不面對一個非常嚴酷現(xiàn)實的問題——耽誤日期必死,逃跑同樣必死,起義可能死也可能活,于是陳涉“斬木為兵,揭竿為旗”,造反了。至于后來一些豪杰趁勢而上,那是另一回事,不宜與此混淆。

天下統(tǒng)治者常犯的毛病是,喜歡把老百姓想象成特別愚魯蠢笨的人,以為老百姓識不破他們的任何花招;老百姓一旦活不下去了,說幾句不滿的話,便又由愚魯變成刁惡。換句話說,他們往往過高估計自己,過低估計老百姓,總以為自己的智力超乎常人遠矣,小民根本不在他們眼里。于是為所欲為,視百姓為無物,以為草民不過爾爾,可以任意宰割、任意驅(qū)使、任意欺瞞。元朝后期出現(xiàn)一個布衣皇帝朱元璋,不能不說是統(tǒng)治者自己把他推向皇椅的。

元朝末年,皇室奢侈腐敗,貪得無厭,內(nèi)部傾軋爭權(quán)。二三十年的時間里走馬燈似的更換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順帝、文宗、明宗、寧宗、元順帝共九個皇帝。到了后來,吏治更加腐敗,財政入不敷出。蒙古貴族中書右丞相伯顏獨秉國政,任命的官員多是靠行賄而來,臺憲也都議價賣官。伯顏前后共受賜田多達兩萬頃。這些皇親勛臣并不以得到賞賜為滿足,而是在地方上更加貪殘。那時高層的靡費也相當驚人,“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五萬匹,綿五千斤!备邔尤绱耍胤焦賳T更是變本加厲。大批蒙古貴族、官僚通過受賄、圈地、搶奪等方式大肆吞并土地。后來官吏貪贓之風愈演愈烈,發(fā)展到貪官污吏竟“問人討錢,各有名目”。

從泰定元年(1324年)起,有關天災的記載史不絕書。如天歷二年(1329年)發(fā)生大災荒,“陜西諸路饑民百二十三萬四千余口,諸縣流民又數(shù)十萬”,“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饑,食人肉事覺者五十一人,餓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饑者二萬七千四百余人”,江浙諸州,饑民六十七萬六千余戶,遭受水、旱、蝗災的饑民,南方北方總數(shù)不下六七百萬。為了防止民眾起義,元朝強化了國家專政機器,比如禁止百姓“起集買賣”,以防止“妨農(nóng)滋盜”、“生事不便”。為了防止?jié)h族人的武力反抗,元朝統(tǒng)治者禁止?jié)h人、南人拿弓箭及軍器。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規(guī)定,“除弓人外,別個漢兒人每弓箭軍器不交執(zhí)把”。至大三年(1310年)七月,御史臺又奏稱:“但有姓的漢兒、蠻子,弓箭、軍器禁了者,拏的人依在前體例,要罪過者!毖拥v三年(1316年)的規(guī)定更加嚴厲“漢兒人不得懸?guī)Ч龂C”,違者辦罪。在嚴密的箝束和酷烈的朘剝之下,百姓苦不堪言,經(jīng)濟凋敝,民不聊生的慘狀愈演愈烈,人食人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劉伯溫長達五百言的《北上感懷》中有這樣幾句:

逾淮入大河,凄涼更難視。

黃沙渺茫茫,白骨積荒藟。

哀哉耕食場,盡作狐兔壘。

……

去年人食人,不識弟與姊。

元代的土地基本集中在諸王、貴族、官僚、寺院、私家地主手中,他們?nèi)藬?shù)雖然不多,卻占有全國絕大部分的耕地。富戶有權(quán)有勢,作威作福;窮人受盡欺凌,流離失所。

更讓人不能釋懷的是,盡管當時社會已經(jīng)淪落到了人食人的可悲境地,貪官腐吏卻仍然勒索不止,小民無衣無食。老百姓的生存權(quán)利完全被剝奪了,剩下的只有起義造反一條路了。朱元璋就是在這個時候參加起義軍的。

表面看,元朝金融改革失敗與治理黃河工程是引發(fā)起義的重大因素,但從根本處來講,起義實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專制統(tǒng)治帶來的必然結(jié)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過是一個契機,即使沒有它們,也一樣會有這樣那樣的起義!赌洗遢z耕錄》記載了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專權(quán),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元史·河渠志》認為:“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習,紀綱度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于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真是有力的一問。

忽必烈滅掉南宋以后,發(fā)動了頻繁的對外戰(zhàn)爭,人民遭受元廷及其各級官吏的壓迫相當沉重。據(jù)元朝政府的官方統(tǒng)計,僅至元二十年(1283年)這一年,江南的大小起義“凡二百余所”,到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陡增為“四百余處”。對那時平民百姓的生活,《明太祖實錄》中的一段文字可成為注腳。《明太祖實錄》云,朱元璋的父親是“勤儉忠實”之人,靠佃種地主的幾十畝地為生,風里來,雨里去,一年到頭,辛辛苦苦,但打下的糧食,除去交租,剩下的往往不夠一家人糊口。遇到災荒年月,糧食歉收,生活就越發(fā)困苦。怪不得朱皇帝憶起早年往事,常常眼含淚花,心潮澎湃。

人生苦況如此,社會怎么能穩(wěn)定?

對于百姓而言,高層的政策和方針是重要的,因為這從政治方面規(guī)定了他們的權(quán)利,關乎他們的存亡;然而只有政策遠遠不夠,因為但凡政策、法規(guī)之類,只有到達基層才算有了生命,如果基層官員對它秘而不宣,或者任意縮小或擴大,任意曲解,高層的政策再好也無濟于事。基層官員的品質(zhì)雖然不高,作用卻很大。一般來說,基層政權(quán)是與老百姓密切接觸的官方代表,具有強化和削弱王朝政策的功能,百姓可以憑借身邊官僚的行為,親近或者分離他們對高層政策的親和程度。事實上,老百姓接觸最多的就是地方府衙里的官員乃至那里的吏卒。相對而言,皇帝、朝廷雖與百姓生活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直接接觸的機會則要少得多。朱元璋曾說:“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yōu)富。”真是明智之語。朱元璋做了皇帝后特別重視基層官員的操守,與他早年的生活大有關系,嚴厲懲罰貪墨者,也可以從元末地方官員的貪鄙行為的泛濫中找到原因。

吃盡人間窮苦味道的朱元璋,在元朝立國之初并沒有搞起義,因為那時還能忍還想忍,實在忍不下去了又想活著,才參加了義軍。有人把朱元璋與逼上梁山的那些好漢相比,細想想,到梁山去的那些好漢,根本不存在忍受饑寒的問題,而是更高層次的“被逼”,朱元璋們卻連最低的生存條件都沒有,似乎很難與他們同日而語。朱元璋舉義旗,首先追求的是生存權(quán),而梁山好漢追求的是政治權(quán)利。

欲使朝政穩(wěn)固,社會安定,當政者必須睜大兩只眼睛:既要看清朝廷大臣的所作所為,也要關注下層百姓的所思所想,否則國強民富的愿望不止僅僅停留在紙面上,還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引出朱元璋們。

監(jiān)督似奴婢

元代的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說過一句我們聽起來有點氣餒的話。他說:“御史臺、按察司彈糾貪污,申明冤滯,實省部諸司之藥石也。省不知與己為助,反視之如仇讐,百端沮抑。是以近年以來當是任者全身遠禍,閉口不言!边@可能是針對地方不理解監(jiān)督所發(fā)的感慨。他又說:“按察司今已三四歲,不過翻閱故紙,鞭撲一二小吏細過而已,不聞舉動邪正,勸激勤惰!北O(jiān)督的領域極其寬廣,法律規(guī)定了監(jiān)督者的各種權(quán)力,如言事諫諍、彈劾官吏、司法監(jiān)察、財政監(jiān)督等等。胡祗遹發(fā)出的慨嘆,初看與理論有些許相悖,實際卻透出一種無奈,是現(xiàn)實的一種寫照。我們常說監(jiān)督之難,究竟難在何處?不是理論上難以表述清晰,而是實際執(zhí)行起來掣肘于無形,不能對官員實行有效的監(jiān)督。不能監(jiān)督,而偏又不得不做出監(jiān)督樣子的時候,就只能翻讀一下舊書報,抓一抓小案子。

胡祗遹在元朝出任過許多官職,以精明干練著稱,頗具聲譽。他的嘆息,不僅僅說明元朝監(jiān)察官員的生存狀況,更是專制社會監(jiān)察體制的境遇。在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quán)制度下,監(jiān)察官員常被驅(qū)如奴婢。譬如唐景云二年(711年),僧人慧范自恃有太平公主撐腰,為非作歹,逼奪百姓店鋪,州縣官員見了不敢依法治理。御史大夫薛謙光,覺得此時正該他說句公道話的時候,于是上章奏彈,不料反為太平公主誣陷,被貶為岐州刺史。唐睿宗慨嘆連連:“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比為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若非人主保衛(wèi)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監(jiān)察官員要行使正當權(quán)力,非得依靠皇權(quán)的保護才行,否則便在求公道之前,先做了奸佞小人的盤中餐,這種情景下監(jiān)督者除了尋幾處“小吏細過”之外,還能做什么?

談到古代監(jiān)督,人們常常稱贊它如何獨立,其實那是“張冠李戴”。憑什么這樣說呢?

其一,中國封建時代的監(jiān)督,只是專制制度內(nèi)部的一種制約。這種制約,在聰明穎悟的君主那里會產(chǎn)生很好的效果,君主不僅自束,而且給監(jiān)督者更多更大的權(quán)力,可以獨立思考、判斷,然后直接向皇帝匯報。因此,明君統(tǒng)治時期的監(jiān)督者,往往給人“獨立”的印象。

其二,有人一生依附權(quán)貴,具有一般監(jiān)督者沒有的特殊性,他雖有“獨立”之名,但那“獨立”是依附高層人士的“衍生物”,與一般監(jiān)督者并不沾邊!洞筇菩抡Z》載,唐長安四年(704年),監(jiān)察御史蕭至忠彈劾宰相蘇味道貪污,御史大夫李承嘉責問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蕭至忠對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quán),豈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北砻嬲f來,蕭至忠此舉體現(xiàn)了監(jiān)督者的獨立性,但蕭氏另外一些工夫,則讓人懷疑這種“獨立性”到底有多少獨立可言。蕭至忠最初依附于武三思,武三思敗后又投靠韋后,韋氏敗后,又立即投靠太平公主。投靠來投靠去的投機行為,與“獨立”到底是什么關系?

其三,當君主昏庸無道的時候,或者君主雖然不算昏庸,卻不喜歡監(jiān)督的時候,監(jiān)督者就不僅談不到“獨立”,個人的命運也很凄慘。明代御史蔣欽三次疏劾劉瑾,遭三次廷杖,最后被活活打死。劾奏嚴嵩者皆得禍,人們益緘其口。

中國古代的監(jiān)督,是帝王對朝臣的制約,是一種單方面的制約,目的是皇權(quán)不至于旁落或衰落。這種監(jiān)督,與社會各階層對統(tǒng)治者的制約不太相同。因此,監(jiān)督發(fā)生“畸變”是遲早的事。所謂“畸變”,就是脫離正常監(jiān)督軌道,而使用非常態(tài)手段進行盯梢、跟蹤、謀殺的方法,比如任用特務監(jiān)督大臣,使用太監(jiān)監(jiān)視官員。這樣一來,官員個個膽戰(zhàn)心驚,人人自危。監(jiān)察制度本來為了杜絕非法而設,在特務橫行的時候,作用正好相反,原先的功能被破壞殆盡。明朝萬歷中期,監(jiān)察御史湯兆京親眼目睹太監(jiān)污辱禮部侍郎,湯兆京以為自己是御史,于是上書彈劾太監(jiān),結(jié)果觸怒了特務,被廷杖而死。在這種情況下,哪里還會有監(jiān)督?

實際上,在專制的政治框架內(nèi),太監(jiān)也好,特務也罷,都是皇帝的一枚棋子,皇帝要怎么監(jiān)督就怎么監(jiān)督,別人奈何不得。在皇帝眼里,監(jiān)督者如奴婢一樣,升遷貶黜一個人說了算,生殺予奪,也與別人無干!笆⑹馈钡弁蹩粗乇O(jiān)督,那是監(jiān)督者的福氣,而不是監(jiān)督制度健全了進步了;末世皇帝胡亂監(jiān)督,那正是專制統(tǒng)治者丑惡嘴臉的大暴露,正是專制者所謂監(jiān)督具有的本質(zhì)屬性。

后來呢?

西哲云,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吧!就中國歷史來說,有一千個讀者,恐怕也會生出一千種觀點。有人說中華幾千年的歷史,用“專制”二字概括足矣;有人則大加贊頌,謂中華文化獨一無二,不可簡單否定。誰是誰非,還是非中有是,是中有非,莫衷一是,且都有史實充作論據(jù)。

皇權(quán)統(tǒng)治,是不是一定與落后勾連起來,專制社會是不是一定停滯不前、毫無發(fā)展,讀者諸君自有論斷,在下不必饒舌。不過世人切不可忘記兩個事實:第一,中國皇帝退出歷史舞臺的歲月剛剛接近百年;第二,中國社會封建歷史有幾千年,比一些成熟的民主國家的歷史多了十幾倍或二十幾倍,發(fā)展速度卻落后許多,原因何在?是中華民族人種不行嗎?是這片土地貧瘠嗎?都不是。顯例就是最近三十多年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之迅猛令世人矚目,且多以“奇跡”加之于上。尋其源,還不是民主空氣漸濃之故?

何茲全在《中國文化六講》中說,遠古以來,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兩大系統(tǒng),在國家形態(tài)上也出現(xiàn)了東西不同的兩種形態(tài)。一般說,西方繼承的是氏族部落的氏族一般成員權(quán),走的是民主的道路;東方繼承的是酋長權(quán),走的是集權(quán)的道路。

談及民主和專制,常常使人感到困惑之處,即在于民主之下也會找出專制的事例,專制體內(nèi)也有民主的幼芽!独蠈W庵筆記》卷一云:“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煙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贝颂幍摹案咦凇敝杆胃咦谮w構(gòu),即殺掉岳飛的那位皇帝。在專制社會,宋高宗算不上特別昏庸無道的皇帝,然而也是可以拿得好名次的。他對宰相的意見竟然如此重視,可見專制之下,某些時候臣子也不是張不得口,尤其唐宋時代之前。不過,不僅每個朝代不可一概而論,就是每個皇帝自己也是此一時彼一時,讓人難以捉摸。也是宋高宗,有一次,御廚把餛飩下得略生了些,就被他送進了大理寺。

在專制社會,各個朝代雖有區(qū)別,但最終還是皇帝說了算,也就是“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明太祖朱元璋更加不分巨細,要求一切中外奏章都得經(jīng)他過目。清代皇權(quán)比明代集中程度還要高,嘉慶皇帝曾說:“我朝列圣相承,干綱獨攬”。從某種程度說,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專制集權(quán)色彩越來越濃厚的記錄。在事件眾多,頭緒繁雜的記錄中,尋找任何事例都不困難,不能憑此輕易肯定或否定,更不能對傳統(tǒng)稍加增刪就以為違背了祖訓,就以為遠離了國情,那樣不僅顯得太幼稚,也太草率。后人對古人可以尊重,但不能頂禮膜拜。虛無不好,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盲目肯定,則會陷入自戀之中,無端陶醉。下結(jié)論之前問一聲“后來呢”,可能會冷靜一些。

“專制文化”塑造了統(tǒng)治者的兩種思想,一種是實行獨裁統(tǒng)治并宣揚專制獨裁合理化,一種是閹割民眾獨立精神并宣揚奴才思想合理化。這兩種思想共同作用,使人們形成扭曲的價值觀。戰(zhàn)爭時期多奸細,和平時代少黨論,無不是這種價值觀的體現(xiàn)。嚴復曾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天下、國、家界限的消失,使專制制度在圣君、庸君、昏君、暴君之間無規(guī)律跳躍。專制制度如果碰巧遇到昏君暴君,社會就會吹拂凄風慘雨,如果人們恰好碰到一位圣君明主,政通人和的景象就會顯現(xiàn),各項事業(yè)就會有所發(fā)展。但總體而言,體制帶來的不確定因素,制約發(fā)展速度,禁錮了人的創(chuàng)造力。

曾有一幅漫畫,一個被裝入壇子的人緊縮手腳蜷身生活在其中,可壇子被打碎以后,那個人卻毫無舒展手腳的欲望,仍然縮手縮腳蜷著身團在那里。人育制度,制度育人,長久浸泡于某種氛圍,人就會由不適變?yōu)榱晳T。專制制度也好,民主制度也罷,對人都有這種作用吧。

“冷拒”與“酷拒”

納諫的方式幾乎都是一樣的,拒諫則各有各的不同!袄渚堋迸c“酷拒”作為常見的拒諫方式現(xiàn)于市面的時候,你會非常同意這一點。何謂“冷拒”?又何謂“酷拒”?且容我先摘抄幾段舊事。

周厲王做天子的時候,好利又近佞臣,大夫芮良夫勸他不要與百姓爭利,也不要任用小人,并講述了一大堆理由,結(jié)果“厲王不聽”,還是繼續(xù)他所做的一切。(據(jù)《史記·周本紀》)還是這個厲王,見人民議論他,便派了暗探監(jiān)視,“以告,則殺之”,用這種方法禁絕了人民的聲音。于是召公說:“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兩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據(jù)《國語》)這番話很有道理,結(jié)果卻還是“王弗聽”。

這是拒諫的一種方式。

1519年,明武宗決定南狩,百余名大臣極力勸諫,其中醫(yī)士徐鏊還用南狩有礙養(yǎng)生之理上諫。武宗卻把他們有的下詔獄,有的罰跪。大理寺的10名官員“自以職在平獄,請停止諸臣留駕之罪,且上疏極留”;实鄞笈,下詔獄不算,又降旨這10人和以前的幾個人一同戴上枷鎖,罰跪5日。不想又有二十多人“上疏極諫”,當然還是下詔獄,并罰跪5日?赡苁侵G者太多侵犯了皇威,也可能“囚徒滿前,觀者輒泣下”的景象使皇帝失了面子,這位武宗不僅怒得杖笞了各位諫臣,而且動用了調(diào)任、降級、奪俸、削職等手段,最后有十幾個人因杖而死。(據(jù)《明武宗外紀》)

明武宗和周厲王拒諫的方式是不同的,明武宗以強力拒諫,自己想做的,別人就不能持否定意見,否則就行使自己的權(quán)力,讓人不死也要脫層皮。此可稱為“酷拒”。周厲王的拒諫方式是“不聽”,沒有采納芮良夫和召公的建議,但也沒有毒打他們,沒有扼殺他們的生命。當然,周厲王最終仍是我行我素,你講了也白講,說了也白說,我充耳不聞,視而不見。這種拒諫之法沒有強力參加,只有冷漠,我稱它為“冷拒”。歷史上拒諫的事,這種“冷拒”可以說占了大多數(shù)。

從諫者的角度說,諫而不用比諫而獲咎要好;從社會效果論,無論哪一種方式對社會的發(fā)展都不利。以強力拒諫,使人生懼怕之心,難有后繼者,“冷拒”則易使諫者產(chǎn)生怠惰之情。人浸入這種感情雖然如霧里行人,衣裳不會大濕,但此時之衣已失了干爽,日積月累必有濕透的一天!秶Z》記述,厲王不聽召公的諫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尤其重要的是,進諫者如果多次勸諫,“冷拒”者常生厭煩之心,此時若有奸佞者從中挑撥,情勢就會發(fā)生變化。伍子胥屢諫吳王不聽,又加上伯嚭的讒言,吳王便“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要“子以此死”。(《史記·伍子胥列傳》)從“不聽”到“子以此死”,變化可謂很大,粗看是伯嚭之言起了作用,其實還是吳王自己對伍子胥早有看法。

無論“冷拒”還是“酷拒”,都源于對諫言的不正確理解,至少沒有體察諫者的赤誠之情。“酷拒”比起“冷拒”來,聲名臭多了,幾乎成了昏庸殘暴的表征,實際上它只比后者多了一點蠻力,反過來說,后者只是形式上溫和一點而已,二者內(nèi)里都是一樣的。諫,從來不是虛飾品,是非常實在的東西,是社會管理所必需的,是“上者”之外的人從另一角度看待人和事所產(chǎn)生的思想。無論它遭到何種方式的拒絕,最終都會導致思想的泯滅,社會的停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僅不會拒諫,而且會千方百計讓人思考,因為社會的繁榮和發(fā)展需要的是思想,相反,誰聽說過有拒諫而繁榮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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