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jié) 論劍華盛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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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特納前倨后恭
朱光耀指出的“成果”之所以頗讓我吃驚，因為這顯示了中美雙方在人民幣問題上的攻守易勢。中方在外交上取得的進展，與2008年初美國財長蓋特納的發(fā)言形成了鮮明對比。
自2009年初奧巴馬上臺執(zhí)政，到2010年夏天我結束在華盛頓的任期，短短一年多時間內(nèi)，中美在人民幣匯率上的對攻戰(zhàn)，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即“美方炒作-中方博弈-美方再發(fā)難”的過程。（美方再發(fā)難部分，參見本書第一、第三和第四章。）
如果將中美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作為博弈的第二輪，那么第一輪，就是圍繞著蓋特納的言論展開。
2009年1月22日，蓋特納在出任美國財長前回復美國參議員的信中稱，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認為中國操縱了人民幣匯率，奧巴馬將為此積極使用各種外交手段，尋求中國改變匯率政策。
“奧巴馬的這一結論得到大批經(jīng)濟學家結論的支持。”在我從美國財政部拿到的這份信中，蓋特納直言不諱。而在擔任參議員時，奧巴馬確實曾支持相關司法立案，要求對中國等操縱貨幣國家采取報復措施。
由此，蓋特納強調(diào)，現(xiàn)在的問題是美國何時以及如何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才能收到成效而不是于事無補。”為此，在當前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奧巴馬的新經(jīng)濟團隊將制定完整的戰(zhàn)略來解決這一貨幣問題。
人民幣問題是一個中美經(jīng)貿(mào)關系中的焦點問題，其問題的實質就是人民幣是否存在低估。在人民幣誕生以后，大部分時間實行的都是兌美元的固定匯率——固定 匯率有很多種類型，有的國家將貨幣與黃金重量掛鉤(TheGoldStandard)，有的則將自己國家的貨幣和別國貨幣掛鉤 (ReserveCurrencyStandard)。
這種被掛鉤的貨幣被稱為儲備貨幣(Reservecurrency)，儲備貨幣一般是在國際交易中經(jīng)常用到，或者就是主要貿(mào)易伙伴的貨幣。像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許多國家將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就是因為美國是國際上使用最為普遍的貨幣。
二戰(zhàn)后的固定匯率體系——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匯率體系則是將兩者結合，被稱為黃金交換標準（GoldExchangeStandard），除 此之外當然還有不少種類固定匯率的種類，比如將自己國家的貨幣和其他一籃子貨幣掛鉤、還有雖然選定了固定匯率，但隔一段時間就加以調(diào)整等。
浮動匯率，顧名思義，代表匯率會上下浮動，匯率的變化造成國際貿(mào)易和投資決定更困難，所以理論上說帶給貿(mào)易和投資的風險也比固定匯率更大。不過，事實 也并非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4年的一項研究就指出，在上世紀70至90年代，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流動性（volatility）大致相仿。原因 主要有兩個：首先，與其他國家貨幣掛鉤的固定匯率，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貨幣還是會繼續(xù)浮動。比如說，人民幣和美元掛鉤，但人民幣和美元一起相對于歐元仍持續(xù) 浮動；其次，采用固定匯率的貨架一般也會周期性地令貨幣升值或是貶值，有時幅度還挺大。
這種幅度也可從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中可見一斑。至1970年前，美元兌人民幣大致在1：2.46。上世紀70年代，人民幣一度逐步升值，到1980年 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約為1：1.50。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人民幣開始逐漸貶值，到1994年貶至1：8.62。而在1997年至2005年，美元兌人民 幣固定在1：8.27。
不可否認的是，人民幣逐步貶值，促進了中國的對外出口，對當時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隨著中國貿(mào)易盈余的增加，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 對華貿(mào)易爭端開始不斷升級。在一些美國人看來，之所以美對華存在巨額貿(mào)易赤字，根源就是人民幣存在嚴重低估，因此美國應該迫使人民幣升值，否則就對中國實 施制裁。
2005年7月21日，中國開始改變?nèi)嗣駧殴潭▍R率政策，一次性將人民幣升值至1：8.11。人民幣隨后進入緩慢升值通道。但對此美國仍不感到滿意，認為人民幣仍存在相當?shù)牡凸�，未能有效改善美對華貿(mào)易逆差的局面。
于是在2007年第三次中美戰(zhàn)略經(jīng)濟對華期間，時任美國財長的保爾森對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施壓，要求人民幣繼續(xù)升值。當然，深諳中國國情的保 爾森的做法是極有策略的。他回憶說：“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巨大貿(mào)易不平衡和巨額外匯儲備源于其貨幣政策，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個方面。更大的因素，在我看 來，是美國人儲蓄不足，這導致我們進口太多，并對外國資本存在過度依賴。”
因此在和吳儀會談時，保爾森大談人民幣升值的好處：“我像往常一樣解釋說，一個反映市場實際情況的貨幣對中國繼續(xù)經(jīng)濟改革和發(fā)展非常關鍵。這能減輕中國上揚的通脹壓力，促進其國內(nèi)市場發(fā)展，并減少對出口的依賴。”
在這次會議上，保爾森還提出，希望中國改變政策，提高外國企業(yè)在中國金融機構中可獲得的股權限制。“吳儀直接看著我，說她在股權限制的問題上不會有任何改變。但是，她很快接著說，我在貨幣問題上的論證顯得更有說服力。”
保爾森當即心領神會，他后來在自己的回憶錄《崩潰邊緣》中寫道，“在這個問題上，她沒有再說什么，但我知道，我不會空手回華盛頓了”。在隨后幾個月，人民幣開始加速升值，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由2007年12月的1：7.43升至2008年7月中旬的約1：6.81。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華爾街，中國外貿(mào)出口面臨嚴峻形勢，沿海大量中小企業(yè)破產(chǎn)倒閉。為避免危機的進一步?jīng)_擊，中國決策層重新實行固定匯率政策，將 人民幣匯率固定在1：6.82左右。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逐步復蘇，美國失業(yè)卻仍居高不下，中國自然成為美國敲打的對象，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輿論在美國又漸起高 潮。
蓋特納2009年年初的發(fā)言，預示著中美在這個老問題上將又起戰(zhàn)端。其實，在2008年美國大選正酣之時，意在白宮寶座的奧巴馬就宣稱，中國對美國的巨大貿(mào)易順差，與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有關。當時是選舉非常時期，政客出現(xiàn)點非常言論，也實屬正常。
但在奧巴馬執(zhí)政后，財政部長出此言論，那就非同小可了。蓋特納領導的財政部，更是負責中美經(jīng)貿(mào)關系的領導單位。蓋氏的這番“強硬”講話，也明顯有別于布什政府時期美國財政部對中國是“非匯率操縱國”的認定。
一時是語驚四座，各方詫然，美國國債市場也由此出現(xiàn)波動。因為按照美國法律，既然中國操縱匯率，美國勢必要采取制裁措施，兩國就很可能會爆發(fā)貿(mào)易戰(zhàn)。
這對美國有利嗎？我記得當時美聯(lián)社就引述一些專家的話說：在世界經(jīng)濟處于衰退時期，與中國挑起貿(mào)易戰(zhàn)是“危險的”行為。美國國會會眾議院美中工作小組 共同主席、民主黨眾議員拉森（RickLarsen）則坦言，美中都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兩國利益休戚相關，“尋找替罪羊”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中國也迅速作出回應。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蘇寧說，中方注意到西方國家有人士稱“中國正在操縱人民幣匯率”，這些言論不僅不符合事實，更是對金融危機原因分析的誤導。中方認為面對金融危機應該有自我批評的精神，這樣有利于找到解決問題和克服危機的途徑。
蘇寧含而不露，卻讓蓋特納領受到了中方的壓力。“失言”的蓋特納在感受到財長言談的權威性同時，也顯然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調(diào)整立場。
在2009年3月赴倫敦為20國集團峰會做準備時，蓋特納談到中國關系，我注意到，他特地用了“三個非常（Very）”來形容中國在全球性危機中的表現(xiàn)：非常強有力、非常具有穩(wěn)定性、非常重要，并強調(diào)美國將和中國進行“密切合作”。
在2009年4月15日呈交國會的國際經(jīng)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中，美國財政部明確表示，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美國主要貿(mào)易伙伴都未發(fā)現(xiàn)操縱貨幣匯率。
蓋特納轉了一個大彎，最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他認識到在當前這個敏感時刻，挑起人民幣問題是不明智的。因此在匯率報告中，他就開始回避問題，著重談中國在人民幣問題上采取的一系列積極舉措。
按照蓋特納的說法，之所以認定中國沒有操縱人民幣匯率，存在四個因素。
第一，中國正采取措施增強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
第二，在2008年6月至2009年2月底間，人民幣實際升值了16.6%。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惡化，大多數(shù)新興經(jīng)濟體貨幣急劇貶值，而人民幣對美元還有所升值。
第三，官方數(shù)據(jù)顯示，2008年第四季度中國外匯儲備增速在放緩。
第四，中國采取了4萬億元的經(jīng)濟刺激計劃，其規(guī)模在20國集團內(nèi)僅次于美國，將有助于促進中國內(nèi)需增長并平衡中國經(jīng)濟。
蓋特納說，所有這些措施將是中國一系列平衡經(jīng)濟舉措的開始，中國經(jīng)濟增長由此將會轉變?yōu)楦嘤蓛?nèi)需，尤其私人消費所驅動的模式。
當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蓋特納也強調(diào)，美國仍然認為人民幣存在低估。蓋特納雖留有余地，但畢竟，低估和操縱，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美國政壇，蓋特納可以說是對中國文化最了解的官員之一，他曾在北京大學學習過中文，他的大學學歷也充分說明了他對亞洲和中國的興趣，1983年他從 長青藤名校——樸茨茅斯學院拿的本科文憑專業(yè)是“政府和亞洲研究”，1985年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拿的碩士文憑專業(yè)是“國際經(jīng)濟和東亞研究”。順帶說一 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東亞和中國研究非常著名，許多美國政界、商界和學界的“中國通”（ChinaHands）都畢業(yè)于該校。
作為一個能講中文的資深政治家和經(jīng)濟學者，蓋特納在上臺前就真不明了人民幣問題的敏感性嗎？可能。畢竟，此前身為聯(lián)儲行紐約分行行長，蓋特納專注于應對紐約的金融風暴中，在人民幣問題上可能確實知之不深，或者也未能了解其敏感性，一時口快，就引發(fā)成了國際事件。
當然，更可能的，則是他“政治手腕”的反應。一些圈內(nèi)人士就對我說，蓋特納聽證會上指責人民幣，目的不外乎是轉嫁焦點。他當時因為漏稅問題正焦頭爛額，遭到許多議員的痛批，在一些涉外問題上展現(xiàn)強硬立場，自然也就更能得到議員的首肯，也有助于他先登上財長寶座。
但他挑起人民幣匯率，無疑加深了中方對他的疑慮�？紤]到美國財長在中美經(jīng)貿(mào)關系中的領導者角色，蓋特納必須盡快彌合與中方的分歧。
《華爾街日報》刊文就說，中國可能仍對蓋特納心存疑慮，因此，蓋特納需要花更多時間熟悉自己的對手，“盡管他和中國之間的淵源比他的前任（保爾森）更加久遠，但直到2008年前，他在中國金融和政治界相對來說知名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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