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節(jié) 論劍華盛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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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放棄“抱怨式外交”
通過主動和中國記者接觸，并發(fā)表相對積極的言論，成了蓋特納改善對華形象的當務之急。2009年4月底，在他就任財長后首次訪問北京前，他特地邀請我們幾個駐美中國記者參加圓桌會。
作為自信的一面，蓋特納并未像一些受訪者一樣，要求我們提前發(fā)給他相關問題。作為新華社記者，我也老實不客氣，詢問說：“過去，一些美國政治家訪華時，總喜歡在人民幣匯率、貿(mào)易赤字等問題上大聲抱怨，外界稱之為‘抱怨式外交’……”
未等我說完，蓋特納馬上接過話頭。
“你說的（美國對中國的）‘抱怨式外交’，”他略停一下，沖我點了一下頭強調。“我不會采取這種策略。”
他緊接著闡述說：“你看，我的大致看法是：我們兩國是世界最重要的經(jīng)濟體之一。彼此政策的選擇涉及對方的巨大利益，中國對我們，我們對中國，我們不僅 對彼此，也對世界負有責任，我們經(jīng)濟的成功對世界利益攸關……我們對中國和對其它國家的基本精神一致，那就是，我們第一要做的，就是解釋我們在應對挑戰(zhàn)中 正在采取哪些行動。”
蓋特納顯然是有備而來，有備而答。
多談中國成就，少談是非問題；多談美國政策，少談對話施壓——說得更直白一點，多甜言蜜語，不惡語相向，顯然是他這次不同尋常的記者會的初衷。
身形單薄的蓋特納是個很靦腆的人，很容易就臉紅。但他在對華問題表態(tài)上的謙遜，事實上也成為當時中美關系改善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作為一個不是特別能言善辯的政治家，蓋特納也顯然格外小心。在和我們對話時，他甚至略顯緊張地開玩笑說：“你們都看著我，都在等我出錯吧！”
他的謹慎，從他在一些措辭上的字斟句酌可見一斑。
比如，在圓桌會的開場白時，他對我們說：“你們都知道，美國總統(tǒng)和中國國家主席4月在倫敦聯(lián)合宣布建立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機制。他們都承諾建立——怎么說來著——一個合作和全面的關系。”
隨后的講話中，可能記掛著這個可能的失誤，他顯得局促不安。過了一會，一個助手走過來遞上一紙條。蓋特納馬上中斷講話更正說：“奧巴馬總統(tǒng)和胡主席在倫敦的用詞是‘（建立）積極、合作和全面（的關系）’，我剛才說了合作與全面，沒有說積極，當然，這是積極的。”
蓋特納自嘲，臉色漲得暗紅，我們大家都大笑。
在他2009年春天結束北京訪問行程后，美國財政部一位官員向我詢問中國輿論對蓋特納訪華的評價。
我回答：盡管中國有一些民眾對美國政策存在不滿，并對在美投資存在疑慮，但按照我的初步了解，輿論總體評價還可以，尤其是考慮到蓋特納在中國生活和學習過中文的背景，中國民眾普遍都有一點親近之感。我應該沒有太夸大其辭吧！
聽了我這樣的結果，這位財政部官員感到頗為滿意。
在我的印象中，過去總是中國人關注外國對中國的評價，中國領導人出訪，也尤其關注外媒的相關報道�，F(xiàn)在美國官員也關注中國輿論的評價，這或許也說明風向的變化，他們也意識到中國對美國存在不同的聲音，需要他們采取不同的策略。
從這個側面，我們是否也應該對我們的輿論報道有所反思：如果都是千篇一律的報道，或許外國人也就不必那么重視了！
蓋特納的禮貌有加，自然也是有所求。如上所述，當時中國坐擁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美國國債的最大買主，在美國有求于中國的情況下，如果帶著趾高氣揚的態(tài)度要求債權人，打個不恰當?shù)谋扔�，就好比楊白勞居高臨下對待黃世仁，顯然是不合情理的。
由此，在奧巴馬掌權之初，中美進入了一個“準蜜月期”。當時不僅僅是蓋特納，美國的許多官員都顯得格外對外“友好”。比如，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華爾街日報》就評價說，在2009年第一次訪華行程中，“希拉里沒有訓誡和抱怨，而是再三感謝中國購買美國國債，而且鼓勵他們購買更多”。
其后，一直是美國議會在對華人權問題上最強硬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Pelosi)，在訪華行程中也難得的沒有談到人權，而是只講氣候變化。
當然，回國后，佩洛西也澄清說，沒有講人權，可能是中國媒體報道的片面所致，她在和中國領導人會談時，其實還是談到人權的。
從希拉里、到佩洛西，再到蓋特納，可以說，美國確實在放棄以前常見的“抱怨外交”——這個詞語其實也是我的臆造，至少我在之前使用時，尚未看到有其他 類似表達。但我認為這形象地描述了美國的對華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從前不管是哪位美國領導人到訪北京，總會在人民幣匯率、巨額外貿(mào)赤字以及知識產(chǎn)權保護等 一系列問題上進行抱怨施壓。
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鮑卡斯（MaxBaucus）就認為，當前美國財政部的首要國際任務，就是加強美中經(jīng)貿(mào)關系。他認為，保爾森為兩國經(jīng)貿(mào)關系“開了一個好頭”。“但僅僅是一個好頭。”鮑卡斯說。“我認為，這關系還可以比之前更加聚焦、更加積極、更加廣泛。”
但蓋特納敢于明確宣示不會繼續(xù)這種“抱怨外交”，也顯示中美交往的天平正在調整。
中國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在金融危機爆發(fā)前，保爾森主掌美國財政部時，美國經(jīng)濟和金融體系仍處于上風，保爾森自然也有底氣進行施壓；但在 2009年初，美國金融經(jīng)濟非復往日，用中國副總理王岐山的話說，現(xiàn)在“老師也遇到了問題”，那自然就沒有資格和權威繼續(xù)指手畫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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