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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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北京日報》社社長也時刻關注著姚文元那篇“大作”，曾兩度打電話給上�！段膮R報》的熟人，探問此文的背景，也曾兩度打電話給彭真，請示是否在《北京日報》上轉載此文。彭真說，《北京日報》不必轉載，除了《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各地報紙必須轉載外，像上�！段膮R報》上的文章沒有必要轉載。
可是壓力一天比一天大。如江青后來所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給登。后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敢頂風不給發(fā)行。”
彭真知道毛澤東“生了氣”，知道《解放軍報》準備轉載，不得不給《北京日報》領導去電話，指示轉載。11月29日、30日，《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才先后被迫轉載，但都分別加上了彭真和周恩來定稿的按語。
按語特別強調了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問題，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我們也采取要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兩個按語目的都很明確：對待《海瑞罷官》的問題屬學術問題，應當貫徹“百家爭鳴”方針。
12月29日，吳晗迫于形勢壓力，寫了《關于〈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登于《北京日報》。他對學術批評表示歡迎，并開列了一個近年來研究海瑞的時間表，以此說明自己研究海瑞并非有影射廬山會議之意。并在一些問題上，違心地承認了錯誤。
這時毛澤東離京南行，他先到山東，又去安徽、江蘇，于11月19日抵達上海。
毛澤東一路視察，一路提醒人們警惕修正主義。
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此后，毛澤東下榻于杭州。12月21日上午，毛澤東在杭州召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等作了長談。毛澤東在長談中，談及了12月8日戚本禹在《紅旗》雜志上發(fā)表的批判翦伯贊、吳晗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文中沒點名），也說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的原話是：“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
江青得知毛澤東說了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話，歡欣鼓舞，令速整理毛澤東談話記錄。艾思奇和關鋒花了一通宵，寫出《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交給田家英后，田家英刪去了毛澤東以上的那段話。這一《談話紀要》于1966年1月9日經(jīng)彭真批發(fā)印出。江青見少了她最感興趣的那段話，追查責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談話紀要”的罪名，直到在中南海自殺身亡。
戚本禹聽到毛澤東的贊語，難抑興奮之情，于1966年1月15日趕寫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應之勢。這樣，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筆桿子”。
與戚本禹幾乎同時，關鋒也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但是這兩篇文章運氣似乎沒有姚文元的文章順利，被中宣部壓下。原因在于北京市長彭真，他作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召集小組成員開會，擬定《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其主旨就是試圖就這場學術批判運動的性質、方針、要求等方面對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極左傾向加以適當?shù)募s束，把運動置于黨的領導下和學術討論的范圍內，不贊成把它變?yōu)閲乐氐恼闻小?
該提綱經(jīng)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閱討論，并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匯報后，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轉發(fā)到全黨。根據(jù)這個提綱精神，中央宣傳部理直氣壯地將關鋒、戚本禹送來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拒之門外。
戚本禹幾次打電話給許立群，詢問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時可發(fā)表。許立群的答復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別人還有，現(xiàn)在都不能發(fā)表。”
后來他們越過許立群，把兩篇文章的清樣直送彭真。彭真讓秘書給他們打電話：“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xiāng)，沒有時間看文章！”
直至兩個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發(fā)表。
江青等人靠林彪支持，陰謀升級。毛澤東談話后，中央書記處停止彭真的工作。吳晗所受迫害升級，一家四口喪失三條人命
“二月提綱”的下發(fā)并沒有使事情結束，張春橋和江青堅持認為吳晗“研究海瑞，有一味藥方極為重要，那就是罵皇帝的問題”。他們要從這里打開缺口。
江青看到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受到北京市委的抵制，便在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身上動腦筋。
林彪果然全力支持江青！
有了軍隊重要人物的撐腰，江青氣壯了。1966年2月2日到20日，她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從會后整理的紀要看，座談會全盤否定建國以來黨領導的文藝工作的巨大成就，誣蔑建國以來文藝界是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持進行一場文化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
這個座談會紀要經(jīng)過毛澤東三次審閱修改后，由他建議以中央軍委名義報送中央批準，于4月10日轉發(fā)全黨。這個紀要提出的嚴重的政治責難已經(jīng)不再是針對文藝界領導人的，而且是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的，包括彭真在內的北京市委。它批判了《二月提綱》，使彭真、陸定一的倒臺已成定局。
有了毛澤東的批示，林彪、江青便把斗爭的矛頭直接對準包括吳晗在內的“三家村”，批判對象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統(tǒng)戰(zhàn)部長廖沫沙，并且盜用工農(nóng)兵的名義，聲嘶力竭地叫嚷要揪“三家村”的“后臺”。
毛澤東又連續(xù)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嚴厲指責“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組要解散。毛澤東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
毛澤東談話后，中央書記處于4月份停止彭真工作。自然，吳晗所受的迫害也升級了。1966年4月，關鋒、戚本禹兩篇被中宣部和彭真拒絕的“攻要害”文章得以見“天日”。這是比姚文元定調還要高的文章，一篇是戚本禹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另一篇是關鋒、林杰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戚本禹的文章，那邏輯頗為奇妙：他引用列寧的話，“知識分子的特點就是敏感”。戚本禹認為，吳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階級敏感性”，“預知”了廬山會議，所以“提前”寫了為彭德懷“翻案”的《海瑞罷官》。這兩篇文章比起姚文元的更明目張膽，陰險毒辣，為吳晗定下了與彭德懷罷官一樣的罪。其實，揪住吳晗不放的真正意圖在于，通過批判吳晗，揭出“三家村”，通過“三家村”，揭出“彭羅楊陸”，再通過“彭羅楊陸”，揭出“中共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
為了達到這個陰險的目的，吳晗便平白無故地遭受打擊迫害，成了“文化大革命”開場祭旗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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