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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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北京日報》社社長也時刻關注著姚文元那篇“大作”,曾兩度打電話給上!段膮R報》的熟人,探問此文的背景,也曾兩度打電話給彭真,請示是否在《北京日報》上轉載此文。彭真說,《北京日報》不必轉載,除了《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各地報紙必須轉載外,像上!段膮R報》上的文章沒有必要轉載。
可是壓力一天比一天大。如江青后來所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給登。后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敢頂風不給發(fā)行。”
彭真知道毛澤東“生了氣”,知道《解放軍報》準備轉載,不得不給《北京日報》領導去電話,指示轉載。11月29日、30日,《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才先后被迫轉載,但都分別加上了彭真和周恩來定稿的按語。
按語特別強調了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問題,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我們也采取要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兩個按語目的都很明確:對待《海瑞罷官》的問題屬學術問題,應當貫徹“百家爭鳴”方針。
12月29日,吳晗迫于形勢壓力,寫了《關于〈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登于《北京日報》。他對學術批評表示歡迎,并開列了一個近年來研究海瑞的時間表,以此說明自己研究海瑞并非有影射廬山會議之意。并在一些問題上,違心地承認了錯誤。
這時毛澤東離京南行,他先到山東,又去安徽、江蘇,于11月19日抵達上海。
毛澤東一路視察,一路提醒人們警惕修正主義。
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此后,毛澤東下榻于杭州。12月21日上午,毛澤東在杭州召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等作了長談。毛澤東在長談中,談及了12月8日戚本禹在《紅旗》雜志上發(fā)表的批判翦伯贊、吳晗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文中沒點名),也說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的原話是:“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
江青得知毛澤東說了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話,歡欣鼓舞,令速整理毛澤東談話記錄。艾思奇和關鋒花了一通宵,寫出《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交給田家英后,田家英刪去了毛澤東以上的那段話。這一《談話紀要》于1966年1月9日經(jīng)彭真批發(fā)印出。江青見少了她最感興趣的那段話,追查責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談話紀要”的罪名,直到在中南海自殺身亡。
戚本禹聽到毛澤東的贊語,難抑興奮之情,于1966年1月15日趕寫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應之勢。這樣,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筆桿子”。
與戚本禹幾乎同時,關鋒也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但是這兩篇文章運氣似乎沒有姚文元的文章順利,被中宣部壓下。原因在于北京市長彭真,他作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召集小組成員開會,擬定《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其主旨就是試圖就這場學術批判運動的性質、方針、要求等方面對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極左傾向加以適當?shù)募s束,把運動置于黨的領導下和學術討論的范圍內,不贊成把它變?yōu)閲乐氐恼闻小?
該提綱經(jīng)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閱討論,并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匯報后,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轉發(fā)到全黨。根據(jù)這個提綱精神,中央宣傳部理直氣壯地將關鋒、戚本禹送來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拒之門外。
戚本禹幾次打電話給許立群,詢問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時可發(fā)表。許立群的答復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別人還有,現(xiàn)在都不能發(fā)表。”
后來他們越過許立群,把兩篇文章的清樣直送彭真。彭真讓秘書給他們打電話:“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xiāng),沒有時間看文章!”
直至兩個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發(fā)表。
江青等人靠林彪支持,陰謀升級。毛澤東談話后,中央書記處停止彭真的工作。吳晗所受迫害升級,一家四口喪失三條人命
“二月提綱”的下發(fā)并沒有使事情結束,張春橋和江青堅持認為吳晗“研究海瑞,有一味藥方極為重要,那就是罵皇帝的問題”。他們要從這里打開缺口。
江青看到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受到北京市委的抵制,便在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身上動腦筋。
林彪果然全力支持江青!
有了軍隊重要人物的撐腰,江青氣壯了。1966年2月2日到20日,她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從會后整理的紀要看,座談會全盤否定建國以來黨領導的文藝工作的巨大成就,誣蔑建國以來文藝界是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持進行一場文化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
這個座談會紀要經(jīng)過毛澤東三次審閱修改后,由他建議以中央軍委名義報送中央批準,于4月10日轉發(fā)全黨。這個紀要提出的嚴重的政治責難已經(jīng)不再是針對文藝界領導人的,而且是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的,包括彭真在內的北京市委。它批判了《二月提綱》,使彭真、陸定一的倒臺已成定局。
有了毛澤東的批示,林彪、江青便把斗爭的矛頭直接對準包括吳晗在內的“三家村”,批判對象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統(tǒng)戰(zhàn)部長廖沫沙,并且盜用工農(nóng)兵的名義,聲嘶力竭地叫嚷要揪“三家村”的“后臺”。
毛澤東又連續(xù)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嚴厲指責“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組要解散。毛澤東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
毛澤東談話后,中央書記處于4月份停止彭真工作。自然,吳晗所受的迫害也升級了。1966年4月,關鋒、戚本禹兩篇被中宣部和彭真拒絕的“攻要害”文章得以見“天日”。這是比姚文元定調還要高的文章,一篇是戚本禹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另一篇是關鋒、林杰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戚本禹的文章,那邏輯頗為奇妙:他引用列寧的話,“知識分子的特點就是敏感”。戚本禹認為,吳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階級敏感性”,“預知”了廬山會議,所以“提前”寫了為彭德懷“翻案”的《海瑞罷官》。這兩篇文章比起姚文元的更明目張膽,陰險毒辣,為吳晗定下了與彭德懷罷官一樣的罪。其實,揪住吳晗不放的真正意圖在于,通過批判吳晗,揭出“三家村”,通過“三家村”,揭出“彭羅楊陸”,再通過“彭羅楊陸”,揭出“中共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
為了達到這個陰險的目的,吳晗便平白無故地遭受打擊迫害,成了“文化大革命”開場祭旗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