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東渡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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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順治十三年（1656年）起，為了不給鄭成功軍隊以生存與發(fā)展的土壤，清政府開始了長達28年的嚴厲海禁，直至1684年，在施瑯平臺后的第二年，這項政策才得以取消。海上的樊籬拆除了，舟船又可以自由出洋捕撈與貿易了，被遷徙的百姓又可以回歸世代生活的祖地了。但屋已毀地已荒，何況閩南的許多地方原本就土壤瘠薄，近半是無法耕種稻谷的沙地，而人口已經越來越膨脹，食不果腹仍然攪得人心惶惶。
既然臺灣有田，田能夠一年三熟；又既然有人來招攬，招攬者來了一波又一波。
那就去吧，去臺灣。
其實要去也未必都那么順當。那座島嶼，在清朝廷的記憶里曾有過那么銳利的疼痛，一個鄭氏集團曾令朝廷上下多么寢食難安過，況且又隔著一道重洋，若是再生變數，該怎么辦呢？所以，1684年雖然朝廷將持續(xù)28年的海禁解開，但以“臺灣易成奸徒逋逃的淵藪”為由，又制定了3個方面的新條規(guī)：一、赴臺必須先給原籍地照單，再經分巡臺廈兵備道稽查；二、不能攜帶家眷一起赴臺，之前已經在臺灣站穩(wěn)腳的，若是家眷還在大陸，也不能遷移跟隨；三、因為潮惠州人“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所以禁止來臺。
不能攜帶家眷赴臺，致使那一時期臺灣成一個陰陽失衡的島嶼，許多人少小離家，終生寄命島嶼，便也成了終生的光棍。大多人則只好在春耕秋收之后，趁著農閑季節(jié)回到老家娶妻生子，然后返身又渡海而去，聚少離多，心牽兩地。
據說泉州德化縣城關西門街的有戶人家，祖上有一個人叫王必捷，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渡臺，被淡水地區(qū)的一個施姓田莊主聘去管理賬目。田莊靠近高山族部落聚居地，一來二去結識了一個高山族部落酋長，兩人投緣，迅速親如兄弟。因為語言障礙，當酋長表示愿以“巴賴林喇哪覓”相贈時，王必捷不明其意，胡亂點頭。幾日后，酋長就遣人以隆重的禮儀將自己妹妹送到王必捷駐地。原來“巴賴林喇哪覓”在高山族語中即是妹妹的意思，那天酋長已經將自己的妹妹許配給王必捷了。之后兩人育了一兒一女。1726年，王必捷舉家歸鄉(xiāng)，他的那位已經能說漢語聽漢話的高山族妻子也一同東渡，死后就葬在德化縣的山上。
一直到那時，臺灣當地少數民族大都仍刀耕火種，漢人稱之為“番”，清王朝則根據其漢化的程度，區(qū)分為“生番”與“熟番”。生番大致包括泰雅、夏賽、布農、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曹族等九個族群，他們居高山密林間，彪悍兇猛，每逢家里遇災難或有男孩出生，就出去殺個人，以示驅災或慶賀。而熟番則包括西拉雅、和安雅、巴布拉、巴則海、道卡斯等等，因為他們多居于平原地帶，所以又有“平埔人”的統(tǒng)稱。“平埔”意即平地，于是與來開發(fā)墾拓的漢人就有了往來，來往的最親密形式便是婚姻的出現(xiàn)。
幸運的話，漢人男子確實可以在平埔人中找到自己的新娘，洞房花燭，牽手一生。
那時，臺灣少數民族大約還有65萬人，但許多部落還是母系社會，家族產業(yè)通常由女人繼承。漢人入贅后，漸漸改變了這種狀況，漸漸將財產權掌管到自己手中。清朝廷就覺得有些不妥了，乾隆二年（1737年），下了禁令，阻止?jié)h人擅自娶少數民族女子為妻。乾隆十七年（1752年），在少數民族部落邊界，甚至還立起了“番界”石碑，不讓漢人跨入少數民族的地界。立碑之外，又開溝筑起土堆，因為土堆外形如臥牛，故稱土牛，而土堆旁則形成一條礙于行走的深溝，稱為土牛溝。（土牛界線小注）
云林縣虎尾鎮(zhèn)惠來厝的有應公廟非常特別，它不是為了供奉哪位仙界神靈而建，而是專用來紀念那些單身漢人的。因為無田無妻無子又終生漂泊無著落，并且衫褲不整終日赤腳行走，于是這些人便有了一個奇怪的外號，叫“羅漢腳”。沒有人統(tǒng)計得出臺灣羅漢腳的準確數字，即使統(tǒng)計了，對他們而言也沒有任何意義。少小離家，終生未娶，一輩子的情感都付與一塊塊青了又黃、黃了又青的田地了，到頭來卻一無所有，其中的凄涼，不言自明。
那一時期，兩股大規(guī)模的移民潮差不多同時出現(xiàn)，一個往東一個往西。東去的是臺灣，西去的則是四川。
明末清初，戰(zhàn)亂、瘟疫以及天災交錯侵襲之下的四川人稀地荒，使那塊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擁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土地滿目瘡痍。康熙二十四年（1785年），也即施瑯平臺后的第二年，四川全省統(tǒng)計出來的人口僅有9萬余人。這是個什么概念呢？2008年末四川常住人口是8138萬，也就是說，那時的人口僅有現(xiàn)在的1/900。那么廣闊肥沃的大片良田，卻眼睜睜地拋荒置閑，連康熙皇帝也難免焦急了起來，他接連下詔書，下令從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廣東等地大舉向四川移民，這便是著名的“湖廣填四川”。
四川是盆地，所以有握在掌心的踏實感，往四川遷移不僅可以舉家?guī)Э冢�可以得到豐厚的實惠，比如給牛具，給種子，給口糧，并獲得戶籍身份的保障。頗有幾分書生氣的首任臺灣諸羅縣知縣季麒光上任后，見四下人煙荒蠻，一時興起，覺得也應按四川例招民入臺才是公平合理的，便上疏朝廷，卻被斷然否定了。原因無他，癥結仍在于那片汪洋的海水，海水使臺灣島漂浮不定又詭秘可怖了。
“唐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這句俗語曾在臺灣流傳甚廣。唐山原指“大唐江山”，是往外漂泊的華人對自己故土的稱呼，大陸移民到臺灣開基，就被稱為“唐山過臺灣”。而“心肝結歸丸”則是閩南語，意指愁苦使人心和肝都糾結成一團了。
海峽的最窄處直線距離只有130公里，西面是福建平潭島，東面是臺灣新竹。如果在風和日麗時登上福州鼓山大頂峰往東眺望，甚至可以隱約見到臺灣北部的雞籠山。然而咫尺卻是天涯，看上去風平浪靜的海域，當年渡起來卻必須拿性命作賭，用九死一生作比都不為過。(西海岸景色——IMG_3383太平洋上的鯨豚群(施沛琳攝影))
有人將臺灣海峽比作一個“川”字，澎湖島是中間的那一豎，澎湖左邊至廈門之間，被稱為“大洋”，另一邊則被稱為“小洋”。大洋與小洋都是由寬突然變窄的，所以水壓陡然增高，水流極快，南北流向，漩渦縱橫，暗礁密布。大小洋各廣為80余里，小洋比大洋更為兇險。
因為海水色黑如墨，那一帶海域就被稱為黑水溝。
真是被嚇著了，好好的海面到了這里卻是這樣毫無理性地顛三倒四異象疊出。其實主要是由海洋風暴與信風所致，但那時人們還不能從海洋氣象學上得以解釋，便煞有介事地想象出一條蛇，一條遍體花紋、尾梢向上、長達數丈的巨蛇，就潛在海水之下，毒氣熏蒸，妖力無邊，欲致人于死地。任過臺灣同知的孫元衡在《赤崁集》一書中這樣描寫黑水溝：“凡往異域，順勢而行。唯臺灣與廈門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險冠諸海。”而赴臺灣采硫黃的郁永河在《裨海紀游》中也寫道：“臺灣海道，唯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洼，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1697年郁永河從福州動身時，540千米的陸路他邊欣賞山光水色邊吟詩作賦，也只走了7天，結果在廈門候風卻用了19天，而駕船過海則用了四天四夜。（孫元衡小注）
這當然還算幸運的。鳳山縣學朱仕玠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赴臺就任時，在風浪中整整顛波了八天八夜才到達鹿耳門。風太大不能行，沒有風也同樣寸步難行。季麒光去諸羅縣赴任時，在大洋“絕風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硬是被困在海上動彈不得。（季麒光小注）
官員們行走的最優(yōu)水道尚且如此，百姓偷偷摸摸走的就更不堪了。
因為有禁令，拿不到赴臺印單的人就只好私渡。臺江、馬尾、潭頭港、興化灣、平海灣、泉州灣、深滬灣、圍頭澳、圍頭、劉五店、澳頭、小蚱港、峰尾、黃奇、廈門、詔安灣、前河、灣角、宮前、云霄港、浮頭港、將軍港、港尾、牛尾、長泰港、石碼、海門，這28處口港通常就是福建民眾渡海赴臺的出發(fā)地。而廣東移民，則大都從汕頭附近各港口出發(fā)，然后乘船到廈門附近的碼頭，再經澎湖馬公島和東吉洋等地前往臺灣。
“客頭”，這是對專門以協(xié)助人私渡為業(yè)者的稱呼，其身份相當于今天的“蛇頭”。客頭將大船泊在海中，用小船將私渡者運出，轉上大船，避開稽查，駛往臺灣。為了謀利，船艙里往往擠擠挨挨塞滿了人，然后封死艙板，連呼吸都不免困難。遇上風暴，隨船被刮到別處的已經算是幸運了，葬身魚腹的也比比皆是。如果中途被緝獲，同樣要吃盡苦頭，受杖刑、遣送新疆為奴或發(fā)配充軍等等，花樣不一而足。
“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這首用客家語寫就的《渡臺悲歌》，在那時就已傳唱甚廣。而民諺“六死三留一回頭”的形容，則更為簡煉準確地道出了渡臺謀生的艱辛兇險。
但即使是這樣，因臺灣“一歲所獲，數倍于中土”，于是那期間往臺灣去的漢人也從未少過�？滴跷迨荒辏�1712年），由臺灣知府周元文續(xù)修的《臺灣府志》中曾有過這樣的記載：“閩、廣之梯航日眾，綜稽簿籍，每歲以十數萬計。”另一個知府沈起元的形容則更為精確傳神：“民之渡臺，如水之趨下，群流奔注。”
檔案資料顯示：乾隆三十年（1782年），臺灣人口接近70萬，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臺灣人口已超過90萬，嘉慶十六年（1811年）更急劇擴張到超過190萬。也就是說，從乾隆中期到嘉慶年間的半個多世紀里，臺灣人口增加了100多萬，平均每年增加人口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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