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文人的“德性”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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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在《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一文中這樣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魯迅先生在這里所說的“中國的脊梁”，毫無疑問，指的就是中國古代的優(yōu)秀知識分子。
自古文人多強項。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究竟哪類人最有骨氣呢？請翻開歷史認真地查一查，最有骨氣的恐怕還應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們的觀念中，文人是什么“德性”呢？他們“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穡之艱難，只會做些無病之呻吟；滿口酸臭迂腐之語，一肚子無用之學。這還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劃劃，或是裝出多情種子的模樣，弄出令人作嘔的造作之態(tài)；更有甚者，搖著鵝毛扇，替統(tǒng)治階級出謀劃策，充當狗頭軍師的角色，公然與勞動人民為敵！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中國文人也只有“九儒十丐”的地位。嗚呼！中國古代文人的遭遇之壞，莫此為甚。
然而，歷史事實卻并非如此，古代的文人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乃至缺陷，或是由于歷史的局限他們做了許多阻礙社會進步發(fā)展的事情，但總的來說，他們當中的優(yōu)秀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當社會黑暗的時候，往往是他們奮起抗爭，每當民族危亡的關頭，也往往是他們奮起拯救。甚至可以說，沒有中國古代文人，就沒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甚至沒有中華民族。這是對中國古代文人的整體認識，而不是指哪一個“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詩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變中國古代文人的整體特點。
總而言之，正直強硬和敢為天下先，恐怕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兩大傳統(tǒng)特點。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就是很好的證明。
其實，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運動一直沒有間斷，這種運動并非自“五四運動”始，而是從東漢時期就開始了。東漢桓帝永興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嚴懲貪官及為非作歹的宦官勢力，結果被宦官權貴誣告下獄。京師太學生劉陶等人極為憤慨，他們聯(lián)絡京師乃至全國各地的太學生幾千人圍集到宮門外，上書訴冤，要求釋放朱穆。當時，京師的太學生有三萬多人，桓帝覺得眾怒難犯，只好釋放了朱穆。這恐怕應當算作中國學生運動的開始，中經(jīng)兩次“黨錮之禍”，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車上書”運動，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學生運動不絕如縷。
東漢這次聲勢浩大的、以正直的官吏和優(yōu)秀的文人相結合而與禍國殃民的朝廷奸黨展開的你死我活的斗爭，是中國知識分子運動史上光輝的一頁。這場運動導致了兩次宦官伙同皇帝迫害正直的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稱“黨錮之禍”，在這兩次正義與邪惡的斗爭中，官僚文人的表現(xiàn)確實是可歌可泣的。
漢桓帝依靠五個宦官把專權二十余年的大將軍梁冀除掉了，梁冀是外戚，把握大權二十年，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連皇帝的一舉一動他都很清楚，因此，桓帝要想除掉梁冀，只能靠身邊最貼近的人，所以這些宦官立了大功。不過，前門送走了專權的外戚，后門又迎來了專權的宦官，整個東漢就是在這種非外戚即宦官專權或是外戚宦官俱操實權的不正常狀態(tài)下走完其痛苦的歷程的。
桓帝封除梁冀有功的五個宦官為“五侯”。單超為新豐侯，食邑兩萬戶；徐璜為武原侯、縣瑗為東武陽侯，各食邑一萬五千戶；左倌為上蔡侯、唐衡為汝陽侯，各食邑一萬三千戶。這五人同日封侯，立即大權盡歸，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和影響，后人也倍加重視，唐朝詩人韓翃的《寒食》詩寫道：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他們的弟子親朋也紛紛升官。這些人獨霸一方，為非作歹，多是強盜行徑。其生活驕奢淫逸就更不用說了，他們養(yǎng)的狗也戴上金銀首飾，鋪上貴重的地毯，披著華貴的衣服。太監(jiān)們紛紛娶妻，有的甚至三妻四妾，收拜干兒，弄得烏煙瘴氣。他們外出竟敢僭用皇帝的儀仗，后面跟著豪仆馬隊，肆無忌憚。至于朝政，更為他們所把持，弄得小人趨進，賢士引退，政治一片腐敗混亂。
在梁冀當權的時候，官僚文人就沒有間斷同梁冀的斗爭，以至李固、杜喬被殺；梁冀既除，官僚文人集團絕沒有加入宦官一邊來，而是站在正義的一邊，開始了同宦官集團持久不懈的斗爭。
初期的斗爭以李膺為代表。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性高傲，不喜與人交往。但他很有學問，為人又剛正不阿，在社會上名氣很大，極受人們的推崇，一般的士人很難受到他的接見，有人如能有幸與他會談，立刻就會身價百倍，所以，當時的人把李膺的家門比作“龍門”，把士人跨進李膺的家門叫做“鯉魚登龍門”。荀淑是李膺的好友，荀淑的第六個兒子荀爽因為有父親的引薦經(jīng)常見到李膺。一次，他回到家里，逢人便說：“我今天替李君趕過馬車！”將此引為很大的光榮。李膺的名聲由此可見一斑。
李膺飽讀詩書，可謂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他不僅能收徒講學，精辟地講解經(jīng)史子集，還能帶兵打仗。他歷任青州刺史和漁陽太守之職，曾在烏桓校尉任上打擊過鮮卑人的入侵，作戰(zhàn)時親冒矢石，身先士卒，在軍隊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也使鮮卑人感到畏懼。后來曾一度被免官，回家后開館設壇，跟他學習的多時竟達近千人。不久，鮮卑人屢屢侵擾云中郡，桓帝被迫起用李膺，讓他做度遼將軍，鮮卑人懾于李膺的威望，竟不敢入侵。
漢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任命為河南尹，他聯(lián)合耿直的官吏如廷尉馮緄、大司農劉佑等人一起打擊宦官勢力。羊元群在北海任上罷官回家，帶走了許多財寶，甚至連廁所里的東西也帶了回去。李膺上表請桓帝懲處羊元群，誰知羊元群用貪得的贓物賄通了宦官，反把李膺、馮緄、劉佑及郡太守等地方官一起逮捕入獄，經(jīng)大臣陳蕃及司隸校尉應奉求情，李膺三人才被罰做苦工抵罪，后解免回家。
后來，李膺因名聲太大又被起用為司隸校尉。司隸校尉是主管京城軍事和治安的官員，在任上，他更加不畏權威，懲處宦官。野王縣令張朔，是掌管宮門的權監(jiān)張讓的弟弟，他倚仗哥哥橫行殘暴，竟至殺孕婦取樂。李膺當了司隸校尉后，張朔十分恐懼，逃到張讓的家里以躲避懲罰。李膺聞訊，立即派兵搜捕，張讓也知李膺不好惹，嚇得連忙讓張朔藏在特制的空心柱子里。李膺搜查時發(fā)現(xiàn)了這個柱子，讓人劈開，捕獲了張朔，稍經(jīng)審訊，就將他處死了。
張讓跑到桓帝那里去喊冤，桓帝把李膺叫來，說他殺人太快，未經(jīng)請示就擅自處決。李膺滿腹經(jīng)綸，當時又時興經(jīng)義決獄，他就引用孔子《春秋》中肯定晉文公處置衛(wèi)成公之例，證明自己做得并不過分。李膺還說：“孔子當了魯國司寇才七天就殺了少正卯，我上任已十多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我以為皇上會因為我沒有盡快地懲治壞人來責備我，沒想到因為把該殺的人及早地殺了受到責難。我自知有失職守，還當更加勤勉，請陛下再寬限我五天，讓我把大壞蛋都殺光，那時再來聽從陛下的處分，就是死也甘心了。”
李膺的這番話，說得桓帝左右為難，無法辯駁，只好回過頭對張讓說：“這全怪你的弟弟有罪，司隸校尉沒有錯。”從此以后，太監(jiān)們怕了李膺。有時連桓帝也感到奇怪，桓帝曾問那些很有權勢的太監(jiān)：“現(xiàn)在為什么你們休假也不回家呢？”這些人流著淚磕頭說：“我們怕李校尉��！”桓帝終于明白了，這些太監(jiān)作惡太多，恐怕一出了宮門，就會被抓住殺頭。
在當時的官僚文人集團中，還有許多人積極地打擊宦官勢力，東海相黃浮殺死徐宣就是一個著名的事例。“五侯”之一的徐璜把弟弟徐宣安排當了下邳縣令，徐宣曾經(jīng)向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兒求過婚，遭到了拒絕。李暠的家鄉(xiāng)恰巧在下邳，徐宣到任時，李暠已死，徐宣就在上任的頭一天把李暠的女兒抓到衙門，一邊說笑，一邊將李女射死，并把尸首埋在衙門的院里。黃浮知道此事后，立即逮捕了徐宣，將其處死。
徐璜當然不會放過他，便到桓帝面前哀哭求告，結果，黃浮被逮捕罷官。
官僚文人集團的正直行為是不會為宦官們所容的，他們尋找時機，準備來一次大反撲，他們不僅要除掉李膺等人，還要把那些聚眾清談、抨擊朝政的“黨人”一網(wǎng)打盡。這樣的機會終于來臨了。
張成其人神通廣大，結交宦官，橫行不法，連皇帝都聽說過他。他從宦官那里知道了皇上要頒布大赦令消息，就慫恿兒子殺人。李膺知道了，立即逮捕了張成的兒子，就在這時，大赦令也頒布下來�？墒抢钼咧缽埑深A先得知了消息，加上十分仇視宦官集團，就沒有遵守大赦令，殺了張成的兒子。這一下，宦官集團抓住了把柄，由張成的徒弟上書給皇帝說李膺不遵皇命，并誣告他交結京城的太學生和各郡的讀書人，結黨營私，誹謗朝政，敗壞風紀。
在宦官們的唆使慫恿下，桓帝詔告天下，大捕所謂的“黨人”，除李膺之外，還有二百多官僚文人和太學生被捕。這些人身戴刑具，囚在獄中，以被蒙頭，受到嚴刑拷打。李膺不僅骨頭硬，斗爭的策略也很巧妙。他的供詞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們越審越覺得要引火燒身，也就不敢再行追問。
當時，太尉陳蕃極力反對逮捕迫害“黨人”，他上書給桓帝，義正詞嚴地指出：“今天逮捕入獄加以刑審的人，都在海內外很有聲望。他們都忠心耿耿地為國分憂，對這樣的人，即使給他們子孫十代人以優(yōu)厚的待遇也不算多，怎能隨便逮捕審訊他們呢？”要他在判決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簽字，被他嚴厲地拒絕了。
桓帝皇后的父親竇武平時很喜歡結交太學生，他為營救這些文人，以岳父的身份上書給桓帝，桓帝不許，他又以托病交印相要挾。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桓帝覺得再搞下去會盡失人心，只好釋放了這些人。但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禁錮終身，不得再做官。
這就是東漢時期的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不久，桓帝就去世了，靈帝年幼，就由竇太后臨朝聽政。當初，竇太后之所以能被立為桓帝的皇后，官僚文人集團的首領出了很大的力，竇太后掌權之后，陳蕃、竇武等人當然倍受重用。陳蕃與大將軍竇武共參政事，李膺等人也陸續(xù)得到起用。這樣，陳蕃、李膺與竇太后、竇武所代表的官僚文人和外戚勢力就更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為了澄明政治，陳蕃、竇武等人極力主張鏟除宦官勢力，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先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勛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授李膺等十九人以官職。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陳蕃勸竇武說：“過去蕭望之死于宦官石顯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喬又遭了滅族之禍�，F(xiàn)在靈帝乳母趙嬈及女官們又與宦官串通一氣，迷惑竇太后。我為大將軍考慮，除禍從速，千萬不可遲疑。”
于是，竇武向太后提出建議說：“宦官的職責在于管理宮中雜務，絕無權力過問朝政，而現(xiàn)在宦官們手握重權，爪牙遍布朝野，天下人情沸騰、怨聲載道，正是為此，應將這些作惡的太監(jiān)一并鏟除。”太后不聽，陳蕃親自勸說太后道：“我知道言不直則行不正，上欺蒼天，下負人望，所以不敢不說。冒險直言，必然遭忌，但我寧愿被殺頭，也不敢有負天下人�，F(xiàn)在京師里喧嘩吵囂，全在議論宦官侯賢、曹節(jié)、王甫及夫人宮女等亂政之事，已到了順他們者昌，逆他們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時間殺了宦官蘇康、管霸，可謂人神共慶，但不久又寬容了曹節(jié)等人，那可太危險了。”竇太后還是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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