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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jié) 慎獨是克治妄念的良藥

  曾國藩語錄
  
  蓋其慎獨之嚴(yán),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于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
  
  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六日夜,清朝宮廷張燈結(jié)彩,人頭攢動,一片喜慶。這是慈禧太后與同治皇帝準(zhǔn)備大宴群臣,慶祝這來之不易的“同治中興”。主持宴會的是同治皇帝的老師、翰林院掌院大學(xué)士倭仁,隨著倭仁在大殿上演禮后,同治皇帝宣布酒宴開始,大臣們魚貫而入,依次入座,東邊四席西向,倭仁坐首座;西邊四席東向,曾國藩列首座。這時的
  
  曾國藩與倭仁儼然是群臣的首腦人物,成為世人羨慕的能以道德與學(xué)問取得政治地位楷模。殊不知,曾國藩與倭仁還有一段親密的交往,在道光年間的家書中,曾國藩甚至稱倭仁為“吾黨之士”,可見兩人關(guān)系非同一般。這段交往使曾國藩的學(xué)問和修身事業(yè)突飛猛進,他“不為圣賢,便為禽獸”的誓言和踐履也由此發(fā)軔。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四日,唐鑒不但教導(dǎo)曾國藩讀書做人的道理,而且還向曾國藩隆重推薦了一個人,即倭仁。唐鑒告訴曾國藩:“在時人當(dāng)中,論及修身功夫,倭仁用功最為篤實。他每天將從早上起床至晚上就寢的一言一行,尤其是將心中克制不住的私欲和貪念以及不檢點的言行,都記在日記中,以便提醒自己改正。你可以向他請教修身方法。”
  
  倭仁是蒙古正紅旗人,生于嘉慶九年(1804),長曾國藩七歲。倭仁早年治學(xué)是從陸王心學(xué)入手的,后在唐鑒的引導(dǎo)下確立了一生不變的理學(xué)信仰。曾國藩二十八歲考中進士時,倭仁已經(jīng)是一位小有名望的學(xué)者型官僚。所以曾國藩初入仕途時對倭仁已有耳聞,又經(jīng)唐鑒的一番介紹,慕賢之心愈發(fā)強烈。不日,曾國藩便專門拜訪了他,從此兩人以理學(xué)為媒,建
  
  立了一種亦師亦友的親密關(guān)系。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一日,曾國藩赴朝中向皇帝和同事們拜完年后,在周華甫家吃完中飯,之后便至倭仁家拜年。倭仁引他進書房,便談起個人的修身心得。他告訴曾國藩,人都是有惰性的,誰都想不勞而獲、一勞永逸,而通過個性修養(yǎng)就可以克服人的惰性。“研幾”是個性修養(yǎng)功夫最要緊的事。“幾”是指“苗頭”、“征兆”,“研幾”就是觀察
  
  事物即將發(fā)生的“苗頭”或“征兆”。從個人而言,你可以防患于未然,將不好的苗頭掐滅,保持自身的順利和成功;從國家而言,則可將不和諧的因素消滅于萌芽,國家才能止禍亂于未萌,弭爭端于無形。曾國藩點頭稱是,又問倭仁如何做“研幾”功夫。倭仁向他推薦了“日課”,這可是倭仁修身的獨門絕技,在北京理學(xué)家圈子中深受歡迎,像后來成為刑部侍
  
  郎的吳廷棟、戶部尚書的李棠階等均從事過“日課”活動。倭仁的“日課”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寫“日課”,將自己每天的言行舉止記在日記中,也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自我反省,以求改正過失;第二步,同仁之間互相批閱“日課”,甚至舉行座談會,大家面對面坐在一起,指出對方不足之處以便改正,羅列對方的優(yōu)點以求效仿。將自己的
  
  劣根性撕開來,一一袒露人前,還任人評點,這是需要非凡的勇氣才能做到的,可良藥苦口利于病,這顯然是一種嚴(yán)格的心性修養(yǎng)方法,拋除私心雜念,力求心術(shù)、學(xué)術(shù)、治術(shù)聯(lián)為一體。
  
  倭仁教會曾國藩寫“日課”,并將自己的“日課冊”借給曾國藩閱看,讓他模仿。曾國藩讀后大為震驚,進而嘆服,在一封家信中,他說:“倭仁先生修身功夫非常嚴(yán)格,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行都記在日記中。日記全部用楷書謄寫,三個月訂成一本,至今已有三十多本。”倭仁慎獨功夫之深,確實堪稱楷模,只要偶動
  
  妄念,便立刻克治,還時時輔以其他心性修養(yǎng)的方法,為克己修身的靈丹妙藥,而曾國藩反觀自己疏散、漫不經(jīng)心的態(tài)度,與倭仁的差距豈以千里計,越看越覺得無地自容。曾國藩決定迎頭趕上,從此開始寫“日課”。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一日起,曾國藩依照倭仁樣,每日一念一事,皆筆之于冊,早晚對照,揚長避短,棄惡揚善。
  
  在相當(dāng)長一段時間里,曾國藩將自己的“日課冊”送給倭仁批閱,倭仁也在這些“日課冊”上逐日加上批語。曾國藩以前認(rèn)為,人都是喜歡聽好話的,為討人歡心,刻意阿諛奉承。其實,這就是言行不一,犯了理學(xué)心性修養(yǎng)中欺人、妄語的大忌。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四日,他將自己的這一毛病記在日記中,倭仁批語說,不管別人是否怪罪于你,為人
  
  一定要忠信,要求曾國藩改正這一毛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午后在朋友家觀人下圍棋,不但沒做到“君子觀棋不語”,而且躍躍欲試打算親自對弈幾局。曾國藩晚上回來后將這一天的活動寫在日記中,還不忘自責(zé)一句:“真不是人!”次日,曾國藩將“日課冊”交倭仁看,倭仁寫下批語說:“我們既已立志為學(xué),便須努力向前,完養(yǎng)精神,將一切閑思維、閑應(yīng)酬、閑言語掃除凈盡,專心一意,鉆進里面,安身立命,務(wù)要另換一個人出來,方是功夫進步,愿與你共同勉勵。”曾國藩讀了這些批語,不禁悚然汗下!甚至到后來,只要倭仁一來,曾國藩便惶惑之至,深感慚愧。他在日記中記下,如果自己平時能做到謹(jǐn)言慎行,哪至于見到倭仁就感到沮喪慚愧呢?于是,在倭仁的督促和鞭策下,曾國藩下定決心要做一個修道立德的圣人。


  
  道光末年的一段時間里,曾國藩與倭仁時相往來,幾乎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直到咸豐初年,倭仁出任葉爾羌幫辦大臣,離開北京。曾國藩也在兩年后丁憂返回湖南。此后二人天各一方,雙方互換“日課”的活動也就中斷了,但是曾國藩每天記日記并自我批評的習(xí)慣卻堅持了下來,一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天。至于人與人之間的忠信篤敬關(guān)系,曾國藩更是發(fā)揮到
  
  極致,甚至運用到國與國之間的關(guān)系上。同治九年(1870),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特意去曾國藩家拜謁請教。曾國藩見面不待李鴻章開口便問道:“現(xiàn)今我國勢力消弱,外國人強大,你身居這個要職,與洋人交涉時有何打算?”李鴻章說:“學(xué)生正為此事而來請教老師,我想,與洋人打交道,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國藩默不
  
  作聲,良久后告誡李鴻章:“依我看來,還是一個誠字比痞子腔管用,圣人說,誠能感動物,難道還感動不了洋人?我們現(xiàn)在沒有力量,隨你如何虛張聲勢,他們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虧。”李鴻章后來說:“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業(yè)是老師提攜的,似乎講到洋務(wù),老師還
  
  不如我內(nèi)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要不是我老師的學(xué)問和經(jīng)國濟民之術(shù)高深,如何能這樣一語中的呢?”
  
  自從追隨唐鑒以后,曾國藩交際應(yīng)酬就少了很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唐鑒親筆寫了個楷書條幅贈給曾國藩:“不為圣賢,則為禽獸;只問耕耘,不問收獲。”曾國藩非常喜愛,將此條幅懸掛在書房中,終日觀摩,表明自己立志向?qū)W的決心。而結(jié)交有學(xué)問、有道德的“雙有”人士倭仁后,曾國藩的精神面貌更是煥然一新,通過心性修養(yǎng)和德性提升,道德勇氣和力量逐漸強大。經(jīng)過一番反思,他將唐鑒的贈聯(lián)略作改動,成為“不為圣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此聯(lián)的變化表明了曾國藩破釜沉舟的雄心壯志,只有做圣賢一條路可走,否則便墮落為禽獸!待太平天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爆發(fā),曾國藩正是憑借這一股力量從一個默默無聞的農(nóng)家子弟一躍成為名垂青史的封疆大吏,成就了其非凡人生和千秋功業(yè)。
  
  曾國藩謀人謀事之道
  
  人的妄念如同內(nèi)心處的盲點,它隱藏得很深,在越陰暗的地方越鮮活,在越細微的地方越顯著,所以要戒除妄念,就要慎重對待自己獨處的時光,于心靈的最細微之處將它們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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