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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jié) 秦式核心小家庭

  周的封建制在戰(zhàn)國時代崩潰。中國人開始普遍生活于核心小家庭中。孟子等諸子百家經(jīng)常談論“五口之家”云云,這是現(xiàn)代社會學家所談論的典型的核心家庭規(guī)模。足夠現(xiàn)代吧?總有文人控訴中國式“大家庭”,人們以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就是大家庭組成的。但絕非自來如此。我們可以把戰(zhàn)國、秦時的五口之家稱為“秦式家庭”,基本上就是父母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成年女子出嫁,兒子分居。
  
  因此可以說,戰(zhàn)國、秦時,人們是以原子化方式存在的,政府通過復雜的基層權(quán)力體系直接統(tǒng)治每個人。那個時代的人們倒確實完全受個人主義價值觀支配:每個人只想著自己,家人之間甚至都是以利益計算而聯(lián)結(jié)的。不妨看蘇秦的例子,《史記•蘇秦列傳》這樣記載: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
  
  出游數(shù)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chǎn)業(yè),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遍觀之。曰:“夫士業(yè)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于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蘇秦的兄弟姐妹們以利為榮,對困窮的蘇秦極盡嘲笑。蘇秦受此刺激,乃發(fā)憤尋找發(fā)跡之術(shù)。說服六國合縱的偉大戰(zhàn)略構(gòu)想,不過是蘇秦追求個人利益的一個策略而已:
  
  于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fā)使送之甚眾,疑(擬)于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cè)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蘇秦和他那個時代的人確實是純粹的“理性經(jīng)濟人”,他們以物質(zhì)性利益來評價人生成敗。讓人吃驚的是,在蘇秦與他的家人之間似乎看不到親情,而只有利益。賈誼曾在《新書•時變篇》中這樣描述秦人風俗:
  
  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鋤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并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慮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


  
  這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理性經(jīng)濟人”世界。
  
  治理這個世界的唯一辦法就是秦制:國王或皇帝借助官吏體系,以強制性力量,也即兵與刑,把所有個體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政治性共同體,也即王權(quán)制國家。法家十分清楚地論證了經(jīng)濟人與秦制之間的必然關(guān)系。在秦制下,人們唯一的公共性身份就是國王之臣或者民。
  
  除此之外,當時的國民沒有任何公共性生活,他不在任何社團中,核心小家庭不過是略微放大了的私人。這是一個沒有“社會”的世界。由于這一點,秦制也是一個無法正常維系的治理秩序。它很快崩潰了。
  
  漢初則出現(xiàn)了一種很特殊的社會組織:豪強、豪杰。關(guān)于這個群體的組織形態(tài),《漢書•游俠傳》序言,班固有十分清楚的勾勒:
  
  陵夷至于戰(zhàn)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扼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于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及至漢興,禁網(wǎng)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shù)。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于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于閭閻,權(quán)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跡,覬而慕之。雖其陷于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這是周的封建之家的變體。它們與親情無關(guān),而是由陌生人組成,但又沒有周的共同體之禮法與共同體主義精神,而是以利相合。它們類似于“黑社會”組織。漢初幾十年,這類組織橫行州郡,嚴重威脅社會治安。即便長安,也經(jīng)常受到這類組織擾亂。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這類組織成員多為“少年”“子弟”——《史記》《漢書》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兩個詞,項羽最初的軍隊,也是所謂“江東子弟”。這一成員構(gòu)成也清楚地揭示了秦漢間家庭之不完整,良性社會組織之匱乏。青年人到處闖蕩,成為社會秩序的隱患。
  
  儒家登場了,改變了這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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