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曹操與反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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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之際，名教遭到部分人的反感、反抗，而始作俑者乃是曹操。
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說新語文學(xué)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篇中說，曹操為宦官之后，宦官向來屬于皇權(quán)系統(tǒng)，與儒家士大夫勢不兩立。前面所引《黨錮列傳》中的名士就以道德理想主義，與宦官作殊死搏斗。而曹操當(dāng)權(quán)、僭權(quán)后，乃致力于摧毀名教，以摧破儒家精神堡壘。這最集中地表現(xiàn)于史上有名的“求才三令”中。《三國志•武帝紀》記錄了這三條政令：
�。h獻帝）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yōu)，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ㄊ拍辏┦�……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yè)，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yè)矣。
�。ǘ辏┣锇嗽�，令曰：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yè)，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zhàn)；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zhì)，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shù)：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求才三令的核心主張是唯“才”是舉。而曹操之所謂才能，就是攻城略地、以刑名治民之才能，與德毫無關(guān)系。事實上，曹操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把德行與才能對立起來。求才三令的真實意圖也許并不在于求才，而在于宣示一種反名教的治國新精神——這一新精神與商君、韓非如出一轍。因為，在當(dāng)時，士人如果講名節(jié)，就無法容忍曹操篡漢。唯有摧破士人精神，曹氏才可篡漢自立。然則，曹操何以終生未敢篡漢？恐怕就是因為儒家三百年陶冶之士氣猶在。經(jīng)過反復(fù)摧折之后，其子曹丕才敢取漢而代之。
由此可以看出，名教關(guān)乎政治。而士人之反名教觀念，也正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形成的。按照陳寅恪先生的說法，司馬氏本為士族代表，且在士族支持下替換曹魏。嵇康卻是曹操之曾孫女婿，因而忠于曹魏，而反對司馬氏。這似乎可以解釋，嵇康何以最為激烈地毀棄名教、菲薄湯武。當(dāng)時主張毀棄名教者，差不多都反對司馬氏。
曹氏反名教，讓現(xiàn)代文人如獲至寶，熱衷于為曹氏翻案，因為現(xiàn)代人反對儒者維護之名教，而曹操也反名教�，F(xiàn)代文學(xué)和哲學(xué)史也堅定地站在嵇康等魏晉名士一邊，因為現(xiàn)代人反名教，而嵇康等名士也反名教。有趣的是，到魏晉時代，“名士”的含義再度發(fā)生巨大變化。這個時代的名士之精神結(jié)構(gòu)，常與兩漢名士截然相反。由名士之反名教，士人群體，至少其中一部分，開始拋棄經(jīng)學(xué)，放浪形骸，耽溺清談。
后人有“清談?wù)`國”之說，實有一定道理。漢晉社會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名教維系的，正是名教維持著士人之道德理想主義，維系著社會之良風(fēng)美俗，從而以儒家士君子為中心，社會形成較為堅實的自治性組織，并有效地生產(chǎn)和分配公共品。反名教則必然侵蝕這樣的社會秩序，導(dǎo)致社會組織松動甚至解體�！稌x書》列傳第六十一《儒林》概述說：
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jīng)，習(xí)正始之余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嘆息者矣。
名教透過名，激勵士人和庶民忠誠于仁、義、禮、智、信等華夏核心價值，這些信念把君子、小人聯(lián)結(jié)為大大小小的組織。這些組織生產(chǎn)和分配公共品，并構(gòu)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chǔ)性力量，威懾蠻夷。詆毀名教，則摧毀核心價值，士人剛健精神崩潰，公共精神喪失，完全回歸個體之情感、欲望。由此，社會缺乏負責(zé)任的領(lǐng)導(dǎo)者，人心渙散，組織解體，則必然啟蠻夷之野心，一旦入侵，華夏也無力抵御。南北朝時期五胡之長期亂華與名教之廢墜之間，有直接關(guān)系。
當(dāng)時就有人對此種風(fēng)氣大加抨擊。比如，《晉書》卷四十三《列傳第十三》記載：
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樂）廣聞而笑曰：“名教內(nèi)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
只是，當(dāng)時的文人很難認識到這一點，他們沉溺于自己的情緒中難以自拔，完全忘記了治理社會的天職。后世文學(xué)之士經(jīng)常反名教，現(xiàn)代啟蒙文人即是這一傳統(tǒng)的繼承者。他們受私人情緒支配，缺乏責(zé)任意識和公共精神，很難認知名教對優(yōu)良治理的決定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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