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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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在鴨子棚拆炕，謄完《永放紅光》。
注釋：
鴨子棚，是湖邊的一個半島，老政委一開始帶來的十幾個干部工人就駐扎在這里，可算作這個勞改農(nóng)場最早的基地。這里辦過養(yǎng)鴨場，現(xiàn)在還有一些令人嘴饞的鴨子，但主要住的還是犯人。養(yǎng)鴨已經(jīng)成了副業(yè)，絕大多數(shù)犯人都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在編制上這里是勞改農(nóng)場的一個“站”，可是大家仍叫它“鴨子棚”。這個名稱將會一直沿用下去，即使到所有的鴨子都吃光了之后，就像中國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地名一樣。
現(xiàn)在這個半島已經(jīng)成了一個沼澤地上的土丘。到了鴨子棚，你就能看出來當初老政委力排眾議，一定要在這里辦農(nóng)場是十分英明的。這一帶，包括整個勞改農(nóng)場和農(nóng)場四周，本是一片湖泊，湖水湛藍，清澈見底。湖邊和沼澤上長滿高達數(shù)公尺的蘆葦。據(jù)老鄉(xiāng)說，那時經(jīng)常有一尺多長的草魚跳出水面掉在岸上，農(nóng)民喂的豬就守在湖邊等魚吃。但老政委果斷地說：“能長草的地方就能長莊稼！”于是犯人們就一背簍一背簍從遠處背來黃土把湖填了起來。這樣大面積的湖泊，究竟用人的脊背背來多少土才能填成幾萬畝平地，無法用立方米來計算。
現(xiàn)在，湖泊還剩下一些遺跡，那依然是風光綺麗。當夏日的風拂過湖面，蘆葦沙沙作響，殘余的自然湖奏起了動聽的挽歌，又仿佛一個老太婆在低聲詠唱，既令人興奮還使人憂傷。正午，氤氳蒸騰，各種水鳥凄厲的啼叫在如鏡子般的水面上回旋，不時還有自由的水鳥們展開翅膀凌空而起，在森林般的蘆葦上如歌聲似的盤繞，引起犯人們對另一個世界的思念。但如果不顧景色使人牽腸掛肚、觸動情感的方面，單純用實用的眼光來看這如江南水鄉(xiāng)般的自然風貌，人們當然會想到可以在這里建立一個大型農(nóng)場。
剛開始背土修筑農(nóng)田的時候，這里還不能生產(chǎn)糧食，只能養(yǎng)魚養(yǎng)鴨。陜北人不喜歡吃魚，也不會養(yǎng)，至于鴨子，味道既鮮美飼養(yǎng)又簡單，白天把鴨群趕進湖里就行了，晚上它們會自動回來的，并且還能收到許多鴨蛋，所以老政委決定首先在這里養(yǎng)鴨子。
今天，我從住地慢吞吞地走到鴨子棚的時候，太陽已經(jīng)升得很高了。我是一個人去的，至少是現(xiàn)在、目前、就在這一刻，我是一個被信任的犯人，我當然要充分利用這一段好時光。我飽覽了沿途的湖光水色，一邊還琢磨著說不定能在哪里再找些吃的。如果運氣好，路上說不定能碰上個老鄉(xiāng)。我口袋里還有幾毛錢，能買到一點土豆嗎？
鴨子棚的多數(shù)建筑當然是鴨子棚。那比我們住的“干打壘”還簡陋，只有三面墻，另一面用蘆葦扎成的草把攔著，遮得住雨卻擋不了風，里面雖然充滿了鴨糞臭，空氣倒很新鮮。唯一不足的是棚子只有一米半高，人除了睡覺，干什么都必須彎著腰。但是，正因為原來住過鴨子，人不能直接睡在潮濕而布滿鴨糞的地上，才給犯人們砌了炕，而人們上炕下炕又都要像抽屜一樣推進拉出。
我給一個大工當下手，幫他把拆下的土坯子搬出棚子，撂到院子里�，F(xiàn)在是夏天，炕用不著了，拆下的土坯可以當肥料。我和大工也只能坐著干活，雖然不便，卻蠻舒服。奇怪，這樣簡單的活兒為什么非要打發(fā)我來干呢？難道鴨子棚就抽調(diào)不出一個犯人來干嗎？
大工說：“鴨子棚的犯人都靠不住，狗日的，都成了小偷！把他們留在家里，鴨子鴨蛋就倒了邪霉了。”
他說的“家”是現(xiàn)在的住地，具體指的就是犯人睡的一條狹窄的鋪，并不是我們已經(jīng)離開了的那個家。鴨子棚這個站的犯人多數(shù)是刑事犯，這樣的人是“靠不住”的。我來了七百多天，熟知這個世界和那個世界有不同的衡量人的標準：在外面世界認為是不可靠的人，在這里卻能靠得住。因為政治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及各種思想犯——不敢逃跑、不敢說反動言論、不敢調(diào)皮搗蛋，刑事犯們卻積習難改。
大工是一個留場就業(yè)的工人。這種人雖然已經(jīng)刑滿釋放，但仍稱為“勞改勞教釋放犯”。釋放了仍然不能扒下犯人這張皮。他四十多歲，身體強壯，看來他一定有別的門路補充糧食的不足。果然，干了一會兒活，我就從他的話里聽出來他頗受器重，因為他什么活都能干，人又可靠。他說他就是勞改農(nóng)場頭一批來的犯人之一，一來就被老政委看上了，調(diào)他到廚房當伙夫。我問他怎么會這樣幸運呢，他操著湖南口音笑著說：“老政委可知道我的底哩！他看過我的判決書。我過去是給團長當勤務兵的，我沒上戰(zhàn)場跟解放軍打過仗，又是貧農(nóng)出身，我就會干活兒，有眼色。喂！小伙子，會干的不如有眼色的，這點你可要記住！你看你這家伙沒眼色，你把土坯就扔在門口，待會兒連我們都出不了門！”我說我沒勁，我扔不遠，沒力氣。他注意地看了我一眼，憐憫地說：“你是個文墨人，看得出來。待會兒打飯我讓炊事員多給你打點。”受了他這樣的鼓舞，我把他拆下的土坯拼命地往遠處扔，累得我筋疲力盡。
可是，中午開飯時卻找不見他。這個國民黨的勤務兵，歷史反革命！他一個人跑到農(nóng)工灶上吃飯去了，竟不顧他許下的諾言，我眼睜睜地看著拿飯勺的炊事員，希望他給炊事員曾留下話，也許炊事員能把我認出來。但炊事員對我漠然置之，仍像給別的犯人一樣，往我的盆子里扣了一勺稀湯。
我一個人坐在我扔出的土坯上，怏怏地喝完了稀菜湯。這時他打著飽嗝走來了，從褲兜里掏出兩個鴨蛋：“喏，給你，煮熟的，吃吧！”我既喜且驚，真沒想到眨眼間幸福竟降臨到我頭上。而且他施舍給我的那種派頭，不亞于一個百萬富翁。現(xiàn)在竟然有人這樣富有嗎？
我不知其味地吃了一個，很遺憾地扔掉了實在不能吃的鴨蛋殼。另一個，我小心地用擦汗的毛巾包了起來，暫時寄存在鴨子棚的棚檐下。我怕揣在口袋里干活時擠破了。他說：“吃吧，一個哪夠。”我說：“夠了……也差不多了。”知識分子的優(yōu)點就表現(xiàn)在這里：對任何事情都抱著一種理性分析的態(tài)度，連吃東西也如此。一個鴨蛋剛剛能塞住牙縫，但想到卡路里、蛋白質、脂肪等等，好像就已經(jīng)滿足身體的需要了。
下午，我們就很親密了。他對我說他是一九五三年被判刑的。他的部隊起義以后，不久團長就被逮捕，團長的部下們被集合在一起辦“學習班”，要他們揭發(fā)團長的罪行，揭發(fā)得不夠的人就法辦，而沒有一個人的揭發(fā)達到“夠”的標準。他說他判的算輕的，只有五年。
“其實這五年我比在老家過得還好！”他滿意地說，“我天天吃鴨子，在國民黨部隊里，我吃得上嗎？”
“你現(xiàn)在還有鴨子吃嗎？”我羨慕地問。
“當然！有老政委吃的就有我吃的。”他笑道，“他們陜北人不會做鴨子。那叫什么鴨子喲，真笑死人！就用白水煮煮吃，哪像我們湖南人吃的花樣多：紅燒、鹽水鴨、清蒸、風干，我還會做板鴨呢！老政委就喜歡吃我做的鴨子。”
“老政委現(xiàn)在還吃鴨子？”我詫異了，我不能想象我所尊重的老政委在全民饑荒的時候不與人民同甘共苦。
“那當然！天天一個！他養(yǎng)的鴨子他老人家不吃，給你吃？嗤！”
他替老政委嘲笑我。
我覺得這簡直是對老政委的褻瀆。但從他的神色上看，他一點也沒感到老政委在這種時候天天吃公家的鴨子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他和老政委一樣心安理得，所以他才敢于大明大白地說出來。我們知識分子就因為知道這是不對的從而知道這不能說，進而不敢說。替老政委這樣的領導人想想，他們常常把要加以提防的對象搞錯了，應該關照的是這些不明白道理的人而不是明白道理的知識分子：哪些事情可說哪些事情不可說�？墒抢险瘋儠r常告誡的卻是知識分子，天天打知識分子的屁股，要我們注意自己的嘴巴。其實，知識分子比領導們還清楚什么可公之于世，什么必須諱莫如深。比如我吧，倘若我知道老政委天天吃公家的鴨子，我會比老政委本人還嚴守秘密。
雖然我偶然知道了老政委天天吃公家的鴨子，有損他老人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但文章我還是照常地寫，甚至還要特別強調(diào)他老人家廉潔奉公的優(yōu)點。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有“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為親者諱”的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現(xiàn)在又很合適地與領導提倡的“歌頌新人、歌頌革命領袖”的文學主張結合了起來。“新人”、“領袖”總是“尊者”與“親者”，因而中國作家的筆下會比領導人還有節(jié)制，還能把握分寸。我們這里根本就無需出版檢查制度，作家們自己的大腦中就有一個嚴格的自我檢查的機關。
晚上，我趴在鋪蓋上一邊謄寫《永放紅光》，歌頌老政委，一邊偷偷地吃完了老政委手指縫里漏下的鴨蛋。總結這一天，過得還是蠻好的。路上沒有遇到老鄉(xiāng)，沒買到土豆，但意外地得到比土豆好不知多少倍的高蛋白食物。文章我也覺得寫得很順手，雖然《永放紅光》這樣的標題俗氣一點，但現(xiàn)在文學作品時興的風尚就是這樣。和充斥于報紙雜志上這樣文學作品的標題——《搶種秋菜》、《走，種菜去！》、《一個豐收在夏秋》、《書記駐隊鬧春耕》、《你是我們的榜樣》、《豬保姆》等等——相比較，《永放紅光》還算有點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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