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一萬日元上的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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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日元中面額最高的一萬日元紙鈔，自首次發(fā)行以來，總共有三個版本，但紙幣上的人物卻只有兩個：第一個叫圣德太子，是日本歷史上一代圣君，雖然這哥們兒最終沒能如愿當上天皇，不過地位卻極高，堪比中國史上的唐宗宋祖。不過這人再怎么厲害，卻也終究只占了一屆的版面。第二個人物，則二十八年如一日，連續(xù)出現(xiàn)在一萬日元紙鈔上，他的名字叫福澤諭吉，身份是一名教師，一名偉大的教師。
福澤諭吉出生于江戶時代中津藩位于大阪的藏屋敷。所謂藏屋敷，就是各藩在大阪存放大米的倉庫，倉庫邊上一般會蓋幾棟房子給管倉庫的人住。說白了，他爹福澤百助其實就是一個倉管兼會計，地位比較低下。
雖說沒啥地位，但福澤百助的學問很好，是著名的儒學家。要是按照世俗的眼光來看的話，福澤諭吉雖然也是個下級武士，但長大了會在他爹的教導下學很多學問，然后成為一個天天向上的普通好孩子。
但意外發(fā)生了。在福澤諭吉一歲半的時候，他爹死了。不得已，福澤全家只能離開大阪回到了中津藩。在家鄉(xiāng)，他開始了自己的童年生活。
和笨小孩坂本龍馬所不同的是，福澤諭吉從小便是個叛逆的壞孩子。
在大概十二歲的時候，有一天小諭吉正坐在屋子里，突然就聽到他哥哥叫他去院子里，說是有事情商量。小諭吉也沒多想，站起身子啪嗒啪嗒地就往門外跑，結果剛剛一腳踏出門外，便聽到哥哥的一聲怒吼：“你眼睛看不到嗎？看看你踩在哪兒了！”
小諭吉低頭一看，發(fā)現(xiàn)自己的腳踏在了一張紙上，于是很疑惑地看著哥哥問：“我踩你尾巴了嗎，你為啥那么憤怒？”
“看你腳下！”
挪開腳丫子之后，小諭吉才發(fā)現(xiàn)原來這紙上還寫了六個字：奧平大膳大夫。
大膳大夫是官名，其實也就是當時中津藩藩主奧平昌服的名字。
“哦，這樣啊，原來是你練字用的紙啊，對不起哥我沒看到。”
“說一句‘沒看到’就完事兒了？你拿腳踩了大人的名諱，這是為臣之道嗎？”他的哥哥火冒三丈，對他進行了劈頭蓋臉的一頓猛訓。因為訓斥的時間太長，以至于小諭吉覺得很煩，他想繼續(xù)回屋躺著去了。于是，他便裝出了一副悲痛欲絕的表情說：“對不起，哥，我錯了，你饒恕我這一次吧。”
他的哥哥見他認罪態(tài)度不錯，于是便放過了他，由著他去。
時至今日，每當我看到福澤諭吉寫的回憶錄里的這段話時，都覺得這張紙出現(xiàn)得太蹊蹺了，以至于都懷疑是不是他哥事先寫好了，然后放在福澤諭吉的必經之路上以便坑他。
雖說是道了歉，但小諭吉的心里連一絲一毫的悔意都沒有。相反，他還特別不爽地覺得，自己只不過是踩了藩主的名字，又沒踩他的腦袋，哥哥那么激動干什么呀？
小諭吉越想越氣，然后就萌生了一個非常大不敬的念頭：你不讓踩，哼，我就是要踩！不但要踩藩主的，連神明的名字我都要踩！
當然，雖說在氣頭上，但小朋友的頭腦還是非常清醒的：不能被人看到，要偷偷地干活，被發(fā)現(xiàn)的不要。
打那以后，小諭吉就經常拿著寫好了藩主名字的紙，跑到一個角落里，回頭看看四周無人之后，然后一頓猛踩。再到后來，他覺得踩藩主的名字不過癮，于是又在紙上寫滿了神的名字，什么天照大神如來佛祖孫悟空豬八戒之類的，然后死命地踩。踩完之后，小諭吉發(fā)現(xiàn)，自己本身沒有發(fā)生任何變化，和之前一樣，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啥事兒都沒發(fā)生。于是，他起了更強烈的惡搞心：把寫有神明大人和藩主大人名字的紙張拿到廁所里去踩！
當然，即便當小諭吉拿了這些紙擦完了屁股，都沒有發(fā)生什么不太好的事情。
他很高興，但同時也并不滿足，總想著下一步再干一點別的什么好。想來想去，一拍腦袋，頓時有了主意：上了年紀的老人家總是教育我說不要觸犯神靈不然會遭報應，那下星期我就去神社瞧瞧，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供奉著什么神仙妖怪。若真有，我就抓住打一頓或者踩一頓，看看會不會真的有什么報應。
結果小諭吉真的跑到家邊上的稻荷神社去了。稻荷神社就是祈求豐收的神社。
在那里，他沒找到神也沒碰到仙，倒是在神社正中的房間里看到了一個供奉著象征神社之神、類似于佛龕的小盒子。這個盒子外面還有一扇小門，讓人看不到里面放的到底是什么。
小諭吉一不做二不休，把那扇小門給打開，發(fā)現(xiàn)里面其實放著的是一只狐貍石像，日本人叫狐仙。他想了想，把那只狐貍給拿了出來，然后到外面去撿了塊石頭放了進去，再把小門關好，放回原處，拍拍屁股走人了。
那只倒霉的狐仙，估計被丟臭水溝了。
之后的幾天里，神社跟以前一樣，天天有人來參拜。只不過沒人知道，他們參拜的已經不再是原先的那個神通廣大的狐仙大人，而只是一塊小孩子撿來的破石頭。
“嘿嘿嘿，那群人真傻，對著個石頭又磕頭又貢酒的。”小諭吉躲在一旁抿嘴偷笑。
自然，這一次也和他之前在廁所里踩紙片一樣，干完了之后沒有遭到任何報應。
從此之后他得出了一個結論：神像也好，神牌位也好，都不過是單純的石頭和木頭罷了。藩主的姓名寫在紙上，那也就是一張寫了字的紙而已，跟草紙沒什么兩樣。
不僅對神明，他甚至覺得，忠、孝、仁、義這些東西，其實也是狗屁不如，所謂的親戚、長輩、君主，就跟寫在紙上的那個奧平大膳大夫一樣虛無渺茫，踩一腳，也就趴地上了。
大概在十四、五歲的時候，福澤諭吉終于有了讀書的機會，之前因為家里太窮，所以家人一直沒送他去。雖然諭吉本人是抱著一種“不讀書就不知道人世間的險惡”的心態(tài)來到了學校，可天性聰明的他還是很快就展露了才華，正當別的同學尚且整日抱著普通教材死啃卻依然不得要領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念起了高深難懂的漢學經典。
很快，諭吉就覺得那些儒家漢詩已經不能再滿足自己的求知欲了，應該要把眼光開得更闊一點，放得更遠一些，比如去學學蘭學，搞搞西洋人的玩意兒什么的。
十九歲的時候，他來到長崎，學習荷蘭語和炮術。經人介紹之后，他去了一個叫山本物次郎的著名炮術家家里當學生。對于福澤諭吉，山本老師是相當滿意的，曾經一度還想收他做養(yǎng)子，不過因為諭吉的大哥身體一直很差，隨時都有可能歸天的可能，到時候諭吉如果成了別人家的兒子的話，那福澤家估計就得絕后了，所以這個提議最終沒能實現(xiàn)。
在山本家呆了一年之后，因為福澤諭吉的介紹人奧平一岐守跟他的本家——中津藩藩主奧平家的關系惡化，雙方開始了明爭暗斗的較量。但奧平一岐守畢竟是分家，勢單力薄，人手緊缺，不管是朝堂之爭還是拉出去打群架，他都明顯感到力不從心。
不得已，奧平一岐守讓人去了趟長崎，叫福澤諭吉回來。好歹他也是蘭學者，腦子肯定聰明，這節(jié)骨眼上多一個幫手就等于多一份力量�？扇f萬沒想到的是，當年福澤諭吉出了中津藩，就沒打算過要在學成之前再回中津藩，所以他婉言拒絕了奧平一岐守的請求。
奧平一岐守倒也不為難他，還跟他說：“如果你真的要學蘭學的話，就應該去江戶，那里有不少人開了專門的蘭學學校，非常不錯，你該去看看。”
就這樣，福澤諭吉先來到大阪，打算經由那里再去江戶。到了大阪之后，出于象征性的禮節(jié)，他先去拜訪了自己的哥哥，也就是當年罵他踩寫藩主名字紙片的那位兄長。
哥哥福澤三之助繼承了父親福澤百助的職業(yè)，在大阪的藏屋敷當了一名倉管。對于弟弟的到訪，他顯得很吃驚，因為在印象里，福澤諭吉應該一直在長崎才對。
當天晚上，兄弟兩人坐在一起喝酒。幾杯下肚，三之助想起來還沒問過弟弟為什么到這里來。
“你怎么會來這大阪了？”
“我路過的。要去江戶。”
“江戶？你去江戶做什么？”
“我要去江戶學蘭學，長崎呆不下去了，奧平一岐守要我回藩，我又不想回去，他便讓我去江戶游歷一下。”
說到這，三之助看了看自己的弟弟，緩緩地說道：“這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
福澤諭吉點了點頭。確實，他從長崎到大阪這一路上走得并不輕松，因為盤纏帶得不夠，所以常常要露宿野外，好幾次還碰到了劫道的，幸好山賊發(fā)現(xiàn)這小子不但比自己更窮，而且還是個外出游學的書生，于是動了惻隱之心，算是放他過去了。
“你要知道，從大阪去江戶，這一路上不會比你從長崎來大阪輕松的。你有這個覺悟嗎？”
“我有這個覺悟。”
“只是為了學你那所謂的蘭學？”三之助看了弟弟一眼。
“對，我是為了學蘭學。”福澤諭吉很認真地說道。
哥哥笑著說：“那就留在這里吧，一樣能學的。大阪有一個叫緒方洪庵的，開了個叫適塾的蘭學校，那兒可是不會輸給任何在江戶的學校的。”
福澤諭吉很疑惑地看著自己的哥哥，仿佛在問，你為什么要留我在大阪？我去江戶不去江戶，都跟你沒啥關系不是？
“你是我弟弟，留在大阪，我也好照顧著你一點。”
福澤諭吉看著眼前的哥哥很久之后，低下頭說：“那就聽你的吧。”
在福澤三之助的幫助下，福澤諭吉進入了適塾。
這個學校主要教的是醫(yī)學和蘭學，在當時日本的地位，雖說是比不過吉田塾，但那純粹是因為后者在明治維新成功之后，幾乎所有的長州、政客、首腦都出自于那里，要想做大，非得跟吉田塾有點啥關系不可。這一點，就如同當年中國民國時代流行的“學非黃埔，省無浙江，做官無門，眼淚汪汪”，所以被人為地拔高了地位。其實那地方培養(yǎng)出來的人，除了當官的就是當兵的，幾乎沒有出過什么從事服務全人類事業(yè)的學生。
但適塾卻不一樣，這里盡管沒出過什么總理、大臣、元帥、將軍，但卻出過一個日本近代陸軍之父——大村益次郎。想當年這哥們兒本是在適塾里學醫(yī)的，可怎奈何這世間有些人天生就是學不會有些專業(yè)，無論老師怎么教，大村益次郎都永遠只能做一個能瞬間將手術刀變成屠刀的蒙古大夫。萬般無奈之下，他只得棄醫(yī)從戎，朝軍界發(fā)展。結果時來運轉，他越做越順，最終成了當時日本首屈一指的軍事家。只不過這哥們兒命不好，最終被暗殺了，為了表彰他的功績，后來當?shù)靥氐亟o他弄了一尊銅像戳在靖國神社門口，現(xiàn)在還在。
除了大村益次郎，適塾還出過很多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文化醫(yī)學方面。
有一個叫高松凌云的，是福澤諭吉的同學，主攻醫(yī)學，技術非常精湛，特別是臨床診療方面，要比大村益次郎不知道好多少倍。而且這人心地異常善良，他在戊辰戰(zhàn)爭期間曾經跟隨榎本武揚去北海道，擔蝦夷任共和國軍醫(yī)院院長。可是，不管是共和國的傷兵，還是被俘的明治政府政府軍傷員，他都一視同仁、共同救治。所以戰(zhàn)敗之后，無論是新政府中的哪位高官，都沒一個提議要殺他或者關他。高松凌云之后就在東京開了個醫(yī)院，對貧困家庭的病患一律實行醫(yī)療費用全免，明治十二年（1879年），他又創(chuàng)立了日本第一個針對貧民病患的免費診療協(xié)會，取名為同愛社。這個組織在存在期間，總共免費醫(yī)治的病患有70萬人以上。
還有一個人叫手冢良仙，在讀書的時候跟福澤諭吉關系很好。這個人在人才輩出的幕末明初期顯得并不怎么起眼，不過他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曾孫，那就是被譽為日本漫畫之父的手冢治蟲，《鐵臂阿童木》的作者。
安政三年（1856年），身體一直不好的哥哥三之助病逝。因為福澤諭吉是次子，所以他繼承了家業(yè)，并且一度中斷在適塾的學業(yè)，回到了老家中津藩主持哥哥的后事。如不出意外，作為下級藩士的諭吉，要么就是繼承兄業(yè)，去大阪將倉管事業(yè)進行到底，要么就是連倉管都干不上，回到中津藩做個門番，也就是看門的。不管干哪樣工作，福澤諭吉都是打心眼里不愿意的。而且，一旦做了倉管或者門衛(wèi)，至今為止學到的那些知識，全都再也派不上用處了。如此一來，他將跟他爹一樣，空有滿腹學識而卑微地度過一生。
福澤諭吉不甘心就這么過上一輩子，他想在適塾里繼續(xù)他的學業(yè)。當然，周圍自然是反對聲一片，上到親戚下到朋友，無一不對這種做法而感到不靠譜，大家寫信的寫信，上門的上門，紛紛讓福澤諭吉放棄自己的想法，老老實實地繼承哥哥的家業(yè)。
就在這事兒幾乎成了定局，眼看著一代名校慶應大學從此要在歷史上消失，開創(chuàng)人福澤諭吉即將變成一名光榮的門衛(wèi)或者倉管的時候，救世主出現(xiàn)了。
一天晚上，福澤諭吉的母親將自己的兒子叫到了跟前道：“其實你很想回大阪繼續(xù)讀書的吧？”
“是的，母親大人。”
“好，那就去吧。男孩子的話，就應該要貫徹自己的志向。學費什么的，我會幫你想辦法的。”
福澤諭吉的心第一次發(fā)生了動搖。自己曾經堅信，這個世界上是不存在所謂忠孝仁義這種東西的，自然也不存在所謂的親情溫暖。但是從他哥哥到他母親，無不用實際的行動在告訴他：血，是濃于水的。
難道是我錯了？福澤諭吉不斷地問著自己。
不急，他的這種認知很快就會一個人徹底地給打破。
他的母親將福澤百助留下的所有中國古代藏書以及家中的家具之類統(tǒng)統(tǒng)變賣，總算是給他湊足了學費。而此時奧平一岐守又再度冒了出來，幫他上下通路子，搞來了一個中津藩藩屬翻譯的頭銜，主要工作是翻譯西洋造城技術書籍，好讓福澤諭吉掛名外派前去適塾進修，不然的話，藩士是不能隨隨便便離開自己家鄉(xiāng)的。
再度回到學校的福澤諭吉拼了命地開始學習，很快，他的成績就達到了全校第一。緒方洪庵對此感到非常高興，便讓他擔任了塾頭。用今天的話來講，這個職位就是班長或者年級級長。當年大村益次郎也干過這個工作，福澤諭吉是第十代塾頭，而大村益次郎是第六代。
或許是讀書過于拼命，福澤諭吉病倒了，他得了腸結核。一時間，他茶水不能進，人言不能語，每天躺在床上不知天地萬物，幾乎陷入昏迷狀態(tài)了。緒方洪庵見狀也不上課了，讓學校里的學生們自修兩天，然后親自上陣，給福澤諭吉看起病來。
經過數(shù)日苦戰(zhàn)，福澤諭吉終于被人從死亡線上給拉了回來。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迷迷糊糊地就看到自己的老師緒方洪庵在跟什么人行禮道謝，嘴里也沒閑著，一個勁兒地說：“先生，這次實在是麻煩您了，要不是您妙手回春，后果實在是不堪設想啊。”
當時他覺得很奇怪：哎？難道不是老師給我治的這個病嗎，怎么又冒出來一個先生？
接著，諭吉又聽到對方說：“緒方先生您太客氣了，不過……這種病雖說棘手，但以先生您的本領來看，卻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癥，為何這次會讓在下前來給高足治病呢？”
話說到這里，福澤諭吉基本算是知道了個大概：自己得了重病，倒下了。自己的老師請來了醫(yī)生給自己看病，現(xiàn)在病看好了，老師正在跟醫(yī)生道謝，順便付個醫(yī)藥費啥的。
不過這時候，他的疑問同時也就出來了：緒方洪庵是當時的蘭學大家，同時也是著名的醫(yī)生，為什么他不給自己看病而要去找別人？
這不是嫌麻煩不嫌麻煩的問題，而是事關老師招牌的問題。要知道，同行之間皆是冤家，你請個冤家來幫忙，只有一個原因：你自己不行。這就好像某著名炊事班長說的那句話一樣：“讓炊事班出去叫外賣？我丟不起那個人！”
難道，自己的老師其實只是名頭響亮，沒有真本事嗎？
“您也是醫(yī)生，應該明白的吧？”正當福澤諭吉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緒方洪庵開口說話了，“我下不了這個手用藥啊。”
那個醫(yī)生肅然起敬，嘆道：“不愧是緒方先生，師道中的楷模啊。”
這里可能一些人不明白，所以我做一下解釋說明。雖說同行是冤家，打死不能找來幫忙，但作為醫(yī)生，在特定的情況下，通常都會找其他醫(yī)生來看病——比如說自己的子女生病的時候。
俗話說，是藥三分毒。在給自己的小孩子看病時，醫(yī)生們往往會考慮到各種藥物的毒性從而投鼠忌器，遲遲不敢下方子，生怕手一抖多放了幾克藥，然后就斷送了自家孩子的性命�？梢恢边@么遲疑下去也不是辦法，畢竟病情不等人，你還在猶豫中，病人估計就得先送命了。所以，每當醫(yī)生的小孩子得了什么重病，往往都是讓別的醫(yī)生來看，這樣下藥診斷都不會有什么顧忌。
換句話講，緒方洪庵儼然把福澤諭吉當作了自己的孩子，為了他甚至可以無視大阪第一醫(yī)術學校適塾的招牌。因為，自己是這家伙的老師。
福澤諭吉突然覺得眼眶很濕潤。從那時起，他明白了，所謂忠孝仁義、親情溫暖，并不是虛無渺茫的東西，它們存在于每個人的心中，現(xiàn)在，自己清晰地感覺到了。他在心里立誓，如果以后我做了老師，一定要做跟緒方先生一樣的老師。
安政五年（1858年），黑船來航，那位奧平一岐守再度出場，親自來到了大阪找到了福澤諭吉，對他說：“眼下的情況你也知道，國家需要大量的蘭學人才，你也已經學得差不多了，也別繼續(xù)在這里磨蹭了，去江戶吧，開一個蘭學學校，主要招我們藩的年輕人，教他們蘭學。”
福澤諭吉想了想，表示同意。
在離開適塾的時候，緒方洪庵親自前來相送。分別時，他對自己的學生說道：“傳授蘭學本身倒不是什么苦差事，但老師這個職業(yè)，做起來可是要比為人父母更辛苦的�，F(xiàn)在你真的決定了要走這條路，那就一定要做一個將學生視若己出的老師。”
“我知道了，老師。”說完，福澤諭吉踏上了去江戶的道路。
到達目的地后，福澤諭吉發(fā)現(xiàn)學校的校址已經選好，校舍也是現(xiàn)成的——中津藩駐江戶藩邸的一部分。于是福澤諭吉就開始做起了老師，教的科目是蘭學。
老師的日子過得不錯，盡管福澤諭吉非常認真，用了十二分的精力在教他的學生們，但他總覺得自己的身上，或者說自己的教學上似乎漏了些什么。具體的東西他也說不清，僅僅是一種感覺罷了。
有一天，奧平一岐守出來對福澤諭吉說：“外國人在橫浜搞了個居住地，你是學蘭學的，要不去考察考察？”
福澤諭吉覺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便答應了。
橫浜當時算是外國人的聚集地，不但有外國的人，還有外國的商店和各種娛樂設施，非常繁華熱鬧。不過，當福澤諭吉來到橫浜街頭的時候，他傻了眼了。
因為諭吉發(fā)現(xiàn)，站在這人來人往的馬路上，自己就如同一個文盲，別人說的話他聽不懂，書店里賣的報紙雜志他也讀不明白。最可悲的是，就連店鋪門口掛的那些個招牌，他都不曉得是什么意思。
一種悲傷感頓起，他想想自己好歹學了那么多年蘭學，這么精通荷蘭語，結果跑到橫浜，自己竟然連人家店里是賣餛飩的還是賣餃子的都鬧不明白，真不知道自己那么多年的外語學了有什么用。
隨行的陪同人員是一個在外國領事館工作的日本人，看福澤諭吉一副傷心欲絕且?guī)в凶詺A向的樣子，連忙告訴他，你看不懂很正常，因為你會的是荷蘭語，而這上面寫的是英語，這兩種根本就不是一個玩意兒。
福澤諭吉一驚，忙問，他們怎么用英語？
那位在領事館打工的哥們兒說，你不知道嗎，蘭學雖說是讓我們日本學了好幾百年的西洋知識，可現(xiàn)如今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早就不如當年了。說句難聽點的話，當年在拿破侖的鐵蹄面前，荷蘭的處境還不如現(xiàn)在的日本呢。
福澤諭吉又一驚，心想，莫非現(xiàn)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是英語不成？
對方很快就肯定了他的疑問，并且還表示，現(xiàn)在說英語的幾乎都是強國，比如被譽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打開日本國門的美國，等等。而在這橫浜，幾乎住的都是能說英語的國家的人，用英語也就不足為奇了。
看著福澤諭吉若有所思的樣子，那人最后又補充道：“福澤大人，我敢打包票，在不久之后，這個世界上最流行的，一定是英語。”
我查了很多資料，都沒查到這位“預言帝”究竟姓甚名甚。不過這種對于其他國家的預見性眼光，當時很多日本人身上都具備那么一兩分，比如伊東甲子太郎也說過類似的話，在當時幕府倚靠法國、全民學法語的時候，他敏銳地指出說，米國語才是今后的主流。“米國”就是美國的日語說法。
那天，福澤諭吉回到家之后，下定決心拋棄掌握了很多年的荷蘭語改而學習英語，并且找到了當時日本的英語達人中浜萬次郎為師�？炭鄬W習了一年半載之后，他基本上達到了準達人的水平，然后被幕府給看上了。
幕府派人來問他：“你想不想去美國？”
福澤諭吉說：“我想。”
幕府來的那人說：“好，你準備準備，這就要上路了。”
萬延元年（1860年），福澤諭吉隨幕府外交團乘咸臨丸渡過了太平洋去美國考察訪問。在那次訪問中，后來日本的很多大人物都隨行其中，像勝海舟以及等下我們就會說到的小栗忠順等等。
因為絕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渡洋的經驗，所以大家都暈船了，一直在船艙里吐個不停。首先第一個倒下的是考察隊隊長木村攝津守，之后就是以副隊長自居的勝海舟。這副隊長是這人自封的，因為他是幕府的直臣。雖說小栗忠順也是直臣，而且地位要比勝海舟高很多，不過人家為人老實，從來不搞爭權奪位這種事。
看著勝海舟一副上吐下瀉的樣子，同樣也被顛得臉色蒼白的福澤諭吉斜眼瞄著對方然后說道：“明明就是一副暈船鬼的樣子，你牛逼哄哄的得意什么啊。”
為人本來就不怎么大度且一向以毒舌著稱的勝海舟當場就有一種朝著福澤諭吉嘔吐的欲望。
到了美國之后，眾人擦了擦嘴，開始了考察訪問。他們的導游是一個當?shù)厝耍贿厧麄兯奶巺⒂^一邊跟他們說起了美國的歷史，其中自然包括了美國第一代總統(tǒng)喬治•華盛頓的豐功偉績。聽著聽著，福澤諭吉突然問道：“請問，這華盛頓公的子孫現(xiàn)在情況如何了？”
導游想了想，說：“這個……我也不知道啊。”
后來，福澤諭吉回憶說，當時我就覺得很震撼。在日本，幾乎沒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孫，可是在美國，華盛頓的子孫卻幾乎沒人知道。我想這就是兩國之間的差距吧。
在訪問美國之后沒多久，福澤諭吉又想到了自己的父親福澤百助。其實福澤百助是個非常有名的漢學家，但就因為地位低出身不好，所以一直得不到重用，最終郁郁而終。最后，他得出了一個結論：封建門閥制度，是日本前進的最大障礙。
這個結論是相當精辟的。但有一點順便得說一下，華盛頓似乎是因為身體原因從而沒有自己的親生孩子，所以也就沒有自己的子孫了。
在美國訪問的時候，福澤諭吉還特地去了一趟書店，淘回來一本叫做《華英通語》的中英字典。憑著厚實的漢學基礎和英語知識，他愣是將其整編改訂成了一本《增訂華英通語》，之后出版發(fā)行，這是他出的第一本書。
回國之后，福田諭吉繼續(xù)在江戶打理學校，將原本“以荷蘭語為第一外語”的教學方針徹底作了修改，變成了大家一起學英語。同時，他也出任了類似于幕府官方翻譯的職務，幫助整理各種荷蘭語和英語的材料。
文久二年（1862年），福澤諭吉再奉幕府之命跟隊去了歐洲考察。這一次比上次去美國，他在時間和金錢方面都要寬裕了不少，因此他能夠好好地觀察西洋列強的國度。
結果是非常震驚的，按照福澤諭吉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如果看書，看一輩子都不明白，可現(xiàn)在身在歐洲，一下子全都能感受到了。這其中包括了歐洲的醫(yī)院、銀行、征兵制度、選舉制度和郵政制度等等。
這次訪問帶給福澤諭吉的唯一感受就是，必須要在日本普及西洋學說，倒不是說要讓大家人人學英語，個個考四級，但也絕對不是像以前那樣，會幾句外語，知道外國有火車瓦斯燈的就算是蘭學家，而是要讓全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從原來的那些封建等級意識、儒家等級思想中脫離出來，變換成西洋的思維方式。換句話說，福澤諭吉要引進的，不是西洋的堅船利炮，而是洋人的制度、洋人的生活思維方式。其實這也就是之前榎本武揚對土方歲三說過的，只不過榎本武揚是自己明白，而福澤諭吉是想讓所有人都明白。
這是一種在日本非常重要的思想的雛形，后來被叫作“脫亞入歐”，我們之后會說。
慶應二年（1866年），福澤諭吉出版了《西洋事情》的第一部共計三冊，之后的幾年里他又分別出了番外篇三冊和第二部二冊。
這套書對于日本來講，有著跨時代的意義。
在此之前，日本人如果想要系統(tǒng)地了解外國的事情，除了一些零星散碎的書刊文章，主要是依靠我們中國的魏源寫的那本《海國圖志》，之前也講過，這書當時在日本賣地脫了銷。但很快，日本人發(fā)現(xiàn)，這玩意兒漸漸地就變得不那么好用了。
原因很簡單。第一，魏源并沒有去過外國，他的書純粹就是初級入門級別的科普類讀物，并且也是根據林則徐的《四洲志》加工而成。而林大人的那本東西，則完全就是道聽途說得來的，林大人自己組成了個翻譯小組——類似于我們今天看動畫片的字幕組，然后弄來了國外的書籍和報紙匯編而成。要說這本書的真實性和實用性，肯定不如親自踏上外國考察之后再寫出來的東西強。第二，《海國圖志》成書于公元1842年，二十多年來，世界變化日新月異，而書的內容是一成不變的。如果要想了解最新最真的外國行情，要想拿著這本《海國圖志》來個以不變應萬變是不可能的。
就在這種老經典拿在手上舍不得丟可又已經沒有多大實用價值的關鍵時刻，《西洋事情》橫空上市了。這本書，從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科技等方面入手，逐一詳細介紹了西洋的各個方面的知識。
值得一提的是，福澤諭吉在書中并非一味地只是介紹說明，還經常會夾雜一些自己對于西方文明以及今后如何建設日本的看法。比如在第一部里，他就提出了自己原創(chuàng)的“文明政治的六個條件”，也就是說，只要達成這六條，便是文明國家。它們分別是：
1.對于自由的尊重。
2.宗教自由。
3.科學技術的導入。
4.學校教育的擴大。
5.法治主義。
6.國民福利的充實。
順便一說，這“自由”二字，原來日本是從中國進口過來的。這個詞在兩國的意思都一樣，指的是“隨便，想干啥就干啥”的意思，帶有“自由放任”的意味。在這里，福澤諭吉則根據英語的“liberty”賦予了它新的含義：人類在自己所擁有的領域，自主追求自己設定目標的權利。
這后者，最終在清末民初時又被我們中國人給引進回了中國。如果你今后說到人身自由、信仰自由之類的詞匯的時候，請自行起立，懷念一下我們敬愛的福澤諭吉老爺爺。當然，如果你不愿意想他也可以，那就想想一萬日元如何？
《西洋事情》上市之后，立刻遭到了人們的瘋狂搶購。一時間日本洛陽紙貴，短短幾個月就銷售了三十四萬冊，比當年的《海國圖志》更厲害。當時在那些自詡蘭學者或者是開明愛國人士中，據說最流行的街頭問候是：
“今天，你看《西洋事情》了嗎？”
“哇，到現(xiàn)在你都沒看過《西洋事情》啊，你out了！”
在這里，我們不得不說，這要換了幾年前，估計福澤諭吉的書還沒賣出去，人就被尊攘派給天誅了。現(xiàn)如今，好在有了新選組，把搞天誅的人給反天誅了，從而為宣傳西洋知識掃清了道路。
《西洋事情》的叫好又叫座，著實讓福澤諭吉賺了一大筆錢。但他卻并未因此而發(fā)財，原因是這筆錢都被用在了那所蘭學塾的幾個貧困學生身上了。
似乎每個學校都會有幾個這種學生，福澤諭吉的學校自然也不例外。對于這類學生，福澤諭吉往往是不但免除其學費，甚至在生活上面也給予經濟援助。這樣一來，他的錢常常就不夠用了，于是他便自己去接來自于幕府或者民間的各種翻譯資料，以此賺取一點翻譯費。
后來有的學生看不下去了，對他說：“老師，這個資料我們來翻譯吧，您就別受累了。”
福澤諭吉正色道：“你們來學校是學習的，而不是為老師賺錢的。”
多年以來，離開適塾之時緒方洪庵對他說的話，他一直都記在心里。
雖說福澤諭吉這個人的很多思想和很多行為，我個人都是不贊同的，但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偉大的老師，也是一個真正配得上“老師”這個稱號的人。
之后，福澤諭吉又去了香港、新加坡、巴黎和倫敦等歐亞各國公干。在游歷和考察中，他敏銳地察覺到，隨著幕府和倒幕勢力矛盾的日益激化，戰(zhàn)爭幾乎就在眼前，不管最終是誰贏，對于日本來講，這既是一場劫難，也是一次新生，而新生的國家最需要的，就是人才。
所以他決定在這次回國之后，盡量地減少參與幕府的政治外交活動，一心辦好學校。
慶應四年（1868年）四月，蘭學塾被改名為慶應義塾。后來這所學校又改了名，這就是今天的日本慶應大學。
這個時候，戊辰戰(zhàn)爭已經爆發(fā)，而四、五月份又正是彰義隊在江戶鬧騰得最歡的時刻。經常是課堂里的課上著上著，外面就開始了打槍開炮殺人放火，漸漸地就弄得人心惶惶，學生們生怕哪天好好地坐課堂里上課，突然這屋頂就被人給轟塌了。
一天，在上完課之后，福澤諭吉卻并沒有馬上離去，而是繼續(xù)站在了講臺前，示意大家也等一下回家，自己有話要說。
清了清嗓子之后，他開口道：“你們知道嗎？從前法國皇帝拿破侖吞并歐洲各國的時候，荷蘭的形勢一度岌岌可危，如風中殘燭一般，不但本國領土不保，就連在海外的殖民地都幾乎被人給占了個一干二凈。當年風光無比的荷蘭帝國，一度連容他們升一桿國旗的地方都沒了。然而，就算是這樣，這個世界上照常會有一個地方，每天升起一面荷蘭的國旗，那就是我們日本的出島。不管拿破侖的鐵蹄如何厲害，出島的荷蘭國旗永遠飄揚不落。”
當時，學生們并不知道他說這段話是什么意思。
“現(xiàn)在，我也知道，外面亂得很，天天都會發(fā)生這樣那樣的事情，但我還是想說，希望你們能夠堅持下來。因為只要有我們這個學校的存在，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的路沒有被截斷。不管外面發(fā)生什么騷亂變動，這個國家的西學命脈絕都不會斷。因為，我們就是日本西洋學的出島！”
說完，福澤諭吉平靜地宣布下課，然后緩步走出教室。
從此，就算外面炮火連天，慶應義塾里卻不會出現(xiàn)一個因此不來上課的學生。
戰(zhàn)爭結束之后，福澤諭吉的生活也沒什么太大的改變，他還是繼續(xù)當他的老師，教書育人，順便再寫兩本著作。
明治九年（187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福澤諭吉的《薦學》第十七部，也是最終篇正式出版發(fā)行。
這本書，他從慶應四年（1868年）就開始寫了，這一寫就是近十年。在第一部的開頭，福澤諭吉寫道：萬物由天生，人類亦如此。然則天從未有生過天生的人上人，也從未生過天生的人下人，既然都由天生，那么萬物都是平等的。
這種輕快的語調，以及淺顯易懂、深入人心的道理，很快就受到了廣大日本人的歡迎。這套書的銷售量，一下子就飆升到了二十萬冊，同時也有很多被當時的中小學選入了教材。算上盜版的話，基本上一百個日本人里就有一個人擁有一本《薦學》。
在該書中，福澤諭吉闡述了人民大眾應該獨立、自主、解放、自由、平等的主張，并對于一些持續(xù)了很久且依然在日本很有市場的封建陋習進行了深刻的批判。盡管書里言辭尖銳，但關于書名，他卻并不打算用什么很強勢的詞語。因為在他看來，教育雖說不是什么放任自由的事情，但也談不上強制，為教育者，只能對受教育者進行諄諄教誨。所以，為了表明他是推薦和勸說別人去學習、接受自己看法的這種觀點，這本書的名字最終被定為《薦學》。
因為篇幅問題，所以我們實在沒可能把這十七本書一本本講下來，所以就挑其中的一些主要的簡單說一說吧。
貫穿這部書全篇的，除了平等之外，還有一個詞，那就是獨立。
福澤諭吉這一輩子，把獨立看得很重。不管是國家的獨立還是作為國民的個人獨立，他都覺得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比如在書中，他就明確指出，一個人只有獨立了，才有可能去修身、治家、平天下。而作為一個國家來說，如果它的國民們個個都能獨立，那么這個國家必定是獨立富強的。
在學問這個話題中，盡管福澤諭吉依然有著自己的看法，但還是沒有脫離“獨立”二字，比如在提到做學問的目的的時候，他就明確表示，做學問的目的不是為了讓自己成為知識分子，而是學到知識，促使國家的獨立。只有這樣，學問才能發(fā)揮自己真正的作用。而對于維新之初日本出現(xiàn)的一些盲目全盤西化的風氣以及趨勢的做法，福澤諭吉也指出，學習西方絕對不能是一味地單純模仿，而是要能夠在他們的基礎上進行獨立創(chuàng)新，這樣于國于民才有好處。
這套書存在的一個最大的意義，應該說就是“開民智”。一大批看了《薦學》的日本人記住了“自由”、“民權”等詞匯。同時之前我們也說過，他的文章進了小學的課本，所以也給廣大的日本青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幫人帶著這樣的印象，走出了校門，走出了社會并且以此來改造社會，改造制度。
差不多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明治政府決定立憲，讓自己成為和列強一樣的憲政帝國。
對此，福澤諭吉在明治十二年（1879年）的時候專門再出了一本新書《民情一新》，主要是說日本今后政治應該走向哪個方向的。在書中，福澤表示，日本應該向外國學習，在平穩(wěn)的過渡中，漸漸地把政權交給民間的政黨。其中，他又特別提到了英國的兩黨輪流執(zhí)政，并且表示，這應該是日本憲政學習的對象，由兩個黨互相交替，給民眾有選擇的空間。
現(xiàn)在看看日本的自民黨和民主黨，再想想福澤喻吉的這話，就會覺得這家伙真有先見之明。
但先見之明歸先見之明，盡管福澤諭吉和他的眾學生們?yōu)榱俗屆髦握邮茏约旱南敕ǘM盡精力，但最終卻依然以失敗而告終。
當時的日本政府希望以一種相對集權而非自由的方式來強化統(tǒng)治國家，同時，天皇的位置也一定不能像英國皇帝那樣只有其名而無其實，所以對于福澤諭吉等人的意見，自然不可能采納了。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日本頒布了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這是一部開頭就明確表示，天皇是神而不是人，將其完全置于三權之頂。
可以說，這個憲法和福澤諭吉的觀點基本相悖。
要是在往常，估計這家伙即便是考慮到天皇這一層因素而不出來罵大街，可那也至少得在某個陰暗的角落恨恨地毒舌幾句。但這次卻啥也沒發(fā)生，福澤諭吉對于憲法之事幾乎沒有什么表態(tài)，因為他在這十來年里很忙，非常忙。他主要在忙兩個方面：第一是關心朝鮮動態(tài)，第二是繼續(xù)辦學校。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朝鮮面臨著與中國、日本一樣的問題，既有國內本身的各種動亂，也有國外勢力的不斷入侵。
對此，中日兩國的解決辦法都是通過改革來解決內外雙方的矛盾，中國以洋務運動取得了被譽為同治中興的成績，而日本更是通過明治維新，在幾十年后成為了列強的一員。雖說洋務運動確實是因甲午中日戰(zhàn)爭而宣告全面失敗，但其給中國帶來的有益影響和本身的價值卻是無法否認的。
而另一方面，朝鮮在面臨內憂外患的時候，選擇的依然是之前那一成不變的保守和頑固政策，既不愿意和列強做過深的交往，也不愿意向他們學習長處以改善自己。同時，對于國內的各種反對聲音，朝鮮政府也是一再以簡單粗暴的方法加以鎮(zhèn)壓。
雖然當時朝鮮國內也有相當開明的要求開國的明白人，但問題是，這幫孩子手頭上沒有實權，除了跑大街上喊幾聲口號之外別無他法，其最終下場無非是要么不再喊，要么政府讓你再也喊不了，幾乎沒有第三條。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朝鮮人開始將目光投向了日本。因為比起中國，日本的處境和朝鮮更為相似，畢竟大家都是蕞爾小國，畢竟大家的資源都不怎么豐富。但日本依靠維新變法，國力竟然不斷增加。這幫人覺得，如果朝鮮想要有出路，那唯一的辦法就是以日本為藍本，對國家實行強制化改革，打倒保守派。
問題是保守派沒那么好打倒，他們需要幫助，最好是需要日本人的幫助，比如給點武器給點錢什么的。
對此，很多日本人都表示贊成，這其中就有福澤諭吉。他不僅撰文表示日本作為東亞的一員，有責任也有義務幫助朝鮮走上富強的道路，同時還和朝鮮方面的一些反政府的開明人士來往頻繁，比如被譽為朝鮮開明派的代表人物金玉均。
明治十四年（1881年）三月六日，福澤諭吉和金玉均會面，共商大事。在會見時，金玉均表示，他想拜托福澤老師為朝鮮的強國之路而出一把力，福澤諭吉點頭同意。
明治十五年（1885年）七月二十三日，福澤諭吉從橫浜正金銀行弄來了17萬日元，交到了金玉均手里，作為他的“活動經費”。這筆錢后來主要是用在了開辦朝鮮歷史上第一份報紙——《漢城旬報》上。
此外，日本各界人士也紛紛資助金玉均，第一代外交大臣井上馨就一次性拿出了300萬元，說是讓他“自由使用”。前面提到的那位后藤象二郎則更加不靠譜，他打算直接從法國領事館借幾艘被淘汰但還能開的軍艦送到朝鮮，并幫助開明派們訓練士兵。不過，這個看起來和聽起來都很“二”的建議，最終在伊藤博文的拼死反對下沒有得以實施。
明治十七年（1884年）十一月，一切準備妥當后，金玉均終于發(fā)難，他在朝鮮郵政局開業(yè)典禮的宴會上帶人襲擊出席的朝鮮重臣，并且還讓人在王宮放火.同時，駐朝日軍也適時出動，占領各處要害關卡以及宮殿，政變基本成功。
之后，金玉均他們以明治維新為樣板，宣布朝鮮也實行維新，提出了庶民平等、廢除門閥、以才擇人、以人擇官等口號，順便還向天下昭告，表示朝鮮這輩子就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再也不是誰的小弟了。所以，他們連千百年來一直向隔壁的中華帝國納貢的那一套，也一并丟垃圾桶里了。
于是，中華帝國就怒了。雖說當時清王朝確實是被列強欺負得挺慘這沒錯，可也不帶這么欺負人的，日本也就罷了，居然連跟了自己一千多年的忠實小弟朝鮮也跟著反了，這讓我們中華帝國以后還怎么在江湖上混��？
再加上此時，朝鮮還群沒被殺光的守舊派們也向清廷發(fā)出了求援信號，請求他們武裝干涉一下，消滅金玉均那幫亂臣賊子。
當年12月初，清國出兵朝鮮半島，領兵大將正是袁世凱。
袁世凱其實真的很能打，短短數(shù)日，剛剛變了天不久的朝鮮再度生變——日軍被逐一清除，開明派死的死、逃的逃，領軍人物金玉均也被迫流亡日本，而守舊派則又重新執(zhí)掌了朝政。順便一說，金玉均雖說逃得了一時，但終究沒能逃一世，十年后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他被朝鮮守舊當權派派出去的刺客暗殺在了上海，終年43歲。
另一方面，明治政府雖說肯定對政變的結果表示不爽，可也不打算在這個時候跟清廷開戰(zhàn)，所以雙方坐下來談了一把，最終簽訂了《中日天津條約》，互相約定撤軍。不過若是朝鮮有個萬一，日本有權在收到朝方正式求助之后出兵的權利。
這紙條約，等于是為十年后的那場甲午戰(zhàn)爭埋下了伏筆。
而那場被稱為“甲申政變”的政變失敗之后，日本朝野震動很大。尤其是福澤諭吉，他撰文稱，在西洋文明如同麻疹一般四處蔓延的當今時代，日本何其不幸，居然攤上了中國和朝鮮這兩個拼命阻擋文明開化的“惡友”，若是再跟這幫家伙們繼續(xù)交往下去，估計西方列強都會把日本看做中、朝兩國一樣頑固不化的國家。所以，為了國家的前途著想，日本應該脫離和中國以及朝鮮的關系。不過，日本也不能就此將他們拋棄不管，應該要在適時的時候，拉這倆倒霉孩子一把，幫助他們走上文明開化的道路。
不過，幫歸幫，但從此以后，日本的國家定位則必須要跟西方列強保持一致。換言之，別把自己當亞洲國家，得當作是歐洲的。
這就是那個著名的“脫亞入歐”論的大概要領。
因為本文主要說的是偉大的老師福澤，而非精明的政治家福澤，所以對這玩意兒我在此不過多評論。就說一點，雖說我確實不喜歡他這種跑人家家里幫助人家致富的行為，但作為政治家，一個日本的政治家，福澤諭吉首先要考慮的自然是日本的“利益”，幫助鄰國鬧革命，說白了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其他國家獲取最大的外交和貿易優(yōu)惠而已。那年頭，無論哪個國家?guī)缀醵际沁@么干的，你真要說下流無恥，那也只能是全帝國主義的下流無恥，別老拿一個手指頭指著日本或是福澤諭吉說事兒。要知道，袁世凱奉命征討朝鮮也不是為了中朝兩國人民友誼的萬古長青，清政府只是不愿意把好不容易跟了自己千把年的小弟給弄丟了而已。畢竟誰都明白，朝鮮一旦有失，那泱泱中華的東北門戶可就豁然大開了啊。
甲申政變失敗之后，福澤諭吉雖說在日清戰(zhàn)爭——也就是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候，有過一小下的關注，順便還捐了一點錢，但除此之外，便基本上再也不管這類的破事兒，而是一心投入到了教育工作之中。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慶應義塾規(guī)約》制定，這是慶應大學第一部校規(guī)。
第二年，福澤諭吉在慶應大設置了文學、理財和法律三個專業(yè)。
之后，他又設立了傳染病研究所，并聘請了日本當時最著名的醫(yī)學家北里柴三郎來擔任所長。同時，福澤諭吉還將家鄉(xiāng)中津的名勝競秀峰給買了下來，用于保護其周邊的生態(tài)環(huán)境。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五月，在福澤校長的主導下，慶應大學實行了學制改革，從原本的一所大學，變成了既有小學也有中學的一貫制學校，并且還增加了政治專業(yè)。
九月二十六日，正在琢磨著接下來該干些什么的福澤諭吉突然倒地不起。幸得搶救及時，他好歹留了一條性命。
他倒地的原因，是突發(fā)性腦溢血，腦溢血的原因，則是操勞過度。
操勞指的是兩方面。一方面是大腦方面，剛才已經提過，做各種各樣的改革是很費腦子的一件事。另一方面，則是體力上的勞損。
常人或許根本很難想象，這個被譽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家伙，同時也是個居合切的高手。居合切就是拔刀術，福澤諭吉每天都要練習劍道，通常一天拔刀一千次。
這種過度的練習直接影響到了他的身體健康，雖然在腦溢血之后，經過醫(yī)生苦勸后他稍微有了收斂，但病根子終究還是留下了。
兩年后（1900年）的八月，他再度因腦溢血復發(fā)而倒地，然后再次被搶救了過來。這次醒來之后，福澤諭吉明白，自己時日已經不多了。于是在病床上，他完成了自己最后的著作——《修身要領》。
這部著作總共有二十九條話，核心內容是獨立自尊。身心完全獨立，尊重自己，不侮辱他人，這便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尊；只有個人獨立了，才會有家庭的獨立，家庭的獨立之后，才能有全國國民的獨立；唯有全國國民有了充分的獨立自尊，那么這個國家才能被稱之為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以上，便是《修身要領》的主要內容。
這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拖著病體的福澤諭吉帶著自己的學生，通宵舉行了日本史上第一次迎接20世紀的新世紀派對。
這不是為了熱鬧和好玩，而是因為在當時的日本，雖然學習西方導入了新歷法，也就是陽歷，可在年號的計算上，大多數(shù)日本人還是習慣用明治XX年或是皇紀XX年（即從神武天皇登位算起的年號）來計時。為了能夠更好地普及西方的歷法和公元年度計算法，他才特地舉辦了這么一場活動。
三個多星期后的一月二十五日，福澤諭吉腦溢血復發(fā)。這次，他再也沒有起來。
二月三日晚上10點50分，一代教育家與世長辭，享年66歲。
二月七日，平日里為個雞毛蒜皮之類的破事兒都能打起來的日本眾議院，破天荒地全場一致通過決議：在全國范圍內，為福澤諭吉表示哀悼。
二月八日，福澤諭吉舉行了葬禮。
本來以他的功績，在日本實行國葬絕對沒有問題。事實上，當時也已經有人在這么提議了。但是，他最終葬禮的規(guī)格，卻只是僅限于家人和學生范圍的“塾葬”。
沒有人覺得有任何地方的不妥，也沒有人認為這是降低了福澤諭吉的身份。
因為，他是一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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